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0日，湖南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顾湘陵(左)和妻子吴利君接受庭审。图/通讯员李建辉
在规划城市的同时，顾湘陵夫妇也用金钱规划着自己的人生，而这场审判必将改变他们的人生规划。一个副处级规划官员如何在十年间安然累积2亿家财?其妻转移5500余万元财产应如何认定?从起诉到判决，从检方的严重指控到法院的谨慎认定，他们的人生规划曲线似乎也是跌宕起伏。
本报记者谭君 衡阳报道
2012年12月24日，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下称市政建设局)原局长顾湘陵被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他在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工作的妻子吴利君，因共同受贿，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顾湘陵于2011年7月因涉嫌违纪被双规，进入司法程序后，检方进行了106次审讯。一审法院经4天庭审，最终认定顾湘陵在担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和长沙市市政建设局局长期间，受贿人民币1688万余元，马来西亚币2000元，另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4700万元，犯罪总金额达6388万余元。
目前，顾湘陵的上诉期已过。
“六多”局长十年日均进账2万
仿照“许三多”，顾湘陵的人生被衡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建成总结为“六多”。
一、钱多。检方统计其家庭财产有1.15亿元。且房产价值还是按购买时算的，如按现价，再加上其投资公司、证券、股票的分红和增益，顾的家财超过2亿元。
二、房子多，在北京、长沙共有16套房，其中北京有一套别墅，长沙有三套别墅。
三、情人多，前后有6个情妇。
四、行贿人多，顾自己交代有165家，几乎都是房地产老板，检方认定有50家左右。
五、受贿次数多，单独收受他人贿赂333次，共1242万。此外，他还跟妻子、情妇、弟弟共同受贿。
六、受贿方式多，有收现金、收股票、收干股或原始股、低价购买房子、合伙开公司进行分红，介绍设计业务给妻子受贿等。
查办顾湘陵案时，刘建成很惊讶。“这个干部级别不高，权力大，犯罪金额大。”
顾湘陵生于1963年，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原在长沙市建委工作，1998年12月进入长沙市规划局，任局长助理;2001年12月任长沙市规划局副局长，一直主管最核心的工程审批和项目报建工作;2010年9月，他升任长沙市市政建设局首任局长。
检方认为，2005年到2009年，是顾湘陵受贿最集中、受贿金额最多的几年。刘建成算了一笔账，从顾湘陵当上规划局副局长到调离，这十年，顾平均每天进账2万元。
刘建成认为，顾湘陵“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些年，很多房地产老板请他吃饭，不是特别好的关系，请不动他。他需要赶场子吃饭局。周末时，他带着情妇，由房地产老板作陪打高尔夫，国内各大城市的高尔夫球场都去过。“他打牌很大，1000块钱一个子。”
庭审中，对于过去的腐败生活，顾湘陵没有反驳。但他显然不适应一年多来的牢狱生活。法庭播放了一段他接受审讯的录像，他猛烈地抽烟，长久地沉默，焦虑的神情像随时准备逃离，完全区别于此前的局长形象。
另外，他虽有过情妇，但当妻子也被带上被告人席与他站在一起时，他体贴地为妻子打开椅子上的小木板，帮她调整话筒。
“给钱就办事，不给钱就不办事”
事发前，顾湘陵住在长沙市浏阳河风光带附近的一栋别墅。2003年，这一别墅小区初建，因占用公共绿地修建高尔夫球练习场，被规划部门查处。开发商找到顾湘陵，通过他的协调，这个练习场在未办理任何手续也未被处罚的情况下顺利建成。顾湘陵后来和亲戚在那里买下两套别墅。
住别墅前，顾湘陵住在车站路某高档楼盘。再往前，他住单位宿舍。
法院确认，车站路和圭塘河边的这两处房产，属于受贿性质的低价购房。这也是顾湘陵获得权力的象征。
2004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在曙光路和人民路交会处，顾湘陵在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车上收受了一笔20万元的贿赂。2005年年初，在家门口，他又收受这名开发商比上次高一倍的现金贿赂，40万元。接下来这一年中，他又陆续收到这名开发商30万、40万的贿赂。法院确认，顾湘陵一共接受这名开发商贿赂130多万元。
