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博
与20世纪的多数画家相比，周令钊先生走的路很“奇特”：他既不算传统，也难说现代，显然不属于国粹，更不能算苏派，说不上“阳春白雪”，又不是“山药蛋画派”。他的艺术道路，是把他自己所理解的一种清新的、质朴的、民族的、装饰性的美融入设计和公共艺术作品中去，既能够成就国家形象和政治景观的宏大叙事，又能够深入到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这种艺术的价值既不突出个性，也不那么炫目迷人，但是，当你逐渐知晓这些作品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理解了它们创作的复杂和艰巨之后，一定会感到惊讶、甚或是震惊，进而钦佩不已。
许多人对周令钊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他主创或参与设计过的作品，却是1949年以后几十年间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与夫人陈若菊绘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与张仃设计政协会徽，以中央美院设计团队主要成员身份参与国徽设计，还设计了共青团团旗、主笔解放军“三大勋章”，20世纪50年代起30余年间担纲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此外，他设计多套重要纪念邮票，绘制《全民抗战》(黄鹤楼抗战大壁画)、《五四运动》(历史画)、《世界人民大团结》(壁画)等，1950年至1967年(除1966年)还任天安门“五一”“十一”游行仪仗队及文艺大军总体美术设计。改革开放后，周先生的艺术生命力再次被激活，不但创作了《白云黄鹤》等重要壁画作品，还参与并主持了中国最早的主题公园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的总体设计……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对中国现代的设计艺术和公共艺术来说都极具开拓性，足以使任何一位艺术家或设计师名垂青史。而支撑这些重大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的基础，则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
我们可以把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人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湖南平江出生到1948年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之前的三十年，是周先生艺术人生的成长期。少年时代，他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1936年，17岁的周令钊又到上海学习制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投身抗日宣传，次年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1939年，他加入南路前线工作队。抗日战争末期，他随抗敌演剧队赴滇缅前线写生，还冒险深入缅甸。抗战结束后，他在上海育才学校任美术教员。
对于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段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丰富精彩，尤其是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积极投身，成就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段传奇。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8年受徐悲鸿先生之聘来到北平艺专任教。这个阶段也是30年，其中前20年可以说是周令钊先生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光，也是他艺术人生的成熟期。在此期间，周先生的工作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作为主创者之一参与了包括政协会徽、国徽和人民币在内的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的设计工作，完成了大量艰巨的国家设计任务。当年30岁出头的周令钊满怀热忱地参与到这些项目中，也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其二，是主持了许多壁画和公共艺术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明亮健康、清新活泼的民族装饰风格。作为中国现代壁画运动的先驱，到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民族文化宫装饰等项目后，周令钊的装饰语言才算正式确立。他的装饰绘画主要服务于新中国的重要工程的空间装饰，保留了幽默感，创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乐观蓬勃的理想主义装饰风格。
其三，是在水彩和水粉画色彩表现力上的贡献。周先生的水彩、水粉作品，色彩灵动、通透、鲜艳、明亮，表现力很强，还融合工笔画技法与苗族色彩习惯，开创水粉“民族化”新风。
周令钊先生艺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恰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同步。他担纲第四套人民币的票面总体美术设计，与陈若菊等老艺术家一起把人民币设计的艺术水准推向新高度。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壁画和公共艺术作品，尤其是1983年至1985年间为武汉黄鹤楼新址创作的《白云黄鹤》，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壁画创作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他晚年的众多作品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为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华民俗文化村所做的总体设计。
毫无疑问，周令钊先生造就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他一生中的许多艺术和设计都可以用“任务艰巨”来描述，但是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胜任如常，这说明他是既有“想法”又有“方法”的人。只不过老先生话不多，又很少写文章谈艺术，因而我们对他的艺术特点和方法缺乏了解，但这些其实是非常值得认真探究的。
在此，我只谈几点比较深刻的体会。其一，在理解周令钊先生的艺术特点时，要抓住“民族”这个关键词。他的艺术扎根中华大地，始终把“民族”“民族化”“民族风格”“民族审美”作为创作方向，这便是周令钊先生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其二，周令钊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在设计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他特别善于“网格设计”，就是通过打格子按比例精确地分解工作，有条不紊地把设计的想法放大到特定的时空中，从而圆满地完成任务。再如，他常用的“集锦装配”的设计手法，就是把最美的风景和艺术符号按照一定的构图和形式法则“装配”到一起。其影响深广，迄今仍是大型壁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中非常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周令钊先生的艺术是民族的、人民的，也是时代的。他的艺术来自哺育他的这块土地，他又把自己的创意回馈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的作品既有大江大河，又有涓涓细流，既能宏伟浩荡，又能优雅细腻，既是大开大合，又是张弛有度。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下，则是周令钊先生朴素、平淡的人生本色。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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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