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100多年前，当铁路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湖南时，是“头等大事”。当年的湖南虽然民贫地瘦，却靠自己的力量，修成了粤汉铁路上的长沙与株洲路段（以下称“长株铁路”），堪称奇迹。
这当中，湖南官绅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具体操作中，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忽视，即湖南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坐办总理，其实称总经理更贴切）余肇康。
余肇康逝于1930年，即在上海当寓公期间。他长期在清廷为官，且与历史上“南昌教案”有着密切关系，所留资料不少。笔者根据《湖湘文库》甲编345、346，即《余肇康日记》一、二册（影印本）内容，结合其他公开资料，梳理了余肇康与湖南早期铁路——长株铁路的关系，整理出其人生中的一段经历。
一、为什么是余肇康？
余肇康，一个本与铁路毫不搭界、又被朝廷撤职的高级官员出任湖南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他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根据学界的观点，晚清在湖南形成了官绅集团，“湖南商绅代表是典型的官绅集团成员，包括原山东布政使汤聘珍，翰林院编修汪诒书、赵启霖，庶吉士熊希龄、戴展诚，内阁中书黄忠浩，分部郎中曾广江，江苏候补道王澧、蒋德均、谭嗣同，分省补用道朱恩绂，候补道左孝同，前甘肃宁夏知府黄自元，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这一结论中虽然没有列入余肇康，大概是他属于“清流派”人物吧。余是进士出身，本为江西按察使，因1905年“南昌教案”被撤职，后不久被起用为法部左参议，只因受到姻亲、军机大臣瞿鸿禨的牵连，尚未上任又被罢官。他这种经历回到老家闲居自然是乡绅了，而且名望超出了一般乡绅。1906年6月份下旬（农历五月初）就被湖南总商会绅董陈文玮等36人推举为湘路协办，而所举总理者为袁树勋（湘潭人，时任顺天府尹，后官至两广总督）。
可见，余肇康在湖南官绅集团中的名望和自身实力。
（一）实干型官员
余是长沙县安沙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后曾官任工部主事。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余肇康在工部担任主事，级别虽不高，却是名“业务官”。工部的历练，让余熟悉工程建设业务。
余肇康在工部任职时遇到了一次机会，即光绪十五年（1889）襄办光绪大婚典礼，得以展示办事能力，得到朝廷主事官员认可，因而事后以知府身份分发湖北补用。在湖北，他开始并没有主政一方，而是做了税务官，“屡权汉川、宝塔洲、汉口诸牙厘”，（“牙厘”，一说是厘金中一个重要部分，指的是对能吃的物品进行征税，即一个税种。另一说是指牙厘局，中国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地方税务机构，主要负责征收商品流通税。余“权”属于后者）
湖北牙厘总局于咸丰七年（1857）设立，隶属于湖北藩司，下辖61个分局，规模庞大。余肇康在湖北初期，干的是税务分局局长的事，为政府敛财。
后来，他担任了两湖书院提调，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
他“因任事谦干有声，擢补武昌、汉阳知府”，任上积极推行“禁酷刑、察看州狱、蠲苛税等惠民措施；主持修筑荆州万城堤、永丰夹江索道；注重农田水利和民生事业；关注文化教育，主持修建凤山书院斋舍，改鹿门书院为学堂，创办荆州中、小、蒙养、方言、工艺诸学堂十余所。”
这些是说，余肇康既不是一个在翰林院皓首穷经的学究，也不是一个只会坐衙判事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个懂得工程建设的业务官员，也是一个在商品流通场所收取税款的能吏，还是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建设大型工程的干才。从他重视教育的行动来看，特别是开设授人实用技艺举措，他又是一个颇具开放眼光、职业教育意识的官员。
在其《日记》中，经常记载他在湖北任职的部下、门生和同僚前来看望他，他也往往回忆起在任上时的得意之作。正是他的能吏形象，因而见重于朝廷，也就得到提升，1904年任山东按察使，成为一省负责治安、司法、刑狱和邮路的最高官员。
（二）见重于张之洞
