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马库斯（右一）、白士杰（左二）与钟灏松（左一）将湖南抗战相关档案资料捐赠给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华声在线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思婷 摄
马库斯、白士杰与钟灏松此次捐赠的法国解密档案扫描件（节选），记录了1938年衡阳空战击落日机的影像资料。华声在线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思婷 摄
华声在线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思婷 记者 卢嘉俊 宛俊余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签署投降备忘录，向中国军民无条件投降。
彼时，山河重光，积雨初霁。
8月20日，芷江受降81周年之际，在相似的天气里，法国青年马库斯、白士杰与中国同伴钟灏松，带着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搜集获取的新一批解密史料，正式移交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芷江这座小城，承载着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记忆：雪峰山会战，又称湘西会战（芷江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最后一战。这里，也是三位中法青年此次捐赠史料行程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的9天时间里，他们走过重庆、上海、南京、昆明、武汉5座城市，陆续移交搜集到的抗战史料。
“最后一战”的烽烟散尽，“最后一站”的脚步抵达，历史与现实，在“胜利之城”交汇。
何为“最后一站”？
8月20日，阳光穿透云层，在芷江受降纪念坊的青石板上投下斑驳光晕。空气里还氤氲着雨后湿润的气息，马库斯、白士杰和钟灏松蹲在坊前，手中摊开谷物，白鸽落至膝边啄食，忽而振翅，掠过拱门，飞向澄澈的天空。三人仰头，眼角漾开笑意——这是他们此行少有的松弛时刻。
转身步入纪念馆，神色已归于庄重。三人手挽花篮，仔细整理绶带，深深鞠躬。一场跨越山海的档案移交仪式，在受降之地正式启幕。
5份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获取、解密、扫描的史料，此刻正式移交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这批海外一手史料，以第三方国际视角，丰富湖南抗战集体记忆，补齐湖南抗战域外史证链条。其中包括：1936年长沙对日紧张局势、1938年衡阳空战击落4架日机的战果、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略影响，以及战时高校南迁长沙办学等史实。
“这些档案记录了日军在湖南境内的作战行动、部分活动轨迹，以及公开焚烧罪证的行径。”钟灏松介绍，“但它同样记载了湖南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从未屈服的抗争。”
随后，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向三人颁发捐赠纪念证书。“芷江是当时抗战‘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他说。
马库斯一行走访重庆、昆明等抗战大后方，又前往上海、南京、武汉等昔日战场，最终把行程终点设在芷江。“在这里结束这段旅程，象征我们将从这里再出发，继续传递和平与正义。”钟灏松说。
捐赠仪式上，马库斯将首次中文公开演讲留给了芷江。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家族记录了历史，而中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历史。今天把这些档案送回英雄的土地，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心愿。”
“芷江有一座著名的龙津风雨桥，几百年来，它一直把河的两岸连在一起。我们三个人也愿意做这样一座桥，把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带给世界。”白士杰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
然而，这份愿景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此前三人曾透露，他们追踪史料的三年间已自费投入超380万元，往返世界各地搜集史料、递交档案、开展宣讲，从未中断。芷江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却并不是他们史料追寻之路的终点。
踏上通往受降亭的和平台阶，讲解员邓雨说：“宣布投降的时候，日方始终回避‘投降’二字，只用‘终战’来表述。”这句话，让白士杰久久无法平静：“我们希望把和平与真相带到全世界，填补西方教育体系的空白，等待日本正式道歉的那一天。”
为什么是湖南？为什么是芷江？
“为什么芷江是‘胜利之城’、‘和平之城’、‘英雄之城’？”在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旧址门前，白士杰向吴建宏提出了这个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
