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骥
文源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郭世佑教授的《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一书，郭先生派他的学生把书寄给了我，并特别嘱咐，这还是样书，先给我看看。接到此书，看到装帧精美，内容丰富，我眼睛一亮。
我与郭先生相识是在我去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以后。他是师大校友，我了解他是中国近代史和法律史专家，想请他来母校为学生做一次演讲，他欣然应允。2013年4月2日，在湖南师范大学至善讲堂，他作了演讲《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残缺与求职创业的瓶颈性障碍》，深得学生好评。此后，他每到长沙，我们总会忙里偷闲聊聊天，谈谈学术。与他交谈与交往，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真”。
《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一书，我读后，觉得书如其人，也就是“真”。首先，这真体现在史学上就是求真相。历史学要求真本身就有许多困难;郭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近代史要求真就更不容易。近代史的不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被搅进了政治之域，被搞得错综复杂，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给人有点雾里看花之感;但郭先生深入研究和思考，拨开云雾，力求真相，写出了不少求真的史学著作。
有人说，历史学不就是求真吗?求真，有什么可讲的呢?是的，史学的本质与生命就在于真。但真实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能读到不少真实的历史，但同时也看到不少不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要拨开迷雾，还历史以真相，就不是那么简单。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史学，遵循的一条底线就是真实。不真实的历史就不是历史。我们的历史上就有过：“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太史公司马迁《史记》的写史笔法，“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不管是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西汉司马迁，还是后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其底色还是真。历史学没有了真，一切都是空谈。我们说追求真善美，没了真，善与美也就无立足之地，至少要大打折扣。
所以，这本《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的《自序》中，郭先生如是说：“无论有无风险，也不管是教师还是学者，求真乃吾辈的职业本分所在，均当坚守。我们可以漠视前贤跟风跑堂的结果是什么都不是的那些鲜活教训，却没有欺骗学生与听众的权利。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有安全。”
这个真在于他讲真话。他说，“历史学可以讲废话，不可讲假话，这是底线。”假话之害甚巨，我们这代人有切肤之痛。普通百姓讲假话，人与人之间就会缺乏信任，缺少一种诚实;社会讲假话，就可能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学者讲假话，就会造成学术道德问题，败坏学术，毒害风气，其危害之巨不可低估。其实，我们往往低估了学者讲真话的价值，也往往低估了学者讲假话的危害。
这个真还在于真情与真诚。他坚信：“即使再高明的演讲艺术也不如揭示真相、传递真诚来得生动。”“真相总是胜于雄辩，真诚可望穿越时空。”我想，真情与真诚总是那么能打动人，这也是郭先生的这本讲演集从始至终都能打动人的原因之一。
教育家陶行知有一句教育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觉得，当教师的，做学问的，恐怕古今中外都有一条底线应该守住，这就是“真”。守住了这条底线，才好说其他，才有可能在真的前提下谈善和美。有人说：“这真有何难?守住真，太简单了。”我说：“你讲这话，不是太天真，就是涉世太浅。”“真”确实简单，但守住“真”又确实不简单。
守住真，郭先生做到了。
(《思与言——郭世佑讲演集》 郭世佑 著 文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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