谈粤汉铁路，绕不开晚清重臣张之洞。张之洞也是洋务派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具有广泛影响。
学界认为，“以张之洞为代表人物的晚清地方官绅集团在早期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张之洞在湖广地区任职时间长达20余年，具有深厚的政治人脉基础，这使得他与湖广的地方官绅集团成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地方官绅集团在铁路建设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能量与影响力。第三，粤汉铁路在从提议到借款交涉的早期阶段，地方官绅仅在张之洞的操纵下扮演了舆论发声者的角色……”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同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
也是这一年（1889年），余肇康以知府身份发湖北补用，也就成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部下了。收税、办学，他的才能得以显示，也得到张之洞的认同，因此也就步步高升，实授武昌和汉阳知府。
而武昌和汉阳也是督署所在地，古人谓之“附廓省城”，这里的知府与京兆尹一样，是不太好当的，因为机构不少，品秩高的官员聚集，谁也不好得罪，办起事来会受到各方面制约。曾用一首打油诗，道尽“附廓”尴尬：“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廓；恶贯满盈，附廓省城”，说的虽然是知县，附廓省城的知府日子并不会比附廓县官好过。但余肇康游刃有余，大展拳脚，不仅妥善地处理了各方面关系，而且做了不少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最能体现余肇录和张之洞关系的，还是记载在《日记》中余挽张的联语，联曰：
以旧学为一切新政倡，遂辟四千载未有之局；
于明公在再传弟子列，难忘二十年佐治所师。
上联是评价张之洞的政治、学术理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已成为新政的指导思想。下联则表达自己与张之洞的师生关系，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为政之道、干事业之法，都堪称余的先生。做部下（包括任粤汉铁路长株段公司坐办总理）20余年，耳濡目染，自己言行不由得打上了张氏烙印。
这种关系在《日记》中得到显然的体现。在称呼张时，一般称“南皮”；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时，称为“香帅”；张调任军机大臣后，称为“冰相”。“南皮”为张之洞籍贯（在古代，人们常常以文人的籍贯来尊称他们），张籍贯为直隶南皮县（今属河北省）。“香帅”，则因张之洞号香涛，一般总督就是统帅了，故有此称呼。“冰相”，则是因身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
另一体现其对张之洞的尊敬则是惊闻张去世的反应。余在《日记》记载：“……惊悉张中堂（之洞）以昨二十一日亥时薨，为之惋恸。此年当属在知己，而不知之感恩，而不感恩之间今也，则已当此泯棼，兴宙当此公更无人……可为天下痛。”四天后，得悉朝廷给张的礼遇，余不太满意，“……南皮饬修省加赠谥‘文襄’，出人意外，追赠太保，其他称是，谕旨开首仅四字，句二句故事。如此重臣，应有冠冕四句，乃仅二语，颇为缺憾。南皮最大学问乃不提一字……”
余以师礼侍张，张也关注着余。余被罢官回乡后，因“奏举在先”，张之洞不怕指摘，多次催促余上任修路。《日记》记载有——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六月初九起，余肇康第二次罢官回到长沙不到20天，张之洞就来电让其上任。“……来商路事，余不欲复闻此事，其志已定，然有所见亦不能修閟也。接张阁帅电，云湘路关紧要，袁京兆（袁树勋，时任顺天府尹）回湘无期，若无人经理，贻误可惜。尧衢（余肇康字尧衢——作者注）虽在林下，而铁路总理系乡绅办乡事，与办他省事者不同，且奏举在先，细思此事无障碍，务望仍即照常办事为妥。并电岑中丞及公司同人云云。词意极为恳切。然余年来福薄运舛，动为人所击，为之刿心怵目，何敢有负此重任？”
抱着这种心态，余肇康给张之洞发去长长的电文，向“南皮阁帅坚辞路事，语甚沈痛，当能见心。”