作为回报，在这名老板开发的市场的提质扩容改造中，顾湘陵先后在补办手续、取消绿地、减少退让、提高容积率、增加商业面积、增加建筑面积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办案检察官介绍，顾湘陵的受贿方式很多，不单纯是人民币，有时还有美元、港币、新西兰币等。
判决书中，多笔贿赂的收受是在赌场。有一次，顾湘陵在美国旅游，一名房产商在拉斯维加斯送给他1万美元。
顾湘陵受贿金额最大的一次，是收受长沙本土一家房地产开发商送的5%干股。检察院指控该干股有428万元，法院判决认定为211万元。
这名送干股的开发商在长沙开发了7个楼盘，法院认定顾湘陵为其中4个楼盘在加快项目审批进度、调整局部规划、确保中标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承办此案的衡阳市检察院检察员邓开丁介绍，检方调查的多名房地产老板反映，“如果顾要他们办事，他们没办到，顾会记在心里。下一栋还要开发，只有巴结他。”
顾湘陵一位规划界朋友认为，虽然不确定行贿者是不是在开脱，但顾湘陵的行为“确实猖狂了一点”，他是“给钱就办事，不给钱就不办事”。
一审法院最终认定顾湘陵受贿人民币1688万余元，马来西亚币2000元。这比检方指控的少了400多万元。
利用隐性权力，妻子获得设计业务
顾湘陵另一种不那么“猖狂”的受贿方式，曾给衡阳检察院办案带来困惑。
那就是，他的设计师妻子吴利君，利用他的隐性权力获得的设计业务。
吴利君198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进入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当设计师，该院改制后，她升任院长助理、股东。一位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员工介绍，吴利君“身体不是很好，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很少来上班，但每年能给设计院拉来几百万的业务。”
2002年3月，吴利君与另外两名同事一起承包了一个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室。两年之后，因承接对资质要求更高的业务，三人改承包另一个设计所。
检方指控，吴利君利用顾湘陵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公司获得设计业务。顾湘陵对在妻子的公司做业务的房地产项目进行关照、帮忙，所以二人构成共同受贿罪。
根据起诉书，大多数时候，是开发商得知吴利君做设计后，“主动”请她帮忙设计。有时则是顾湘陵带吴利君一起参加某个饭局，席间他向开发商介绍，他妻子是搞设计的。
一次，一个楼盘的项目最初规划方案在长沙市规划局审批时未获通过，后来开发商把设计业务转给吴利君。最后，该项目在提高容积率等方面得到顾湘陵关照。
“很明显，吴利君通过顾湘陵很容易获得了设计业务，但我们只认定了18笔。”案件公诉人、衡阳市检察院公诉局局长蔡艺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没有丈夫的职务，业务不会给妻子做。但从法律对证据的要求上，就不能定罪。”
规划设计界一位匿名人士认为，设计院利用关系获得业务并不鲜见，但顾湘陵这种方式，“太直接了一点，直接到他老婆都在这里干活。理论上他应该回避，她不应该做这一行。”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检方共指控了18笔。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吴利君公司的2笔业务来自于顾湘陵的职权。法院还认定吴利君收受一对情侣手表，构成共同受贿罪。
“保险箱又放不下了，就又去存银行”
吴利君是顾湘陵第二任妻子。办案人员介绍，为让顾湘陵与前妻顺利离婚，她从私房钱中拿出3万补偿其前妻。
据顾湘陵一位朋友介绍，顾的前妻是他大学同学，婚后生有一女。吴利君当时在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工作。有一次，她被借调到长沙市建委短暂工作，与当时还只是建委一个科长的顾相识。
邓开丁了解到吴利君“不简单”。吴利君生于1964年，1983年参加全国高考，位列湖南省前60名，考的是同济大学，学的给排水专业，回来后觉得专业冷门，马上到湖南大学读了建筑学在职研究生。
