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三、路权之争中的余肇康
就全国所有铁路而言，“国有”还是“民有”、“官办”抑或“官督商办”“商办”，贯穿着那个时期铁路修建的始终。长株铁路同样如此。在与清政府的路权之争中，余肇康唱的不是主角，主角是湖南官绅集团，冲在一线的是谭延闿（组庵）所领导的谘议局。
但路权之争给主持修路的余肇康带来极大的冲击。好在余肇康始终抱着任何时候不中断修路的信念，不受干扰办事。这些，都记录在那个时期余肇康的《日记》中。
（一）余肇康内心是赞同商办铁路的
余肇康内心赞同商办铁路，在辛亥革命前最后一篇日记中可见其心：“移唯不日即受代，而受不应代之，代不免为全湘惜，名乃国有，孰敢不承诺之？不臧则当官而行者之罪也。”意思是，长株铁路修好了，可是不日将被“国有”，湖南将失去具有自主权的财富。
早在1907年，清廷邮传部有意将长株铁路“收”为部管，可上任不久的余肇康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在这年农历九月初八日记载：“盛杏生（杏荪，即盛宣怀）侍郎来自沪，欲借款于公司承修株洲到昭山一段铁路。余谓但只作股东，不侵公司路权，因所案从侍郎均俟自萍乡矿局。回再商侍郎，又述赵制军殷勤之意，必欲余往鄂一商，因将电辞之意告知……”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余肇康在家为母亲治丧，而传来代行执掌公司事务的王先谦竟同意了邮传部的要求，他十分焦急，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并采取了行动。“……日晡乃讫子昭来，深谈株昭路线集股会诸人商允葵园，竟许部筑湘赎。余持之三年而不可夺者，乃以一电承之，唯恐余知，仓卒拍电。葵园无事不商余，此等大事转为所惑，背余同电真不能可解。意者其中真有无字援笔。作长缄与诸人，尾云‘斩马裹丝之中，本可不与闻，安拟丧大记，所谓言公事不言家事之例，一贯其立’。呜呼，实得不已哉。”可见，余肇康对于清廷收回铁路所有权持强烈反对态度。
余肇康对于代表人物争路权的事，表达了支持态度。清廷原封疆大吏魏光焘赴京“上访”之事，谘议局常驻议员曾继晖等代表省谘议局，于庚戌(1910年)“八月初五日(9月8日)专程来邵阳，请卸任回乡的前封疆大吏魏光焘为代表赴京请愿。魏光焘激于正义，当即驰赴省垣，草折上奏。”并郑重指出：“……一旦以外款输入，使湘省亿兆人生命财产均无保存之日，势必纷纷诘难，谓前此赎路无款，则以责之吾侪小民：乃于基础既立之余，辄又顾易之他。民虽至愚，何能甘心！”
“为于路事晋省”的详情，余肇康在《日记》中有详尽记载：
八月二十七日(9月30日)至九月(10月)上旬，魏光焘“为路事晋省”后，受到湘路公司、省谘议局议员、商绅各界的轮番聚会欢迎，并忙于接待、应酬。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下午，“商外债”(要求取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借款草约)会议在魏光焘住所召开。会上，魏同意“单衔入奏(即单独直接面对皇上的启奏)，众乃喜”，赢得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与会代表一致赞誉。
十一日会后至十三日，为草拟“单衔”奏折稿时段。十三日(10月15日)晚11时，魏光焘携折稿亲赴余肇康寓所，两人商讨至深夜，余为之“增损二百余字”。
十八日(10月20日),魏光焘“拒债商办”上疏折定稿，由巡抚杨文鼎代奏。《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称：“保路运动迅速展开……官绅余肇康、王先谦等人、以及湘抚……改变了态度，先后参与争路……卸任闽浙总督魏光焘上疏拒款，湘抚杨文鼎即据以上奏”。
（二）余肇康对于争路权的激烈言辞和行为是不赞同的
余肇康这种态度在《日记》中得到较为详尽的体现。
“1908年农历八月初六，……接汤稚庵来（谈）株昭事，冰相以邮部故不肯归公司承办，欲公司电沈幼岚（秉坤）转让定兴协揆（鹿传霖，时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以要冰相。幼岚方藩滇中，与定兴有连故。稚庵拟托作调（调解人）人。余病其太曲折之，谢之。昨日陈伯屏（启泰）中丞，言于株昭事，而与盛侍郎谈。疑侍郎已电冰相。邮部请从公司请，既有此系铃解铃声之举，或当得谐，因代公司拟一电，请伯屏并电冰相引申其说。”
盛宣怀执掌的邮传部以借钱给湖南修路为名，要将长株铁路的株昭段交给邮传部承修、管理，很有可能还要路权。余肇康进行了坚决抵制。这个过程比较曲折，先是余肇康回复盛宣怀，“余谓但只作股东，不侵公司路权。因所案从侍郎均俟自萍乡矿局”“回再商，待郎又述赵制军殷勤之意，必欲余往鄂一商。”第二天，湖南布政使“庄心安（一作醒龛）访，来商株昭路事，盛侍郎令作舌人（说客）也，仍持昨说，请属访转达。”作为湖南官绅集团的表性人物汤聘珍（稚安，原山东布政使）见盛不罢休，就想从朝中找人（鹿传霖）说情，绕了一个大弯。对此，余肇康很不以为然，“病其太曲折之”。另一官绅集团成员陈启泰与盛宣怀谈话，发现了其中可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于是，余肇康直接向张之洞说明自己的想法。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集股会来复缄，甚长，皆强词而并不能夺理。组庵三人来电，谓湘鄂路即致为官商合办。”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葵园来信请余主笔电南皮相国，免致湘路官商合办。余以兹事关系太大，不得不代拟稿，因一致南皮，一致稚安诸君，语颇严切……”
