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其原为唐元和年间所建之“李宽中秀才书院”，宋初得朝廷赐额“石鼓书院”，从此名扬天下，一度跻身“天下四大书院”行列。自宋代以来，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蔡汝楠等学术大师先后讲学于此，石鼓书院一度成为湖湘学术中心，与北面的岳麓书院交相辉映。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书院改制诏令发布后，其先后被改为中学堂、南路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校等。2006年，书院重修开放。
石鼓书院。资料图片
冯天赐
在中国书院史中，湖湘大地诞生了众多名山圣院。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写道：“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在湖湘大地的衡州，有这样一所书院：建院甚早，诞生于书院初创的泱泱大唐;成名四方，宋代即闯出“天下四大书院”的名堂;文脉悠长，留下千年的浓墨书香。这所书院如今静静地矗立在衡阳市石鼓区蒸水与湘江交汇处，背依两江，迎接八方，温婉地吟唱着湖湘文化的魅力——这就是石鼓书院。
一
到达书院前面的文化广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鼓七贤”雕像。我在旁边矗立良久后终于明白，他们览胜赋诗、建院修缮、会讲育人的故事为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奠定了基调，放在这里，可谓别有深意!
步长廊，经禹碑，穿山门，我进入书院核心建筑群。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分列两侧，继续深入，掩映在先师后、藏匿于翠微间的便是大观楼了。绕过大观楼，合江亭静静地屹立在江边。门口亭柱上有衡人祝澹溪所作对联“广厦构众材，报道蛟龙腾浪去;两水夹明镜，合信风月入亭来”，我屏息凝神，慢慢走进亭楼，一楼堂中悬挂着一代大儒王闿运所撰藏头联“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岳震南天”。登亭望远，思绪早已飘入青云，我深深地为石鼓文化基因中的浪漫与豪气所折服。
试想从远处眺望，颇具写意之风的白墙黛瓦与身后的滚滚江河交相辉映，石鼓的千年风流在眼前流星赶月般地一一浮现，湖南人的婉约与豪迈似乎在这幅天地水墨画中奔腾了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所书院，能如此生动地诠释湖湘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坐落于石鼓山，与其“姊妹”岳麓书院同样都是“院以山名，山因院盛”。
蒸湘钟灵，石鼓毓秀。唐德宗贞元年间，衡州刺史齐映于石鼓山北面蒸湘二水汇流之处建“合江亭”，大儒韩昌黎曾登亭临江，感怀赋诗。而后宪宗元和年间，士人李宽中(一说“李宽”)“爱石鼓山拔起蒸湘二水之间，明爽秀丽”，遂结庐建院读书山上，当时的刺史吕温常往访之，浅斟低唱，留下了《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一诗。书院初起，方兴未艾，石鼓书院的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就这样跻身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书院的行列。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州人李士真蹈宽中书院之遗迹而重构之，与衡州士人谈笑往来，讲学其中。后又得朝廷赐额“石鼓书院”，并拨学田以维持书院运行。从此，石鼓书院跻身“天下四大书院”行列，又一次走在了全国书院发展的前列。
到了南宋，书院呈现出与理学一体化的趋势，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依托，著书立说、讲道论辩，书院成为大大小小的学术中心。石鼓书院自然也不例外，其因“东南三贤”之朱熹、张栻二人讲学论道于此而成为理学圣地。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专程从福建崇安赶赴长沙，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论道两月，开不同学派会讲之先河，史称“朱张会讲”。二人朝望赫曦、夕登岳麓，讲论两月有余，甚至三日夜不能合，仍未尽兴，于是共赴南岳。
据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本《重修石鼓书院志》记载，朱熹“与张南轩同游南岳，讲道倡和间，亦寄迹于书院”，清光绪六年(1880年)刊本《国朝石鼓志》称朱熹“罢归监南岳庙，与诸生讲学石鼓书院”，张栻“往来省侍，过石鼓山与朱子讲学，揽胜合江亭”。在明清时人所作的关于石鼓书院的记文中，我们时常能看到朱张二人讲学于此的有关记载。继官方认可后又有大儒过化，书院成为理学名地。后人感怀，因建先贤祠，祀韩愈、朱熹、张栻、黄幹、李宽、李士真六人，万历年间又增周敦颐，合为七贤祠。
二
石鼓书院孔子像。资料图片
纵观石鼓书院千余年的历史，从来不乏不同学派、不同书院、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这些思维激荡的火花流进了书院的血脉，刻进了书院的基因，也促进了书院的新生。继朱张会讲余绪，石鼓书院迎来了一位心学鸿儒——傅梦泉。