吴利君读大学时就初展经济头脑。当时她发现上海的衣服比长沙便宜，暑假便从上海带衣服回长沙卖。毕业后分到长沙市规划设计院，自己在外面还揽业务。1990年代别人炒黄金，她也炒黄金，别人炒外汇，她也炒外汇。
两人结婚时约定，钱全部归吴利君管。
除大宗受贿，过年过节时，顾湘陵出去吃一次饭就可以收到十几个红包、信封，这些钱很快填满了家里的保险柜。“有二三十万以后，就拿去银行存起来，过段时间又放不下了，又拿去存起来。”刘建成说。
2005年，为逃避计划生育，吴利君去新西兰生第二个孩子，之后一年多，她带着孩子住在北京。
吴利君在北京时，仍能遥控指挥长沙，顾湘陵两个星期去一趟北京，周五晚上去周日晚上回。每次从长沙的家里带钱去北京存，最多一次带了8万。检方认为，近几年，顾湘陵有把财产从长沙转移至北京的趋势。
吴利君善于理财。不同账户的钱，被她根据不同的投资理念，分成稳定型、风险型，分别买股票、基金，投资等。她甚至雇人炒股。
吴利君先后用双方父母、司机、保姆、亲戚等七八个名字在银行开户。她还在香港汇丰银行开户存钱。
检方指控，吴利君一共将5500余万元存入他人名下和境外银行，是掩饰、隐瞒顾湘陵的受贿所得和受贿所得收益，减少夫妻名下的家庭财产数额，因此她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审法院认定吴利君5500余万元转移财产的事实，但认为顾湘陵给吴利君钱时，并没有告知这是他受贿所得，所以吴利君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她竭力追逐金钱，但买只鸡能吃三四天
当一个进行权钱交易的丈夫遇到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妻子，积累了价值2亿的家产，检察机关再次犯难了。
顾湘陵被宣判的另一个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曾让检方遭遇挑战。“他的家庭收入中，既有非法收入，又有合法收入，还有灰色收入，当各色收入融为一体进行合法投资，投资获取的利益，其非法所得部分如何区分?整个捆在一起的。”蔡艺说。
法院认定顾湘陵夫妇拥有的家庭财产总额有1.1亿，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6262万。其中房产16套，总价2022万;夫妇二人自1999年至2011年案发时，工资、投资、租金、设计业务等收入合计3864万。其中，当规划局官员这十年，顾湘陵的工资、奖金、福利收入是91万，吴利君是60万。
如果不被查，顾湘陵夫妇享受的是很美好的生活。从判决书可以看出，他们俩吃饭办酒有人埋单，小孩出国有人送钱，出去旅游有人接待，在家里有保姆伺候。
一审法院认定顾湘陵夫妇有477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由此，顾湘陵的犯罪总金额达到6388万元。
当他的一名老乡得知他被判刑后，显得很沉重，“他待人挺好的，我只是没想到他贪了这么多。”
邓开丁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吴利君，诧异于她的普通。此前他在案卷中看到的吴利君，是一个对金钱竭力追逐的人。1992年，住在长沙西长街的她，曾动员隔壁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大爷以几千元的价格将旧房子卖给她。后来这里拆迁建成了楼房，用以出租。在北京，她买房、炒房。而且她记忆力惊人，“如此多的财产，分别在哪，她全部能记得起来。她回忆的账目，跟后来查证的没区别。”
在看守所，家人送钱去，但吴利君没怎么花。她不买吃的，人家吃什么她吃什么。吴利君的家人还说，她生活比较节俭，买只鸡放在家里，可以吃三四天。她的家庭看起来也很普通。她曾用母亲的身份证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但她父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们租住在一套月租774元的房子里。过年过节，吴利君给自己的父母5000元，给顾湘陵的父母2000元。
吴利君的第一台车是富康，当上院长助理后，用院里的补贴买了一台中档日系车，富康就卖给了设计院。
邓开丁一直不明白吴利君赚钱的目的。后来在阅卷中，他读到了一句话。
吴利君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去邻居家玩。当时别人说某某家很有钱，已经有30万了。“其实那时我比他家钱多多了，有70万了。”邓开丁说，他对这句话印象深刻，他想，她“大约是在跟别人比谁钱多吧。”
