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路
在前往贵州途中，路过长沙，王阳明专门去了岳麓书院。走在岳麓山里的一条小路上，他应该想起当年“朱张会讲”盛况，张栻当时主管岳麓书院教事。
盛况时，谁能想到朱熹晚年会有那样一番忧愤悲苦的遭遇，竟然会在一片皆曰可杀声中绝望而死。不过，人死了，思想没有死，连迫害者都死了，被迫害的思想还是不会死。思想者需要平反吗?不需要。他宁愿受难。
那么朱熹呢?他的思想不是从伪学变成理学，他本人不是从伪人变成圣人了吗?这难道不是平反?当然不是，那是王权主义向自由思想让步，是一代王朝被思想者征服。当然，不是被一个思想者征服，而是被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用思想征服。
思想，要传承。思想者，要有接班人。书院，便应运而生。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书院，是思想国，是思想者的共和国。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还有共和的制度与生活。书院，是思想者的家园，思想共和，是共和国的根。文化中国在，书院就在;书院在，思想者不败。
岳麓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在……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70所书院，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算，平均每年一所书院，都分布在江南岸。这样一支思想大军，代表文化中国出征，以书院的形式北伐，从江南到江北，到淮南，到中原，分布于黄河两岸，延伸至龙门—碣石一线。中国的思想者们，就这样以思想的传播和书院的拓展，收复国土和国权。
还在南宋灭亡以前，宋理宗就为朱熹“平反”了，但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北方的元朝已经认同了朱熹，而南宋离灭亡已经不远了。朱熹胜利了，不在于王权终于认同了他，而在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用思想完成了北伐。可他胜利的同时，也就是失败的开始，王权认同了他，也占有了他。
民间思想一旦成为官学，就像离开了大地的安泰一样，失去力量。是谁将朱熹高高举起，使之丧失发展的力量?是朱元璋。这位草根帝王深知民间思想的力量，离不开民间社会的土壤，他将理学从民间移植到了官方。这一移植，思想者就异化，这异化很可怕，能彻底打败思想者的，也就只有这异化。
到了20世纪末，龙应台女士也走在这条当年朱熹、王阳明走过、曾国藩和毛泽东接着走过的小路上，她在想，这千年书院为什么“时而房舍巍峨，书声琅琅，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书院，还出现在思想者身上，例如朱熹，究竟是什么使他的形象变成“断垣残壁”，使他的思想变得“鬼影幢幢”?“全是那政治的霸权”，可王阳明怎么想?
王阳明不知道有一种国家叫做共和国，不懂得还有一种政治叫做民主政治，当他从贵州回来，再次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依然还是反求诸己，从内心深处拿出良知。最根本的解决，是政治解决还是道德解决?他认为，是道德解决。因为他不知道于“君君臣臣”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和方式的政治解决。
而道德的根柢，就在内心里孕育，良知的光芒，灿如星宇。那就用良知来照亮一切吧!它的光源就在我们的内心里。良知的光芒，洒落在这条小路上，这光芒里，也许就有龙应台女士所说的对于政治霸权的抗争力量。她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就因为民间有这力量。
这力量，不仅来自良知，而且来自“学问”，她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个社会已经认为“学问”和“思辨”是维系文明的根本，那它一定就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那是对书院共和时代的赞美，对自由化社会的赞美。这条小路就是通往书院的共和之路，通往自由化社会之路，从这条小路上走出来的近代湖湘文化，便是“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文化。
共和国的根
自有书院以来，没有任何一所书院，能比岳麓书院更为有始有终了。
当年“四大书院”，北方的早就衰落了，只有江南的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在发展，宋代朱熹就在这两所书院讲学，明代王阳明也在这两所书院讲学，可到了清代，连白鹿洞书院也衰落了，而岳麓书院却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没有一所书院，能像岳麓书院那样集中反映并代表一方水土。白鹿洞书院不行，东林书院也不行，惟有岳麓书院能自豪地说，它代表湖湘文化。湖湘本土上，几乎所有的民间思想者都与岳麓书院有关。自从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伟大的讲学者来播下了理学和心学的种子，湖湘文化就在岳麓书院里成长起来了，不光担待一方水土荣辱，还要担待一国命运兴衰。
湖湘文化，从“格物致知”里抓住“物”——格物，格物不是致知，而是致用;从“知行合一”里揪出“行”——力行，力行不是求知，而是经世，走出经世致用一路。明清之际，王船山以经世致用，为湖湘文化开山;曾国藩以理学治军——格物，以心学用兵——力行，以圣化集大成。
自曾国藩以来，岳麓书院可谓英雄辈出，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最悲壮、最有血性、最为壮丽的事业，几无一不与湘人有关，从近代史来看，共和国之路便是从岳麓书院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