第二年，修路之事又起波折，因为清廷无钱投资，民间也无财力，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拟借外款修路，这下由“庙堂”闹到了“江湖”。对此，余肇康反对态度坚决。他在1909年农历四月初六日《日记》中记载：“……公司与望生、仲梓谈路事极久……”
“得组庵缄。沪上学生为南皮借洋款修路事，电组庵，合群坚拒。余因将南皮此举于路权路利无伤实情嘱组庵转沪，自害路议，从公家每举一事必有学生干预，又往往不得真实底蕴，不易调停也。曾重伯（广钧，曾国藩长孙，曾纪鸿长子）为长缄来论路事，多传言失实亦驰矣，缄得之……”
路权之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也没有个眉目。张之洞去世后，湖南商绅对于“保路”更加坚决，不仅仅在体制内“你来我往”，而是“立马叫阵”了，湖南的铁路股东会办刊物，宣传商办铁路主张，还点名“大批判”。对此，余肇康极不赞成。他在1909年农历九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黎明往龙研仙（璋）商开股东会事，坐临事久乃出，未起也。到公司治事，同友纷至沓来，手口知瘁。研仙创为路报，语多剧烈而欲公司出资，余据章痛驳之。张文襄（之洞）已作古人，为讽刺不遗余力，太非人情……”
（三）余肇康理解张之洞借外款修路的“苦衷”，但无法阻挡商绅争路权行为
作为张之洞的老部下和学生，余肇康是张施政网格上一个重要节点，按理应该以“保证完成任务”为使命，但作为一个“打工者”，他得听命于老板——长株铁路的投资人。二者意见不合，他处于尴尬地位，既理解张之洞的作法，又无法阻挡商绅们的行为。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接沅生电，谓冰相拟改公司为即官商合办，系制商会路事。嘱葵园勿领衔争执云云，置谓一致为即局商机即去，路事难保而商办不保矣。非湘利也！葵园昨既领衔事执公司之职，已尽成败利耗，只好听之……”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八：“电复沅生，京师冰相拟致公司为局，系为和商会起见。其实商会仅陈佩衡一人作难，近亦无异议，可不必制，电属沅生求冰相弗改局，诚不料冰相忽作此想也。”
1908年农历九月初八：“……沅生回自京师，述在京一切情状，……对沅生三人千磨百折，仅得两见，颇行请命，久之乃始允不改公司为局，仍归公司自办。属沅生三人速度归，商议借款之事。沅生语次犹有余恐。葵园已将回电拟出，交沅生来商。余乃加公司如因款项不足，暂借外债，须声明不以路作抵押，一切用人行政理财查账及公司于湘路等等权利，借主毫不干预，仍成为完全公司，如款股足数即不借用云云。似此较无流弊……”
这三天的《日记》的背景是，清廷基于自己的施政理念，除任命张之洞兼任“两路”督办大臣外，并要求各省原派之总理协理，均听张节制，也就有张将“商办”色彩很浓的公司改为“官督”色彩鲜明的局之举。但这只是“名”上之争，所以张让步了。接着是借外债之事重新实质性运作，余肇康也就心事重重了。
他在1908年农历十二月十一的《日记》记载自己这种心迹：“……接南皮相国电，拟借外债二百万镑以修湘路，而改商借为官借，似此则公司局面大变更矣，奈何？”
在1908年农历十二月十二的《日记》中，则记载了想替张之洞抚平湘绅激烈情绪的情况，“……庄方伯（庄赓良，湖南布政使）来商冰相昨电办法，坐移时许。况颜山来，亦久坐，为长电以致冰相，大致请防借洋债流弊，声明不以路作抵押，不干予路利路政；又声明，请勿改公司为局，实行官督商办四字。有云以商办释全湘人士之疑，以官督释凭藉大宪维持之力。电尚透切，送葵园审订后复云‘明透周布，当可化去改局意见’。二鼓苏厚庵部郎来，因详出冰相昨今两电并复电与阅，甚以为必将此立定。”
接着，1909年农历四月初八、九两天的《日记》，都是为释商绅们的怀疑，而致电张之洞，请其公布“借法”，“谭组庵继来，畅谈四小时，同人以冰相借英款造湘路而不宣布借法，群拟驰电询问。组庵以商余意见正同”“拟公电致冰相，请宣示借款办法。”
1909年农历四月十六，余肇康接到张之洞来电后，在《日记》中留下自己的心迹，一方面坚信张的老成谋国，另一方面也不由得对清廷的反反复复抱怨，“……接冰相电，详述为川鄂湘借外债办路之苦极亏，于用人之权丝毫未失，中国之利丝毫未损。冰相老成谋国，当自可信。然吾湘路政倘非一二，狂自被坏，早已开车，何致贷此巨金？虽曰无所损失，然个中之亏耗已多，可胜痛哉！”
1909年10月张之洞逝世，清廷命邮传部接办粤汉川铁路。后来，路权之争愈演愈烈，赴京请愿之类的事是谭祖庵等湘绅头面人物的事，余肇康只主持修路。好在还算顺利，大功告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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