而一位与顾湘陵相识二十多年的规划设计界朋友说，顾湘陵“为人其实挺义道的，说要帮的忙一定会帮，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去他家，他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酒。”不过这位匿名朋友也表示，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情妇牵出腐败，同事宣读他的违纪书
当上规划局副局长后，顾湘陵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正处级干部。
顾湘陵一位朋友说，“顾喜欢出风头，喜欢别人陪他到处去玩，打高尔夫球，他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很过瘾的样子。”
顾湘陵是永州人，在岳阳某农场长大，父亲是作为县级干部的农场场长。他弟弟原来教书，后离职来长沙做工程。邓开丁介绍，父亲希望顾湘陵能够成为正处级干部。
吴利君在北京时，充当过顾湘陵的“驻京办主任”。在北京，吴利君开一台雷克萨斯，多次为顾湘陵活动，“他希望当官，钱对他已经没有意义。”邓开丁说。
2010年，长沙设置市政建设局，他成为该局局长。
2011年年初，在湖南省纪委调查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为立功，供出其给顾湘陵的情人近40万业务费。纪检部门进行初查后证实了这一情况，顾湘陵案开始暴露。
有意思的是，据顾湘陵供述，他直到被调查时才知道情人收受了近40万的贿赂，他以为只有20万。实际上，有几次情人都没告诉他真实的受贿数字，“怕数额大被他责骂”，李姓情人供述。
顾湘陵对这位李姓情人出手大方。两人2007年3月相识于一家酒店，4月底，顾湘陵就带她旅游，并给1万多现金让她购物。2009年2月，这位情人要结婚了，顾湘陵又带她去上海、昆明、内蒙古等地旅游，每次都给1万多。他总共给了她15万现金，1.7万购物卡，1.6万的LV手表和2000元的手机，还送过她1颗黄色透明的石头状项链。
顾湘陵交代，他先后有6个情妇。有房地产推销员、个体户、项目报建员、钢管舞女等。当办案人员将这一情况告诉吴利君时，她很惊讶，“啊，这么多。”
顾湘陵被调查前，进行了一些反侦查举动。如找到曾向他行贿的开发商，退还了部分贿金、进行串供，又转移部分赃款。
风潮涌动的表面，他继续做他的市政建设局局长。2011年7月3日，他接受媒体采访，谈二环线的整体改造，并承诺在7月15日前缓解市政施工对市民生活影响。
但是，2011年7月11日，他就被省纪委双规了。
“在反调查方面，他没找到门路。”刘建成说，“他天真地以为，通过疏通关系就能逃避追查。”
2011年7月18日，长沙市市政建设局召开局务会，顾湘陵局长当然不在场，他的同事、局纪检组长，宣读了省纪委对他违纪问题的两个文件后，很快谈论别的工作事项。
2011年8月24日，顾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2012年12月24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布，顾湘陵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利君犯共同受贿罪，判刑二年，缓刑三年。
顾湘陵夫妇再也不能回到从前。
顾湘陵的权力经济学
“行政权力被垄断，经营者只有依附权力，才能在市场中获得资源。”相关专家认为，顾湘陵案反映出规划部门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缺乏公众参与的规划，又使规划官员掌握的行政权力发生变异。在当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这种变异尤其应该警惕。
本报记者谭君 衡阳报道
“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这是顾湘陵任长沙市规划局副局长时，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的话。
但根据起诉书，长沙有95个楼盘，因开发商贿赂顾湘陵，发生了容积率调高、楼间距缩小等变化。法院判决指出其中9个楼盘的部分调整，因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是顾湘陵的犯罪行为。
但是，这些调整无疑降低了市民在城市生活的舒适度。一名规划领域人士称，顾湘陵已从一名城市规划的把关者，变成替贿赂他的开发商办事的人。
《长沙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对调规进行了严格限制，顾湘陵何以能满足开发商的调规要求?