余肇康的推辞，急坏了席沅生。此时的席沅生任公司协办，他认为余肇康不必这样，“固急传公司友人谭丛之，并抄呈中丞并亲作长言其苦处，又传送司道一阅，方分发讫”。也就是动员公司同事和圈子中的人物来劝驾。这其中，又以著名官绅、大学问家王先谦长缄电驳劝最力，“多有点急盼公出及主持，弟等大家一心更无他。说阁公及早经营，庶几合局为之一振。若迁延据后，惟有公司呈然。张中堂（张之洞）是弟等求，亲友疏不常用，施之于阁下也。此番入都遇返情事（指本来得到重新启用，尚未上任又因姻亲瞿鸿禨案的牵连而再次被罢官），路人皆知，既不必有所怨尤，亦何所其行游，公此心泰然。若坐视局事之度坠而不顾，知非公之所忍出也，云云。鸣乎？葵园可谓泥佛劝土佛矣。公司倾接履初电，谓同乡京官电阁帅，请留余复电，云余参议以湘人办湘事，实无滞碍，极力敦劝速出办事，尧翁当无可辞谢，云云。履初（曾广镕，曾国藩之孙，官至湖北按察使）又商同人宜用公呈，多刊衔名，再四强起，参议难拂众情，必不固执成见，云云。上台同人推彀如此。余岂不知。惟自揣实不能堪此，亦非鸣高也。”
至农历七月十一日，“接南皮相国来电，云湘路紧急，前年总理无人，安能招股？湘路不兴工，鄂粤路难成。启用阁下系从前奉旨总理之员，目前众望所归，毋庸过虑，即请到局任事，万勿推诿，以听舆情而振大局，切盼切盼。公呈昨到，已批。昨嘱公司诸君力劝速出矣，如有旁人谣谤必应办驳。望一面寄沪刊布，鄙人奉命入都，启程约在廿。外事变日多，恐裹病儒生，不能有所医弼，之洞挂印（“入都”，指张之洞出任军机大臣；“挂印”，可理解为辞职）。又电岑中丞及王祭酒诸君，云路事万分紧要，一刻千金，急须举办。顷又电致尧衢参议，嘱其即行到局任事，以慰众望，不可推诿。公呈已到，即当照此批发。云云。”
至此，余肇康不由得感慨：“走一助政罢官之人，冰相如此推重，电缄慰劝至八九次。训词深厚，可谓至矣。只好勉为一出，姑暂理以理数月，候冰相定局再作计较。然自幼庸劣，实无能为役，只不偿事，未必能有成也，如何？”
至十三日：“沅生来，商路事，见余允暂理路事数月，定将关防送来，真如不得了之局也。为长电五百的字后，冰相……”
最终是张之洞说动了余肇康，让他走马上任。
在以后修路过程中，张之洞有什么重大决策，行动之前必先告之余肇康，如拟“粤鄂湘川四省会建铁路机器厂于武昌”。
1908年农历六月二十三，余肇康的母亲病逝。期间，也是长株铁路紧张的规划、设计时候。七月二十一日，身在朝中的张之洞来电问候，而且对余作出安排——
《日记》中记载：“南皮中堂来电，慰唁甚至，约余百日后北上面商一切，并谓百日后仍出任路事，毋庸派总理。先是余于母丧次日即电督院邮部，请改派出总理，并将关防送至王葵园阁学收受。南皮乃督办大臣，故并电请。复电已来半月，以治丧未毕。今日乃复之，略云：桑梓义务虽与官政略殊，而墨规从公，完有未安，且奠事最快亦在冬间。百日后复势虽迁出，仍请改派。俾得居庐读礼，稍轻咎。泪不胜哀，痛迫切之至云云。官绅咸力阻勿发，葵园诸君电达南皮，谓余办事精细，心气和平，可信其不用一私人，不使一私钱，各绅商学校亦公电请留。余乃自行径遣电，将事固推极矣，南皮当不夺人之丧也。汤幼庵、谭组庵、席沅生、杨绍曾、陈佩衡、刘穉泉来，以南皮因余居忧，电葵园举人来面商路事，乃公举汤、谭、席三人，明日遂行来，皆约多种……”也就是余肇康在居忧期间，不能外出，那么张之洞致电王先谦，推荐人来到余家中商量修路之事。
八月间，余正在操办母亲丧事期间，在京的张之洞向赴京湘人问起余肇康近况，大意是要余肇康百日后恢复主持长株铁路事宜。一次，谭组庵进京向张之洞报告湖南路事中一个关键问题，可张直言必得余肇康才能办成。《日记》中写道：“葵园有缄云，组安（庵）有缄来云，冰相谓汤、谭、席三人不能句当此事，必余某来，云云。葵园乃谓，必得公一驾，此事乃定。”
1908年农历九月，余肇康还在为母亲办理丧事，张之洞问起他的情况。《日记》中记载——
“十一日，晴……汤幼庵归自都门，述南皮相国询余忧后情形，并详询母病情形，嘱百日后必出任路事，此点令我进退维谷也。幼庵语次较前更加亲切，谈四鼓之久乃去，日必到……”
（三）“众望所归”
“众望所归”乃张之洞劝余肇康“出山”之词。
清末，修铁路是一项重要的新政。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其办事章程第一条就宣布，拟招商设立铁路、矿务等各项公司，“先行试办，再令各省逐渐推广”。2月又颁行《铁路简明章程》，宣布无论华、洋、官、商酌请开办铁路，“均应按照本章程办理”，并对督抚的职责作出一定的规定：“凡轨路必经之地，勘定后应由地方官先行晓谕，俾众周知，不得故意抗玩。至公司买地，应由地方官估定公平价值”；“各省办理铁路地方，遇有地主抬价阻挠，工役恃众把持等事，准公司报明该地方官切实晓谕弹压，……该地方官知保护不力，推诿漠视，查实从严参处”。
“春江水暖鸭先知”。地方官员和绅商知道铁路“含金量”，因此将力量投入其中，督抚和绅商通过各省自办铁路中成立的省铁路公司联合这条纽带密切联合起来。从1903年至1907年，共成立16个铁路公司。其中川汉、陕西、湖北铁路公司是由督抚倡办的。其他公司由官绅商倡议，咨商部后成立，但也得到督抚的支持。在湖南，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绅商请设铁路总公司，得到巡抚赵尔巽支持。
