砍下芦苇后，一捆一捆地堆起来，等着包工头来验收，价格为1.2元/捆。
芦苇收割后，地上的芦苇梗锋利得可以把鞋子扎穿。
编者按
每年秋冬，来自湘西、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的砍苇工，像候鸟一样涌入洞庭湖边的芦苇地。为拿一点工钱回家过年，他们在空旷的芦苇地里搭起帐篷，开始为期三个月左右的砍苇生活。他们睡的、用的，连上厕所的茅坑，都是用芦苇搭建。他们沉默、卖力，目标简单而明确。从芦苇丛到芦苇棚，从睡觉的帐篷到吃饭的帐篷，就是他们近100天的生活圈地。没有电，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间重复着闭塞而单一的劳作。下雨的时候，围着火炉聊天，听一首从村里的晚会上录下来的山歌，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乐趣。
他们说不出梦想，只有继续砍芦苇挣点工钱的毅力;他们不知道未来，正在试用的芦苇收割机已经悄悄将它的齿轮咬向了这片湖洲。人均每天砍1.5亩，一台机器可以达到800亩。过不了多久，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们“来洞庭湖砍芦苇吧”。很可能，他们是维持原始作业的最后一代劳动者。
在工业化转型和变革中的农村普通青年，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可以去往何方?
17岁的石正辉想用三个月的工钱，买“天龙八部”的游戏币;他的父亲，则要用这笔钱供女儿读完中专;而他的大嫂，只想给未来的媳妇买一套银饰，她需要砍十年芦苇。
石正辉是凤凰县柳薄乡拖排村过来的近百个砍苇工里的一个，这个苗族小伙和他的家人，只是近期远离家乡、涌进岳阳的1万余砍苇工、几千户人家里，异常普通的一家人。他们将芦苇棚搭在君山区芦苇场里。一望无际的芦苇地，在洞庭湖大桥下浩浩荡荡地展开，1千余砍苇工在这里安营扎寨，寄居在芦苇花絮里。12月中旬，本报《都市周末》记者来到这里，走进他们的生活。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刘桂林
石正辉的砍苇生活
又一次，石正辉提前回来了。“砍不动了，好累啊!”
天色渐暗。收割过的芦苇地里，大风正空洞地吹。石正辉沿着一捆捆扎好的芦苇走回来。小心地踩过留在地上的苇梗，他的身后，一大片等待收割的芦苇将头垂向一边，像一面面旌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
又一次，石正辉提前回来了。“砍不动了，好累啊!”芦苇地里，他的父亲、两个堂哥和两个堂嫂，还在就着最后一点光埋头苦干。
掀开棚布，帐篷里漆黑一片。这个17岁的小伙，支起一根蜡烛，“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炭火炉、没洗的菜锅、两只半满的水桶、一捆芦苇搭成的“长凳”、几个破损的碗、一堆粘着土的白萝卜……棚里的每一样物件借着微弱的光线显露出来。石正辉用手把饭锅里没有刮干净的饭粒抓出来，弯腰在桶里舀了半勺水，冲了冲，把米放进去，生起炭炉，把锅放在上面。拎起地上的一把青菜，开始挑菜叶。
天色完全暗下来。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肆虐的寒风把棚布吹得哗哗作响。他把手靠在炉边搓一搓，从小小的布洞里张望出去。
父亲和哥哥们还没有回来。
又一天结束了。石大伯沉默地吐着烟圈，累得不想说一句话
