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图》局部。李公麟
《五马图》卷后曾纡题跋。
永州朝阳岩黄庭坚题名摩崖拓片。
黄庭坚题跋《五马图》。
田振宇
丙午马年到来，马元素再次成为视觉表达的热点。马是中国古人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西周盠驹尊到东汉铜奔马，再到《照夜白图》《牧马图》……纵观中国美术史，马作为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总是以矫健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
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被视为画马的巅峰神作，也是现存罕见有宋四家之一黄庭坚题跋的画作，被后世推举为“宋画第一”。此图描绘北宋元祐初年西域边地进献给皇帝的五匹西域名马，前四匹马左上位置有黄庭坚题签的马名、产地、年岁、尺寸。李公麟笔下的马主要依靠线条的浓淡、粗细变化体现马的形体，整体简练却勾勒出马骨骼肌肉的特征和各异神态，流露着宋代文人特有的审美偏好。
李公麟《五马图》真迹2019年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中展出，不仅让我们得以重睹北宋白描绘画的巅峰技艺，其卷尾黄庭坚与曾纡的题跋，更叩响了通往北宋后期一个特定时空的门扉——崇宁三年（1104年）的永州。
这两段文字，若与永州本地遗存至今的摩崖石刻相互印证，便能编织出一张具体而微的人物关系网，让我们得以在近千年后，依然能触摸到那次特殊聚会的温度与质感，理解其中蕴含的复杂历史情境。
一
《五马图》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写生作品，李公麟以高超的写实技法，记录下当时皇家御苑天马厩中豢养的五匹西域进贡名马及马倌形象。画卷分五段，前四匹骏马——凤头骢（于阗国进献）、锦膊骢（吐蕃部落董毡进献）、好头赤（拣中秦马）、照夜白（温溪心进献）——均附有小字题记，详录其进贡时间、来源地、年龄尺寸，如第一匹明确写道：“右一匹，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骐骥院收于阗国进到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这种档案式的记录方式，彰显了其宫廷御马图谱的性质。
唯独第五匹“满川花”阙如，未有题记。此后的题跋是黄庭坚所写，未署年月，也未提到马的名称。关于第五马的命名以及黄庭坚题跋的具体信息，全仰赖于之后南宋曾纡的一段长跋。而曾纡题跋中记载的一则著名轶事，为这幅风格严谨的画作平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曾纡（1073年—1135年），字公卷，号空青老人，曾布第四子、曾巩之侄，出身于显赫的文学世家——江西南丰曾氏。其父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在哲宗、徽宗时期两度拜相，但在激烈的党争中最终失势。曾纡也因此受到牵连。
在《五马图》的题跋中，曾纡以史笔般的清晰脉络，勾勒出他与《五马图》及黄庭坚四十余年的因缘。他忆及元祐五年（1090年）在汴京酺池寺初谒黄庭坚时，正值黄氏为友人张询所藏李公麟《天马图》作跋，并亲口讲述了画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的轶事——画完成时，满川花猝然倒地而死。马夫们认为这是因为马的魂魄为画取去，即“画杀满川花”。这段早年见闻，成为连接二人交游的记忆。
十四年后的崇宁三年（1104年），当曾纡因党争牵连贬谪永州，黄庭坚也在赴宜州贬所途中经停此地，二人于潇湘江上重逢，再次谈起“画杀满川花”的旧闻。只是这时，他们已从天下的繁华汴京，到了边远的贬谪之地。
二十七年后的绍兴元年（1131年），已经历靖康之变的曾纡，得到高宗赵构重用，出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在浙江嘉兴真如寺的一次友人聚会中，他意外重睹此画，“开卷错愕，宛然畴昔”，往昔人事汹涌而来，遂提笔详述本末，既为画迹留证，亦为故人遗意。
曾纡跋中提及永州聚会时，除黄、曾二人外，尚有徐靖国、朱彦明两位在场者。这并非泛泛之言，永州山水间留存的金石铭刻，为这些名字提供了注脚。在永州朝阳岩，有一处黄庭坚的题名石刻至今尚存，文曰：“崇宁三年三月辛丑，鲁直，徐武，陶豫，黄庭坚与子相，僧崇广同来。”