吴建宏的回答高亢而笃定：“芷江的英雄，就是我们的人民！”
这句话背后，是血与火写就的史诗。抗战期间，日军对芷江狂轰滥炸达38次之多，芷江人民却在炮火中抢修机场、救助飞虎队员，将弹药、兵员、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妇女儿童穿梭于硝烟之间，无一人退缩。
“和先烈们的牺牲相比，我们跑的这点路，真的算不上什么。”白士杰眼眶通红。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飞抵芷江，献交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签署《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承诺无条件服从指令。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之姿接受侵略者俯首请降。芷江，这座湘西边陲小城，也由此成为中国战区第一个受降地。
迈向展厅深处，三人渐渐读懂：芷江受降，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选择。湖南地处华中腹地，北扼长江、西通川黔，是军事咽喉要冲之地。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六场全国性正面战场重大会战在此密集开打。210余万三湘儿女奔赴前线，每15人中就有1人出征；正面战场每3名阵亡将士，就有1名湘籍子弟。马库斯在抗战老兵手模墙前驻足，将自己的手掌轻轻扣在那些宽厚的纹路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阵亡将士名录，他喃喃道：“这不是数字，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钟灏松不禁吟诵清末民初湘潭人杨度所作《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这不是口号，而是这片热土的人民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毁家纾难，送粮、抬棺、修路、救伤，无一人屈膝投降。
2021年，芷江成为中国第二座“国际和平城市”。从受降地到和平城，芷江不再只是见证胜利的终点，更成为守护和平的起点。
行至受降纪念坊下，吴建宏介绍说，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凯旋门”，坊体造型从空中俯瞰，恰是一个“血”字。
“山河血泪。”钟灏松仰望着白墙拱门，轻声说道。
“今年6月，我们的和平宣讲游行就是从法国凯旋门开始的。”马库斯顿了顿，“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了中国的‘凯旋门’。”白士杰感慨道，“我们两个国家的凯旋门，在连接我们两国的友谊，连接世界的和平！”
谁在续写征集之路？
档案小心入库后，馆长吴建宏没有急着离开。他望向白士杰，目光里有一种同行者才懂的默契：“你们从法国档案馆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这些纸，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事。”
那时，走进门的捐赠者多是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我猛然意识到，历史不能等。”吴建宏说。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了有关抗战的史料、文物的搜寻和征集。飞虎队遗物、受降典礼的原版桌椅、刻有弹痕的石碑，一砖一瓦都关乎胜利之城的根脉。
“幸亏这些物料没有流失，一定要放到场馆里珍藏展出，让更多人看见。”白士杰在一旁轻声接话。
后来，征集的脚步走到平型关、昆仑关、台儿庄……一枚炮弹、一柄枪刺，这些烽火岁月的物证被一一小心收归。
再后来，跨越海峡，又远渡重洋，一份份沉甸甸的记忆陆续归来。台湾“飞虎队”抗战老兵李继贤将作战地图无偿相赠，萧毅肃子女送回460余件手稿与物品；香港抗战老兵林雨水捧出回忆录与照片。大洋彼岸，美国飞虎队研究院院长陈灿培博士携近千件文物而来；中国籍飞虎队员黄煜臻捐资十万美元；陈纳德将军遗物亦入藏芷江。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寻回一段日本投降原始视频，及日本防卫厅档案。这些都成为日军侵华铁证。
听到这些，马库斯眼眶泛红。“维护和平的共同记忆，从不分国界。我们从不是孤军奋战，我们要薪火相传，传承好前辈交给我们的使命。”
“我知道，你们的祖辈也都倒在了反法西斯战场上，没能回来。”吴建宏拍了拍马库斯的肩，“共同的记忆，凝聚共同的力量。”
抢救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征。谈及未来，吴建宏心中藏着一个辽阔的愿景：向全球发出邀约，征集“V”字型胜利主题设计，让胜利的符号与和平的祈愿，常久栖居。他也期待更多年轻人推开各国档案馆的大门，期待更多民间藏家打开珍藏的匣屉，让散落的记忆找到归处。
“法语讲‘mémoire’——记忆。不只是记住，是带着它继续活。”白士杰说。
承接这份历史记忆的，早已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历史的回响穿越山海，一批又一批海内外有志之士，跨越语言与国界，为还原真相奔走，为守护和平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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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