石大伯放下镰刀，一屁股坐在芦苇上，用沾满泥土的手挡着从布洞吹进来的风，费力地点一根白沙烟。石正辉伸出手，帮父亲挡风。
又一天结束了。石大伯沉默地吐着烟圈，累得不想说一句话。
饭只做了一半，回到棚里的大嫂接过石正辉手里的活。大哥用最后的一点水洗了洗油腻的碗筷，找出手电筒，担起水桶去河边挑水。帐篷外面100米，就是长江。白天的时候采砂船成群结队地驶过，夜晚归于寂静。
二嫂走到旁边的芦苇棚里，掀起撕开一个口子的棚布，借着隔壁帐篷的光，整理床铺。六床被子，凌乱地排开，下面铺着芦苇。用手摸摸，很硬，被子有点濡濡的潮湿。她脱下满是泥土的套鞋，换了一双黄布鞋。
从睡觉的芦苇棚到吃饭的芦苇棚，就是50天里这家人的生活营地。他们说不清自己砍的芦苇将送往哪里，有什么用。起早摸黑卖力地砍，是因为可以拿点工钱回家过年。
晚餐，6个人就着炭炉子吃，吃得很香，很满足。他们并不觉得有浓重的煤炭味呛得人难以呼吸。
石正辉的最高记录是一天砍120捆，“今天才几十捆。”
已经过去的50天不是很长，但石正辉已经早就厌倦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着父亲来砍芦苇。
他还记得第一天来这里的情景：他跟着父亲、哥哥和嫂子上了一辆大巴，同车的，还有村里其他50多个人。他听父亲估算，全村500多人，有近100人要来湖区砍芦苇。车在公路上颠簸了近8个小时，下车时已经是晚上7点，黑乎乎的看不清楚，只听见风在耳边呼呼地吹。
下车后，大家各自选地方扎帐篷。父亲决定一家6人扎一个帐篷。他已经连续5年来这片地里砍芦苇，很有经验，打开手电筒，5个成员在他的带领下开始砍芦苇、支棚、铺床。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石正辉觉得很新奇。他学着父亲砍了很多芦苇，编成结似的“柱子”和“横梁”，摊开一张长长的尼龙布支起帐篷，为了防止布被吹走，还得在外面压十几捆芦苇。
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帐篷才初具雏形。石正辉走出来，被眼前漫天彻地的芦苇惊呆了。“比我高出两三倍，除了芦苇，什么都看不见!”石正辉觉得有点意外，也有点开心。“或许，这会是我喜欢干的事情。”他这样想。
两天后，帐篷才完全盖好，芦苇床、芦苇凳、锅碗器具都编结、摆放齐全。包工头划定区域后，一家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砍苇生活。
头几天，石正辉很卖力，看着60岁的父亲一天砍50多捆，他决定要砍得更多。50天里，他最高的记录是一天砍120捆。“一两个星期下来，就不想砍了，昨天算多的，108捆，今天才几十捆。”
末代砍苇工的“寄居”生活与“中国梦”
狂风呼啸，石正辉沿着收割后空旷的芦苇场走回来。远处的芦苇丛里，他的父亲、哥哥和嫂子趁着最后一点光线还在努力地砍着。
石正辉拿过记者的手机想登录QQ，发现账号、密码都忘了。二嫂在旁边凑过来看，央求打一个电话给她的母亲。
石正辉的大嫂想跟着手机里的山歌唱，但当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害羞地捂住了脸。
为什么砍芦苇?乡村和家族……
姐姐还在读中专，母亲留在家里守着地、两头牛和三头猪
不想砍的时候，石正辉就提前回来准备饭菜。什么时候学会了做饭?他完全没有印象。“可能是五六岁吧。”有时候看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不会做饭，他会在电视机前狠狠地嘲笑一番，“十几二十岁了，还不会做饭，谁会娶她们做老婆?”
