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四、余肇康给湖南和自己带来了什么？
余肇康为湖南主持修成了长株铁路。
1910年1月19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长沙至昭山段铁路竣工试车。至此粤汉铁路长株段全线贯通。
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虽然明天才庆典，但人们已经在欢庆了。余肇康在这天《日记》中记载：“……出北城到工程处布置一切。梅勋先到，组安（庵）、佩衡、继友到。公司如仲梓、海涛、月轩亦来相助，长沙县沈大令来。始知昨日具柬漏盐道吴观察，急补柬加一亲笔缄谢之。杨中丞到最早，劝业道王慕沂（曾绶）、巡警道林梦（九龄）、候补道张鸿年、左（任先）纬先后到，登火车往返大约十九分钟，极为稳速。下车立车头前拍影，觞燕尽欢而散。入城到已二鼓后便过公司布置章事。”
长株铁路开通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学界有深入研究，这里不多赘述。余肇康《日记》记载的虽是个人经历和感慨，但也印证了这种影响的一个侧面。1911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宾工程师来缄，以车行为军人所阻，至欲用枪，亟出至小吴门城外候车，过严加诰诫，乃已到工程处办事一小时，坐车至大椿桥勘工，往返二十余里，仅十分钟而已，入城便报余标统钦翼少谈……”就是说，火车这一便捷交通工具，给余肇康办事带来十分方便。
还因为铁路需要，引进了近代通信设备，各方面联络十分方便。余肇康在《日记》中记载：“辛亥年正月十八日，……杂治公事。现于公司及工程处多以德律风（即麦克风）问答，省走力也。”
无疑，长株铁路通车是余肇康人生路上又一个里程碑。这条路不仅让他在湖南官绅集团中得到好评，而且也得了历任督抚的肯定。就湖广总督来说，无论是张之洞，还是赵尔巽或陈夔龙，都是信任有加。湖南巡抚无论是岑春蓂还是杨文鼎，抑或是余诚格，都对他充分信任。
特别是杨文鼎，不仅在任时支持路事，而且在离任之际，还上书为其谋求复职。杨在上清廷的折子中评价余肇康说：“实心任事，官声政绩，均著贤能；罢职回籍，闭门却扫，不与外事；免铁路总理，未赏支用一钱；艰苦经营，视路事如家事；程工购物，杜绝中饱；守洁平长，即此可见。近年旨收国有，湘人初甚争执，静镇其间，竭力劝导，握防股款，不使稍有亏损，事乃转寰就范；识力坚定，事过有为，云云。”余肇康读后也觉得：“中间叙路工极详，即采取公司平时所报成绩。惟承中丞雅意，题目极为重大，而仅附片知能回天听否？”
这份折子确实达到“天听”了。不过，宣统溥仪当时只有几岁，代批折子的不知是摄政王还是军机处，反正是准了杨文鼎的折子。
于是，也就有了余肇康1911年农历八月初一日这篇日记：“方起衣冠，告明于寝庙。接鞠首（徐世昌，此时任内阁协理大臣、东三省总督）、组安电：七月二十九日，奉旨开复原官，至为悚惕，五载沈冤，仰邀恩复自客春奉起用之，命报由吏部带领引见，今则可经赴宫门请安矣……”
于是，八月初五日，余肇康上了谢恩折子，表示自己“复仰沐温沦”，朝廷“湛恩之相叠”，让他“弥尘下烟之屏营”，“终身皆戴德”。
八月初七日，余肇康看到了朱批：“余肇康，著加恩开复原官。该授同知道，钦此。”更让余肇康欣慰的是，这一次起复的官员中，他有点特别：“查今上登极恩诏起用二十余员，微臣名刊第四，前三名侍郎傅子喜以内阁学士用，总督丁振铎以待郎用，侍郎张炎以三品京堂用，第五之即史安惟峻以内阁侍读用。此外，如道员则用知府、知县则同县丞、官无京外而已，无不地降一阶用，微臣独用原官，异数也，深用悚性，敬恭志之。”
其实，早在1908年农历四月，余肇康虽然没有官场实职，却享受“四品京堂”的待遇。那一年，湖南请求让袁树勋专任铁路公司总理，可清廷没有同意。5月18日（四月十九）湖南改公举朱恩绂（朱昌琳之子，字菊尊）为粤汉铁路奏办湘路公司总理，获得清廷同意，朱恩绂当时主要的工作是以四品京堂身份巡视兵工厂，即监督军工生产，无法分身，虽然也来过湖南铁路公司打理，也就是“点个卯儿”，操作修路的事还是余肇康。清廷在加恩朱的同时，也赏赐余肇康，给了其“四品京堂”身份。《日记》中，余肇康记载了上至总督一级大员李瀚章、端方的祝贺，也列举了地方官绅的祝贺。
其中他本人还上了谢天恩的折子。《日记》中记载——
“十九日，晴。辰刻，中丞送邮传部电来，内开本日具奏，湘路政派总理来。旨：‘朱恩绂著开缺，给赏四品卿衔。余肇康著赏还原衔，余依议，钦此！’除咨达外，先行电闻并参转致余总理云云……捧诵之下，天意还回，悚惶万状。而次罢官两次恩复，均不及一年，殊非躬念所及，至是稍可以对灵老母矣。惟菊尊以实缺通换此卿衔，颇为吃亏。然湘路得菊（鞠）尊同办，自是老事。余亦可渐圆满挈局矣。”
“二十四日，官绅故交来贺者转自惭愧，电谢邮传部堂官并南皮中堂，又电答端制军、陈小石制军，并催菊（鞠）尊速归。”
“电复京朝，官报奏谢。”
从日记的记载来看，余肇康为长株铁路付出了许多。《日记》中经常看到“在公司治杂事甚多，至三鼓返家”。“三鼓”也就是报时的鼓已经敲了三遍，最起码是凌晨3时了。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两个孩子夭折，母亲去世，都重创了余肇康的心灵，可他依然一边处理家事，一边打理修路之事，堪称忠于职守了。
当然，从日记中这些记载来看，余肇康被罢官后依然未能脱离清王朝体制，虽然没有实缺，但仍然有着品位，因此在处理路事中，与上至朝廷大员、封疆大吏关系密切，下与地方官员友好相处。也正是修这条路的作为，让他见重于地方督抚，因而得到重新启用。
铁路其实是晚清政治的风向标，朝野都明白，中国要富强，没有铁路不行。可是修铁路需要巨资，清王朝的金库已是水尽鱼净，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呢？
于是，一个办法就是借外债。借外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殖民化加深的过程，自然激起了新兴的民族资本力量的反对。围绕“官办”还是“商办”，朝廷与地方展开了激烈博弈。保路运动的兴起，成为压垮200多年历史清王朝宫殿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余肇康来说，怎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清王朝加恩再用老臣，但时代的大潮将清王朝的君臣都冲到了“过去”。而只有余肇康主持修建长株铁路，百年后依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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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