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2008年6月高考湖南师大附中考点，考生走出考场。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田中阳和夫人黄立早
湖南大学77级政治专业毕业生留念。
怀化学院音乐系53岁的田志慧是我省通过普通高考就读的年纪最大的大学生。图为他在练习舞蹈。
难忘高考
本报记者 朱永华
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田中阳是我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32年前，他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因此开始了从农民到高校学者的身份转变。近日，记者在岳麓山下他的住所采访了他。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谈起那次高考，田中阳感慨万千。
回乡当农民， “田师傅”名气颇大
1966年，12岁的田中阳刚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文革”期间,他们全家被迫从省城回到了老家湘乡农村，他也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由于父母没有了工资，为了生存，田中阳两兄弟干起了拉板车拖货的营生。每天拉着板车走村串巷，得到两毛五分钱的工钱。最远的一次，兄弟俩推着满满一车盐走了120里路。那时候，田中阳不到15岁。
顶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田中阳学会了一个标准农民的生活技能，背犁、插田都干，而且练就了一手修理农机的手艺，车刨磨铣样样能通，“田师傅”声名远播。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田中阳忍不住发呆：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过吗？心有不甘的田中阳还是坚持看书学习的习惯，看“毛选”，看红色小说，还“研究”三角、几何。
小学学历参加高考，一举中的
1973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怀着大学梦的田中阳也向上面递交了报考大学的材料。但是因为“出身”问题被刷下来。
1977年8月，“田师傅”带两个徒弟去衡阳建湘机械厂学习。路上，三人搭乘的拖拉机出了车祸，受伤的田中阳被好心的公交车司机送到了医院。病床上，田中阳又萌生了考大学的念头。这时，全国各地都在宣传恢复高考的事，而且政策明确了：只要考生本人没有政治问题，“家庭出身不好”也可以参加高考。
出院之后， 田中阳念头更加坚定：我要考大学！这时离考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他不仅没有上过高中，甚至没有上初中的经历。旁人不相信他能考上，就是父母也觉得他在异想天开。可是田中阳憋足了牛劲：我就是要当这个真。他回忆当时：不知道那时精力怎这样好，一边上“三班倒”的班，一边死命地啃书本。满墙壁贴着公式定理，对着背。
回到湘乡，田中阳听了一次数学课后就进了考场。考场设在一间破旧的小学校舍。但是外边戒备森严，有民兵把守。田中阳沉着冷静，从容完成了考试。他记得他在当年的作文《心中有话向党说》中赋诗一首：万恶四人帮，该打八亿枪。要是允许打，我开第一枪。
接下来是悬心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田中阳正在干活的时候，有人送来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田中阳激动了，手中的工具都掉到了地上。
大学经历让“幸福指数”飙升
进入大学，田中阳在一条新的人生轨道上奔跑。他不止是摆脱物质贫乏的困扰，更是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思想上的自由。由于他的努力，大学学业成绩由中等到毕业时进入前列。尔后留校任教，由骨干教师而教授而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当农民的时候有很多人介绍对象，但是我都谢绝了。没那份心情啊。”田中阳笑着说。继他考上大学后，弟弟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随后一家子回到了长沙。全家“幸福指数”大大提高。大学毕业后，经别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漂亮贤惠的女士黄立早，建立了美满家庭。田中阳说：“我的家庭深深烙上了国家‘高考取士’的痕迹。我的小孩也通过高考进入名牌大学，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博士生。因为高考，我们离开了政治打压下吃不饱、睡不好、备受歧视的日子；因为高考，我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重启知识的大门
本报记者 朱永华
破冰之举搅热中国
1977年8月4日，北京饭店。一次普通的“座谈会”因为它的特殊议题和与会者而显得意义非凡。这次座谈会有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出席，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我国科学教育界的专家。讨论的问题是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方式。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形成：就在当年恢复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收高等学校学生。
这项决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有的高考制度被废除，后来推出的“工农兵学员”制，教学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以致造成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人才断档，更埋没了无数优秀青年。“四人帮”倒台后，那种蔑视文化、压制人才的做法遭到了广泛、公开的诟病。双峰二中老教师邓昌斌说：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基础参差不齐，又不能正常上课学习，学业水平可想而知。有的人甚至闹过“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的笑话。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下文，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这是十年冰封之后的一次破冰之举！1978年参加高考的邓国鹏老师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后来新闻媒体反复发布了消息后才信。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无数渴望知识滋润的心灵。它像大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给无数在文化的荒漠中彷徨的青年带来希望的火光。1980年参加高考的铁五局高工朱伟华说：1977年，我还刚刚在双峰二中初中毕业。因为几兄弟成绩很好，父亲看到了奔头，就提前为我们买回了高考复习资料。
这一年，数百万中国年轻人放下锄头、扳手和铁锹等工具，奔向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1977年湖南参考人数达到63万，大大超过了2008年湖南53.4万的高考人数。
千万学子改变命运
高考制度的恢复对无数青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驱动力。长沙祥雄公司总经理戴建华是上世纪80年代参加高考的。他记得，每当中学秋季开学的时候，学校大门口墙壁上老师们用粉笔填写的高考录取名单成为最抢眼的风景。同学们用无限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些即将从农村飞往各地大城市的人的名字。这也成为对他们莫大的激励和鞭策。
事实正是这样，恢复高考，为千万寒门子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告诉记者，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高考人数每年都很多。1977年湖南考生人数为63万人，1978年为43万人，1979年为52万人。
高考对农村子弟的吸引力就更大。中南大学法学院陈云良教授就很有感慨：我们家5兄妹，4个都是80年代考上大学“出来了”。现在有的是中学老师，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公司财务经理。要是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高考为湖南才俊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表现平台。自1977年以来，“能吃辣椒会读书”的湖南青年以优异成绩赢得各地高校的青睐，录取分数线往往比一般省市高出一截。相当多的湖南才俊通过高考脱颖而出。湖南大学77级政治系学生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群体。大学毕业后，他们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才群体。其中不少人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角色”：朱汉民，岳麓书院院长、著名学者；张功耀，中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5·12”汶川大地震中用生命保护学生的谭千秋也出自于这个群体。
高考嬗变知识有价
恢复高考以来的前几届大学生被社会誉为“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但随着时世变迁，高考制度以及“大学生”的符号意义也经历着时代之变。
１９８５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１９９９年，高校开始扩招，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从上一年度的１０８万人变为１５３．７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教育部宣布高考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２５岁”的限制。
政策的宽松使得 “ 高考大军”人数直线飙升。据省教育考试院数据， 2002年到2008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由520万人增长到1050万人，录取人数由100万人左右增加到近600万人。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老师黄宇感受到十多年来学生的“膨胀”：由几千人发展到2万5千多人。90年代她教的班级一般三四十人，现在动辄是100多人的大班。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实现了由“国家包分配”向“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的转变。而随着高校毕业生的大幅增加，大学生进入竞争激烈的人才“买方市场”。经历市场的大浪淘沙，大学生的就业及其工作成就差异性显著增加。对此， 娄底市商业系统的退休干部老王很有感慨：上世纪80年代，人才非常稀少。单位分配来一位中专生，我们特意派了一辆小车去接。
尽管如此，记者接触的人士都对当年恢复高考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虽然如此高考不再具有转变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也日渐消褪。但是高考仍然是目前社会具有社会信赖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所代表的通过占有知识，拼搏奋斗，实现成功人生的价值观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责编：文新征
来源：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