他们来到这里砍芦苇，只有母亲留在家乡，照看田地、两头牛和三头猪。祖祖辈辈都靠这一亩三分地活着，不能让它荒了。领了工钱回家过年的丈夫和孩子，还等着杀一头猪做成腊肉以示犒劳。石正辉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们都在长沙做工，姐姐今年19岁，还在读书。“她考上了高中啊。没钱去读呗，就读了一个中专。”
回忆自己的过去，石正辉老是摆手：“都忘了。”他只记得，三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后面又陆陆续续读了两三年书，“实在读不下去。”除了在家游手好闲地过日子，他偶尔也想着出来挣挣钱。15岁的时候，到长沙做过两年工，食品纸箱、门框，各种临时工，他都干过。但每次都挨不长久，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累，没意思。去年，他回到家乡。农事父母会干，石正辉无事可做，偶尔跟一帮朋友坐车去吉首玩。有一次，在吉首的大街上，他遇见一个女孩。
“她很漂亮。朋友们说如果你要到了她的电话，我们就给你100块钱。”石正辉真的跑上去要电话，女孩告诉了他。他拿着朋友给的100块钱请大家吃烧烤，总共花去300块，“我还倒贴了200块呢!”
大嫂想买一套银饰给未来的儿媳妇，她需要砍十年芦苇
这个16岁的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这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没过多久，石正辉就被父亲拉到了这里。想起女孩的时候，他盘算着，再过两年结婚。
结婚前有什么打算?石正辉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呗!”明年，他不想再来砍芦苇了。结婚需要钱，怎么办?他摇摇头，满目迷茫，“做什么都累啊!”断断续续读的那些书，他也忘了，很多字都不会写了，自己的名字，也要想很久，他觉得，找工作，只要能说就行，不用写那么多字。
石大伯吧嗒吧嗒抽着烟：“我也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今年是逼他过来的。”除去砍芦苇，其他的月份，石大伯和妻子一起在家种田，有时也会做做烤烟。女儿明年中专毕业，交完最后一年的学费，他也将结束砍芦苇的生涯。
石正辉的大嫂不这么想。她和丈夫也是第一年跟着石大伯来砍芦苇，她觉得辛苦，但还算“能挣到一点钱”，她决定以后每年都来。在芦苇地，大家喜欢喊她“打妹”，作为女人，她算有些力气，每天能砍50多捆，按1.2元/捆计算，一天能得到60块钱，三个月下来，差不多可以领到5000块钱回家过年。过年的时候家乡有赶集。她想去集市上买一件新衣服，“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可以穿。”她还想买一套苗族的银饰，送给未来的儿媳妇。
打妹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17岁，儿子刚满15岁，都还在读书。她回想起自己结婚的时候，婆婆也送了她一套银饰，银灿灿的非常漂亮，她一直好好存着，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穿戴。一套这样的银饰大概要4万块钱，“我得来这砍十年芦苇，儿子差不多25岁的时候，我就让他讨老婆。”
芦苇地里的乐趣和“梦想”
下雨的时候，听从村里晚会上录下来的山歌是他们唯一的乐趣
第二天，天还没亮，芦苇棚里就燃起了蜡烛。他们起来烧水做饭，吃完之后，把剩下的装进保温盒，带到芦苇地里中午接着吃。
等两位嫂子做好了饭，石正辉才起床。漱漱口，他捧起碗大口吃起来。下起了雨。石大伯有点犯愁，“老是下雨，砍得少，就没钱。”石正辉却很高兴，他又可以不用去砍芦苇了。
一家人来到50米外的另一个帐篷，和另一户人家围坐在炭火前聊天。棚里的结构和摆设跟石家几乎一模一样，大锅摆在入口处，里面是一锅炒好的干萝卜。因为下雨，地上的湿泥里到处积着水。一捆“芦苇柱”上，横绑着一只透明的塑料水壶，两只小鲶鱼在里面扑腾扑腾地游。棚户的主人听不懂普通话，用家乡话艰难地比划着说，养在这里好玩好看，等过年的时候它们长大了，带回村里去。
主人姓张，35岁，来这里砍芦苇已是第十个年头。今年，他包下了棚里所有做饭、挑水等日常工作，不砍芦苇了，包工头给他算每天110块钱。现在，手头上的活暂时告一段落，他在两块砖上坐下，往火炉边挪了挪，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小小的手机。
这是这一片区域唯一的一部手机。清脆的女声传出来，绕着脏兮兮的篷布和破旧的火炉，在一旁讨论耳环的几个女人也安静下来，细细听这首来自家乡的山歌。有几次，打妹想跟着唱，但始终不好意思，用手捂着脸笑：“这是他在我们的一个晚会上录下来的……很难唱，我不会唱。”