傅梦泉自幼聪颖，每每读书即有所得。稍长，他跟随陆九渊在抚州金溪槐堂书屋斟经论义，领悟迅速，在心学上颇具造诣，深受陆九渊喜爱。每次与人论起门下之士，陆九渊都推举傅梦泉为第一，张栻亦称其为陆门上足。淳熙二年(1175年)，傅梦泉登进士第。其先任官澧州，后分教衡阳，掌石鼓书院教席。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傅梦泉将象山学派的精髓带到了湖湘大地，赢得了湖湘士子的尊敬，也激发了他们探求不同学派思想异同、追寻宇宙真理、体悟人生风雨的热忱，湖湘子弟咸入其门。而他本人，亦畅快于书院自得之生活，有悠然终老之意。淳熙十四年(1187年)，陆九渊建精舍于贵溪应天山，名曰“象山精舍”。五年之间，登象山门执经问礼者千人，象山精舍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陆九渊多次写信邀请傅梦泉至象山任教，都未曾撬动他的心。继傅梦泉之后，曾任象山书院山长的汤汉又为石鼓书院作记，为湖湘士子言。
明代是石鼓书院兴盛的又一时期，书院鸿儒往来，谈笑风生，成为王湛学派学术大师们乐教之胜地。据《重修石鼓书院志》记载，嘉靖年间，湛若水“至书院，与督学应公会讲”，阳明高徒、江右王门主心骨之一邹守益亦“至书院，和昌黎韵，会诸生讲论旬日”，并著有《教言二十五篇》以嘱咐石鼓诸生。王、湛之学俱为明代中期之显学，史称“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在二人的宣传下，石鼓书院迎来了一批在当时学界、政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名人讲学，如甘泉高足蒋信、蔡汝楠，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罗汝芳、赵贞吉等。其中，蔡汝楠不仅亲自讲学，还凭借衡州知府的身份，对石鼓书院加以扩建，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力。继象山心学后，王湛心学与湖湘学又在石鼓书院交流碰撞。
蔡汝楠受业于湛若水，当他移官衡州时，自然对老师湛若水过化之地石鼓书院念念不忘。明人廖汝恒在《蔡白石先生讲院记》中讲道：“(蔡汝楠)政暇，课诸生于石鼓书院。颜东西两斋‘主静’‘定性’，条为规约，要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命诸士日以此相考质。”蔡汝楠在石鼓书院扩建学斋、订立学规，并时常以书院先贤考亭、南轩、甘泉、东廓的事迹来鼓励石鼓学子积极进取。在蔡汝楠的支持下，石鼓书院“风闻邻邦，长、永二郡诸生及官师举监，皆负笈来学”。
书院因交流而兴盛，文化因融汇而多彩。我在石鼓书院的千年画卷中看到了湖湘士人的一种气质，看到了湖湘文化的一种气魄。这里对于象山学派、王湛学派的接纳与包容生动地诠释了湖湘文化的兼容并包。湖湘文化在形成与传承的历史过程中铸造了湖湘士人的性格，湖湘士人又以实际行动为湖湘文化注入新的内涵。
三
自宋至清，石鼓书院数遭兵燹，时有坍圮，而又不断重修、增建，足以显示出其在衡州人民心中崇高的地位。据有关统计，石鼓书院大规模重修至少11次。其中，绝大部分都由知州、知府、刑狱使等各级官员主持。除进行修复书院建筑等基本建设工作外，他们往往还给书院划拨学田、捐赠书籍与膏火。除此以外，许多官员都亲临书院，了解教学、管理情况，订立学规，或进行讲学活动。石鼓书院完成了从创建之初“私”到重建以后“官”的转变。官方力量的支持、衡州民众的关心、大儒巨擘的栽培，不断拭去石鼓书院身上的风尘，而石鼓书院也用培育的众多英才回馈社会。
仅就《石鼓书院志》中的零星记载来看，石鼓诸生中取得科举功名的如下：宋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3人，王居仁、邓友龙、邓友龄;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6人，李孟彰、王大韶、谭汝赓、徐应南、彭良臣、陶宾;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4人，祝松云、谭鑫振(一甲第三名，探花)、杨依斗、陈鼎。上述数据中，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竟无一名举人，因此可以肯定，以上数据遗漏尚多。且以清光绪六年数据为例，同年湖南籍进士为14人，石鼓书院独居其四，不可谓不盛。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深深牵动着石鼓士人的心。当时的山长大多教育诸生关心国事，图雪国耻。石鼓学子讲经论学的同时不忘国事，发扬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传统。这一时期，书院走出了“中兴四大名臣”彭玉麟、著名书法家彭述等积极投身民族复兴的学子。
此后在清末书院改制潮流中，石鼓书院先后被改为中学堂、南路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校等。清末民初毕业的石鼓学子，以何海鸣、谢彬、王祺、屈子健、夏明翰、廖兆凤等为代表，大多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1944年，在壮烈的衡阳保卫战中，石鼓书院在日寇的炮火之下化为废墟。2006年，衡阳市政府按照清代的布局重修石鼓书院，禹碑亭、山门、展厅、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陆续修毕。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时至今日，石鼓书院虽已不再作为育才之地，但其千年文脉却散落在衡州大地，不断地为当地的教育事业注入精神力量。
空山新雨，旧院新颜，白墙黛瓦中诉说着书院的漫长历史，千年书院又重新屹立在蒸湘二水之上。站在院中，我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认真地品读着石鼓书院这本厚重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