暴涨的容积率
据统计，95个楼盘中，有超过半数曾找顾湘陵帮忙提高容积率，解决日照或楼间距不足、退让不足等问题。
2005年，中山路一个小区开建，最初下达的规划指标中容积率为3.0。开发商通过找顾，竟将容积率提高至7.0。
长沙市规划局可以调整的幅度只有10%。可是，超出规定限制，顾仍然不仅“帮得上忙”，而且审批“又通得过”。
庭审时，顾湘陵辩护：“我只是个副局长，很多事不能算在我身上，我都是按程序办事，该我签字的我签。”但是，这个字怎么签，什么时机签，他自有一套。
2006年，桂花路一处楼盘开建，容积率规定为3.5，后来竟变成5.0。这个路分两步走。首先，顾同意在10%幅度内给予调整，开发商按容积率3.84设计方案。方案上报规划局，顾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提出若减少商业面积，作为补偿可将容积率调到4.5。开发商进一步认为到5.0才盈利。
顾让开发商按5.0开建。同时让开发商先打了3.84的方案让政府通过，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后，再打一次报告，让市政府同意调高至5.0的方案，万一不同意再通过处罚补办的方式来处理。最后政府同意了，顾据此履行规划审查签报手续，签字通过。
容积率是指一个小区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例。一般来说，容积率越高，居民的舒适度越低，反之则舒适度越高。且一个良好的居住小区，高层住宅容积率不应超过5，多层住宅不应超过2。但众所周知的是，因土地成本问题，容积率越高，开发商的利润就越丰厚。
两张挡箭牌
衡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建成总结，顾湘陵办事的特点是建议老板先找领导签字，他再协调处理，“领导为了稳定，打报告都同意，就好操作了。”
2005年，开福区一个楼盘在开发时，每单元只设置一台电梯。根据规定，此设计不符合要求。开发商带着某领导的批示找到顾，“在新老标准实施的过程时期，请顾局长协调处理。”顾在报告中批示“请建管处XX处长按批示作特殊情况处理”。加了“特殊”二字后，该项目最终没有增加电梯。
除了领导批字，顾的另一张挡箭牌是开发商的承诺。2005年，马王堆路一处小区三期开建，规划局审查该项目报建图，其外部日照、内部日照均存在严重问题。顾对设计方案给予技术指导，基本解决了外部日照影响问题。但内部日照仍有多栋不能满足要求，在此情况下，顾批示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在开发商承诺告知业主后，顺利通过其方案审查。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建筑的间距和日照都有规划标准，但毕竟是开发商自己的楼盘，顾让开发商作出承诺后通过审批并不违法，至于开发商销售时是否明确告知业主，可以认为“那是工商部门应该管的事”。
但是，开发商的项目与邻近建筑的离界，以及涉及更多公众利益的问题，居然也可以用承诺解决。
2002年，二环线旁的一个项目被认定南向和北向均离界不足，同时部分房屋未满足日照要求。顾要求开发商与相邻单位签订制式承诺以及在销售中明确告知业主，通过审批。
甚至，考虑到消防、交通安全等因素，项目邻近马路等必须退让的，也可以妥协。
帮开发商赚钱
作为规划局官员，握在顾手中的另一项“自由裁量权”，是对商业面积的增加。
“技术规定，一般是按社区规划总建筑面积的3%到5%去建设商业网点，这个幅度，可以是3%也可以是5%，但对于开发商来说，3%到5%，几乎翻番了。”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谭春华介绍，商业面积的售价一般是住宅面积的2倍，所以开发商都千方百计增加商业面积。
在上述马王堆路的小区三期建设时，通过顾的帮忙，开发商将部分商业楼层由2层变3层，部分楼栋之间的商铺进深由10米调整为35.8米。这样就变相增加了商业面积。
95个楼盘中，约1/10的楼盘通过顾增加了建筑面积。
2000年，赤岗冲一个小区开建，顾在这个项目报建图审查通知单上写了“同意局部增加跃层，并征求有关职能部门的意见”的批示，使得这个项目增加1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2001年这一住宅小区再次打报告请求对总图进行调整和下达二期规划设计要点，通过顾的批示，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增加了7000多平方米。
有时候，开发商会提出修一条路，来增加楼盘的临街门面，即商业面积。
2008年汽车东站附近的一个楼盘开发，开发商想在小区内开设一条城市支路，然后在路两边建商业门面。这个方案在顾主持召开的方案评审会上获得通过。但是，与会专家提出，既然是门面，就应该建成骑楼，变成顾客共享的空间。开发商为节约建筑成本，再次找顾作出了“商业内街因长度较短，可不设骑楼”的批示。