下雨的时候，听这首歌成为他们唯一的乐趣。
他50天没有洗头洗澡，50天没有走出这片大到让人恐惧的芦苇地
九点四十分，雨停了。石大伯拿起镰刀，吆喝着众人动身。他们踩着坑坑洼洼、收割后只剩满地芦苇梗的泥地，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拎着饭盒和水壶，走向远处的芦苇地。不一会儿，就将自己埋藏在浩瀚的芦苇丛中。又一天的生活，在重复。
石正辉还是没有来。“下了雨芦苇杆湿漉漉的，不好砍。”他说服自己，留在棚里烤火。
头一天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央求我们载他去长沙，理由是在这里太辛苦，荒无人烟，除了芦苇，什么都没有。他已经50天没有洗头洗澡，50天没有走出这片大到让人恐惧的芦苇地。现在，他说，还是不去长沙了吧。他不记得哥哥们的电话和住址，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去了长沙要做什么。
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几乎忘了写的大小伙，除了砍芦苇，还有更多别的什么事情可干?或许，他还可以做食品箱子、做门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说，太累了，不想干了，他将再一次逃离，再一次把自己狭窄的生存之路贴上封条。
说到梦想，石正辉茫然失措。一个多月后，领到这份工钱，他想回去买个小礼物送给女朋友，其余的，全部用来买“天龙八部”的游戏币。他还有一个QQ，是一次赶集的时候在镇上的网吧学会上网的，但很久不用，他已经忘了账号和密码。
68岁的沈德座结束一天的劳作后，把镰刀插在腰上，面对着还未收割的芦苇丛抽了一根烟。
石正辉的大哥独自走在长江边上去挑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全部依靠这条无数采砂船经过的江。
这是我们整个采访中看到的最温馨的画面。来自湘西土家族的老太太听不懂普通话，对着镜头摆手笑。她正在炒一锅笋子，再送到芦苇地里给家人吃。远离家乡的砍苇工，在艰苦的劳作中，依然有这种“家”的感觉，格外让人动容。
停雨后，石正辉的二哥走到芦苇地里，二话不说开始砍起来。
下雨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个帐篷里烤火、聊天，听一首从村子里的晚会上录下来的山歌。
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洗头，他把湿漉漉的头发靠在炉火上烘干。
他们在收割后的芦苇地里搭起芦苇棚，一个睡觉的帐篷，一个做饭的帐篷，对面是一个用芦苇做的小小的茅坑。
庞大群体的方向
每年秋冬，1万余砍苇工像候鸟一样涌入岳阳东洞庭湖，安营扎寨
像石正辉这样的青年，芦苇场有很多。整个岳阳一共有5家公司管理不同的芦苇场。管辖范围最大的是湖南洞庭苇业有限公司，年收割量为12万吨。石正辉一家所在的君山区芦苇场年收割量3万吨。5家公司年收割总量约为25万吨，据统计，砍苇工人均一年砍芦苇25吨左右，这样算来，岳阳共有1万余人收割芦苇。他们大都来自湘西、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每年11月到次年1月，这1万多人成群结队涌入这片湖区，像候鸟一样迁徙至此，安营扎寨，把自己的身影埋藏在浩瀚的芦苇中。趁着有几分力气，他们来砍芦苇，毕竟种田只够自己吃，没有收入。三个月的辛苦劳作，可以供一个孩子读书，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未来的全部希望。
他们不像当地的农民，尚有捕鱼、外出务工等其他选择，会放弃砍芦苇这样艰苦、回报低廉的劳动。在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偏远山区，人们除了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别的希望。即使去城市里务工，依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这些连名字都忘了写的人，已经丧失了把自己投身更加纷繁复杂的城市人群的勇气。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比芦苇场更浩瀚的信息世界，会将人淹没。当石正辉心血来潮决定只身前来长沙，仅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就推翻了自己刚刚燃起来的半点决心。他和这1万人里无数的青年一样，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儿。