这里的“徐武”，正是曾纡笔下的徐靖国。收入黄庭坚文集中的《游愚溪并序》也印证了此次同游：“三月辛丑同徐靖国到愚溪，过罗氏修竹园，入朝阳洞……”与石刻内容完全吻合。其姓、名、字在此得到完整确认，且标明了徐武与黄庭坚同游朝阳岩的具体日期——三月二十八日。
这方石刻，将文字记载的人物锚定在了真实的时空坐标上。徐靖国作为永州本地官员（司法参军），在贬谪文人社交网络中的角色，由此变得清晰可见。另一则文献来自同为贬官途经永州的邹浩，写于崇宁四年的《〈六一岩〉诗并序》：“余与子初同邵武李师聃祖道、姑苏徐武靖国、零陵蒋湋彦回、长老永明，由澹岩穿后冈，攀援藤萝，穷览胜事，樵不到处，得此岩穴，遂以六人一时同见名之。”由此可知这位徐武是姑苏人（今江苏苏州）。
另一位人物朱彦明，又是谁呢？还是要感谢与黄庭坚、曾纡同时代的邹浩，在其《道乡集》中有诗《寄赠零陵令朱君陟彦明》，诗中有“书到零陵长官处，掀然一笑有谁知”句，可知朱彦明的大名是朱陟（字彦明），身份是当时的零陵县令。另外还有一首《寄朱彦明》：“义薄云霄世几人，零陵邑宰迥超伦。能明圣主恢洪造，曾是童儿谒紫宸……”诗中称其“义薄云霄”，又“曾是童儿谒紫宸”，可见朱陟在还是幼童时就曾得到天子接见。借助多方史料，其形象得以立体化。作为地方长官，朱陟参与了这次流人文士的聚会，其意义超越了一般性的文酒之会，或许也体现了某种地方层面对中央政治斗争中被贬者的微妙态度与有限庇护。
二
曾纡与黄庭坚的这次永州重逢，并不止于此。当月更早的时间，地点就在永州祁阳的浯溪摩崖、崇宁三年三月初六，黄庭坚于风雨中泊舟浯溪，与众多当地及同行友人连续三日观览唐代元结文、颜真卿书的《大唐中兴颂》摩崖巨制。此事在黄庭坚自己的浯溪题记中有生动记述，其中列出了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蒋大年、石君豫、成权等十余位同游者名单，宛如一份珍贵的签到簿。
然而，这次本可留名金石的风雅盛会，却因现实的严酷而留下了克制的一笔。南宋王明清是曾纡的外孙，他在《挥麈后录》中记载，当黄庭坚欲赋诗并题名于崖壁时，曾纡急切劝阻：“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曾纡的警醒，揭示了此次聚会的政治敏感性。
当时权相蔡京正严厉清算“元祐党人”，黄、曾二人皆在罪籍，公开的文学活动与交游记录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黄庭坚最终听从了劝告，只在诗中含蓄写下一句“亦有文士相追随”，以暗指曾纡，而未在题刻中公开其姓名。浯溪的山水与古刻见证了他们的相聚，而崖壁上有意的“缺席”，成为那个高压时代的证言。
因此，崇宁三年在永州的这次聚会，远非一次简单的旧友重逢。
王明清云：“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樾书事》之类是也。”对于故事的主角黄庭坚与曾纡，他乡遇故知，又皆为残酷党争的受害者，这次重逢在彼此颠沛流离的生涯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慰藉。
同时，它是在政治高压下，一个由贬谪中央文士（黄庭坚、曾纡）、地方官员（徐靖国、朱彦明）以及当地士绅僧侣共同构成的、临时而紧密的文化交游圈。他们同游山水，观摩古迹，唱和诗文，重拾旧日文艺活动。这些行为，不只为疏解贬谪带来的精神苦闷，更是在逆境之中对士大夫文化身份的自觉坚守，其中亦可能藏着对现实时局无言的回应。朝阳岩与浯溪的石刻，与《五马图》后的墨书题跋，一石一纸，一公开一私密，互为表里，是这段历史的双重证据。石刻记录了事件与部分在场人物，而题跋则揭示了事件背后的情感张力与政治风险。
永州之会后，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一代文豪黄庭坚病逝于宜州贬所（今广西宜山）。当曾纡在二十七年后的江南嘉兴，再次展开《五马图》卷时，他所感叹的“忧患余生，岿然独在”，有了沉甸甸的具体内容。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幅画，更是半生蹉跎、故人零落的岁月刻痕。
画卷中那匹没有标注的“满川花”，与浯溪崖壁上那段未曾刻下的名字，相互呼应，共同诉说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既被记录又被隐藏的个体命运与真挚情谊。
通过将《五马图》的纸本记忆与永州的摩崖实物相勾连，我们得以超越单纯的艺事轶闻，进入一个更为广阔而深刻的历史现场，感受到北宋后期党争语境下，文人群体复杂而坚韧的生存状态与文化传承。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金石文献与古物研究方向博士）
责编：欧小雷
一审：欧小雷
二审：印奕帆
三审：谭登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