而同样是修路，曙光路旁的一个楼盘则是另一种方式。这个楼盘规划方案审查会议上，有专家提出应该在项目东向修建一条道路。但是，这条路如由开发商出资修建，会大大增加开发成本，如由政府出资修建，则会拖延项目建设进度。
顾帮开发商想到的办法是：路干脆不修了。
替开发商省钱
95个楼盘中，有近半数楼盘的老板为加快项目审批进度给顾行贿。在报建手续未完成的情况下，先行发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使工程得以开建，这自然有利于开发商减少银行贷款利息，甚至直接省钱。
2007年上半年，长沙市政府出台政策，5月8日起项目报建费全面上调，为使一个项目在5月1日(随后是假期)前进窗，4月26日，顾发放工作联系单，开发商凭此办理手续，减少报建费1300余万元。同年，香樟东路一个项目报建，因为增加近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开发商要补交土地出让金。在顾的关照下，这个项目按2007年5月1日之前的标准交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省了400余万元。
一名业内人士认为，“开发商每进1个亿，拿出100万行贿，他是愿意的。”罗万里分析，“在行政权力被垄断之后，经营者只有依附权力，才能在市场中获得资源。”另外，这种情况的受贿比较隐蔽，因为“没有直接贪污国家的钱”。
但是，帮助开发商减少报建费，显然损害国家利益，因为这些费用本应上缴国库。
在处理此类问题上，顾更多是站在开发商的角度考虑，有时还利用职权帮开发商打招呼。
万家丽路的一个楼盘，根据规划要求须建三层地下停车库。开发商考虑这样做工程量大、耗资大，经顾帮忙，只建了两层地下停车库。这个项目在设置物管用房时，没有达到房产局要求，被房产局扣了一个商业门面，不许对外销售。在顾的介入下，开发商用车库的一间房代替商业门面作为物管用房，在长沙市规划局办理了变更手续。
车站路的一个高档楼盘，顾曾在此低价购买房子。验收时，规划部门发现这个楼盘标准层抬高了0.15米，架空层抬高了0.92米，不予验收。顾从中帮开发商协调，验收通过。
他对谁做了贡献?
在刘建成看来，顾湘陵之所以能获得巨额贿赂，主要是“求他办事的人太多了”。
衡阳市检察院写给长沙市规划局的“建议书”中指出，规划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处置具体的规划审查、审批等事务中，贵局相关决策人员、经办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规划局权力过大，”一位规划界权威专家认为，制作规划标准、执行规划意图、修改规划要求、验收规划效果，这些权力全都在规划局手中。
在南华大学政策研究室主任，文法学院院长罗万里教授看来，这种缺乏公众参与的规划，使规划官员掌握的行政权力发生了变异。
劳动路有一块土地公开挂牌出让。一个老板为确保顺利中标找到顾湘陵。顾于是给报名参加竞标的其他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希望他们退出竞拍。这些公司为维护与顾的关系同意退出，行贿老板中标。
2006年，香樟路口的一个楼盘，用地性质原为“住宅用地”。但开发商想引进大型超市，这样用地性质必须转为“商业用地”。顾帮了他这个忙。同时，顾还帮忙协调这个楼盘与北边另一个楼盘的关系。北边的楼盘要在新楼盘附近建厕所、垃圾站和绿化带。新楼盘担心此举会妨碍引进超市。通过顾出面，此事得到解决。这件事，顾收受了7万人民币和10万港币的贿赂。
“给钱就办事，不给钱不办事”是顾的原则，一位业内人士说。如果给钱，有时顾湘陵还会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帮开发商办事。
2007年，长沙一个开发商欲转让一宗土地给广州一家大型住宅物业开发商，并将顾请到广州与对方洽谈。顾以长沙市规划局副局长的身份表态，如广州的开发商受让土地进行开发，长沙市规划局会给予大力支持，项目容积率可达到3.0。他最终成功促成该宗土地转让，获得30万元贿赂。但法院认为，顾不是利用自己法定职权去帮开发商办事，所以这30万元不是犯罪所得，只是违法所得。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在庭审辩论阶段，顾湘陵的辩护人提出，“作为规划局副局长，顾湘陵为长沙城市规划建设做出了贡献。”话音刚落，坐在另一边的公诉人蔡艺拿起话筒大声答辩，“他改容积率，调规划，他对谁做了贡献?他对开发商做了贡献!而长沙的城市建设没有按照制定的规划做，他对谁做了贡献?”
责编：谢龙彪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