当时成立的铁路公司中，有商办10家、官办2家，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4家。商办铁路公司中，形成“官用绅力，绅藉官威”的联合关系。“官用绅力”，即商办铁路公司大多由官绅和绅商倡议筹办；各公司总理、协理（办）由“公举”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总（协）理基本都由在籍绅士、官员或绅商担任。
当时的情景是，粤汉铁路路权从美国公司收回后，湖南开始了湘路官督商办之路。要修路，得先组成“领导班子”。湖南以“公举”的形式，以时任顺天府尹袁树勋为公司总理；以余肇康、张祖同为协理（办），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分别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袁树勋确算晚清能吏，颇能办事，与洋人打交道不卑不亢，也就官运亨通，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任两广总督。也就是说，袁树勋根本不可能到任。另一协理张祖同（晚清大臣张百熙之兄）在1907年12月去世。后来，“公举”的朱恩绂（晚清湖南大商人朱昌琳之子）忙于兵工事业，一直到辛亥革命时，虽然也在公司呆了一段时间，但作用不可能超过余。至于席沅生，系清朝名将席保田之子，也颇有才华，深得张之洞的器重，可他当时只有30多岁，在湘绅群中属于“小字辈”，且在1907年也去世了。
在湖南官绅群中，余肇康有经历、有人望、有才能，且年纪五旬出头，正属于干事的“黄金时期”。他被公举协理时，正是“南昌教案”进入处理的后期时段。湖南官绅公举他并不是见他“没有事干”而照顾安排，而是看中了其经历和人望。
说经历，他有工部主事的基础，有在湖北修筑荆州万城堤、永丰夹江索道指挥千军万马的实践。
说人望，上级见重，张之洞不用赘述，湖南历任巡抚都视其为湘政之柱。同级友善，因为科举出身，自然结成了互相呼应“同年”网络；因在官场搏击多年，自然形成了相互照应“同僚”网络。下级尊重，因为主政一域或一行，自然形成了一呼百应“同事”网络。社会信服，因为“禁酷刑、察看州狱、蠲苛税”，主持修筑民生工程，又办了许多学校，在“南昌教案”中不畏强暴，等等，自然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认同”网络。《日记》中，有的商绅就因为长株铁路是余肇康主持，认定此事能成，也就认购大额股份。
《日记》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散会渡过江回署已二鼓矣。次帅尚留食以待，闻得百万，大喜过望，酒间几致舞蹈。遂电告公司并电告冰相。”说的是，1907年农历十月，余肇康率团队到武汉招股，有的客商必须有余的签字才肯认股，于是余拍胸担保，才将事情办妥。这一次招股百万。回到督院，署理总督赵尔巽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在餐桌上开酒欢庆，手舞足蹈，差点跳起舞来，这在庄严的官场中实在少见，因“得意”而“忘形”。
说才能，余肇康参与筹办光绪大婚庆典、在湖北一系列政绩、在按察使任上，其才能都得到了显示。
果然，余肇康一上任，修路效益立竿见影，这有《日记》为证。“余自前月还公司，不到两月，筹赎路款四十余万，招湘潭股四十余万。至是招汉多股又百余万，先后盖不止二百万金。又招路英工程师卿罗士勘路，皆三年来公司所无之事也。亦差可以对乡人与冰相次帅矣。即如今日各商人必求余任总理二字，始肯认股，余只得拍胸担住，否则仍不能谐也。”
余肇康的“不可缺性”，更体现在他为母亲治丧期间。当时，他要辞去总理一职，并要将关防交给名誉总理王先谦。可王先谦不接，几经反复，王虽然接了，可大小事情都来咨询余。同事们相劝，官绅们都劝其一面理事、一面治丧，他才勉强答应。在居丧期间，他的家俨然成了公司临时办公室，人们纷纷前来请示修路机宜。对于此，余肇康在处理母亲丧事期间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某某来，商路事，久谈”的记载。在农历八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晨以株昭事大危近，拟一长电致沅生诸君，请其和婉再请南皮转圜，并拟允其全购萍株前议，公司散钱购地。余虽缴出关防，而葵园事事谘询。南皮又殷殷不放。昨组安（庵）商云，南皮问公起居甚切，望公甚坚。不可动握公义私交，不忍恝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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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