他的父辈们经历着常年的贫瘠，从更早的父辈那里传承着勤劳和坚毅，虽然辛苦，但没多少怨言;他们的目标简单明确，供孩子读书，买银饰给孩子结婚。或者，他们不知道除了身体上的艰辛，生活里还应该有什么。而石正辉这一代青年，读过一点点书，短暂模糊地触碰过外面的世界，他们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边缘徘徊不前，迷茫不定，既失去了父辈们面对简单、贫瘠生活的坚毅，又没有在复杂社会闯荡的条件和信念。他没有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勇气，只能不情愿地坐在芦苇棚里，偶尔偷偷懒，告诉自己过一天是一天。
只需二三年，芦苇收割机将全面代替手工劳作，劳动力将减少八成以上
苇农们砍下的芦苇，验收后将全部运往造纸厂。以往由管理公司卖给造纸厂的价钱，每吨近800元左右。湖南洞庭苇业有限公司业务科长徐波勇说，今年的价格降了很多，每吨才550元。
造成芦苇市场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其关键是纸业市场的萎缩。近几年，从国外大量进口废纸和木浆，价格低廉，经济环保，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纸业市场空前萧条，大不如前。无纸化办公的大面积普及，也给了造纸业致命的一击。
徐波勇说，近两年，有一些小型企业已经在研发生产芦苇收割机，比如山东一家公司已经投放12台机器在沅江进行试验操作，岳阳一家制冷公司也研制了两台机器在六门闸附近使用。“但效果还不是特别理想。一台机器要20多万，我们暂时不愿意花钱买性能不够稳定的机器。它们还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改进。”徐波勇说。一台芦苇收割机，平均每天能收割芦苇800亩，而一个砍苇工平均每天只能收割1.5亩。如果全面实现机械化作业，徐波勇预计，洞庭湖将减少劳动力80%以上。
在寒风中卖力收割芦苇的人并不知道，机械改进和全面投放，将在二三年之内完成。石正辉大嫂那个砍十年芦苇买银饰让儿子结婚的梦，不知道要如何完成。石正辉，这个不知道方向的青年，当到处碰壁想要回到芦苇场维持生计的时候，可能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他无数个夜晚想要逃离的地方，已经不允许他仅用双手挣到那点买游戏币的钱。还有他想要结婚的女朋友，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所有乡村、城市、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乌云一样逼近，迅猛得让人难以察觉。马上，一场机械化发展的大雨将落在这片湖区，浩瀚，汹涌，不可逆转。
后记
采访完离开的时候，只有石正辉一个人留在棚子里。跟他告别，他正坐在火炉旁，搓着黑乎乎的手，笑容明亮。他不觉得有什么可悲伤的。明天怎么过，明年干什么，未来去哪里，对他似乎都无关紧要。他的生活，是眼前无休止倒下的芦苇，即使从这里逃出去，他面对的，还是其他的“芦苇场”。而所有可供他们原始劳作的“芦苇场”，都将在机械的齿轮里走向消亡。炉火把他的脸熏得红红的，透过乱糟糟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脸，依然可以看清他俊秀的五官。满不在乎的眼神里跳动着小小的火焰，有那么一刻，也仿佛闪动过关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而生活，其实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展开更多可能的道路;或者，他从没有用心看见它们。
触碰过城市的复杂和多样，同时丧失了父辈面对单一生活的顽强，农村普通青年在社会转型和变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落。他们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代原始手工劳作者，向这片土地交出自己暗淡的命运。当父辈们做不动了，工业化迅速地扑进，他们该将双手、身体和心灵朝向哪里?
不会一直下雨。明天起床，他还得拿起镰刀，走向那片他逃不出去的芦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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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