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9日，两架专机分别从北京、深圳起飞，搭载着276名在外务工的湖南籍农民工抵达长沙。刘谦 摄
从“洗脚上岸”到进城务工，他们走过了艰辛而又孕育希望的历程。现在，农民工这支寻梦队伍年复一年壮大，在执着追求自身文明富裕的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巨变。
（一）解缚：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大量农民开始流动起来，由走街串户的“游击队”成长为千万大军，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一直走出省门国门
[史记1984年2月25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政策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加快农村致富步伐》报道：“要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前提下，到小集镇落户、做工、经商和办服务行业。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向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各种服务业。”
1984年春夏之交，望城县铜官区西湖乡18岁的青年农民周朝辉，在初中毕业后务农已近一年，他不愿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家生活，打算去外面换个活法。在亲戚的介绍下，周朝辉来到省会长沙，在一个建筑队做小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元。
这一年，西湖乡在长沙市建筑工地的农民超过1000人。
这一年，我省粮食产量突破500亿斤，人均过900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农民的头脑和手脚，农村中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一年，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省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东沿海地区政策开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珠三角地区，迫切需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是这样，在农村，大量像周朝辉这样的年轻人开始离开土地，一部分以乡镇企业为目的地，开始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另一部分则开始浩浩荡荡南下。1984年到1988年间，我省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净转移约为46.7万人，以年均16.6%%的速度增长，我省“民工潮”由此发端。
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转移就业，城镇一部分下岗人员也加入到转移就业的大潮中，净转移规模由1993年的157万人，增加至2000年的548万人。
新世纪，在我省加速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流动，流速不断加快，流域也不断扩大。他们进军珠三角，闯荡京沪，迈出国门。目前，我省在珠三角地区的务工人数超过500万人，在长江、闽江三角洲地区有200多万人，境外打工人数逾2万人。到今年10月底，全省农村外出务工达到1203万人。
（二）嬗变：从限制歧视转为鼓励引导，从转移输出发展到提高素质，从帮助就业延伸到社会保障，农民工大军正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
[史记2003年10月29日，《湖南日报》头版报道：《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不合理限制省委省府出台加快发展劳务经济决定》。《决定》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并提出，大、中城市应放宽政策，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市民待遇。
民工潮最初的涌动，并没有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更没有相关的明确政策支撑，这股自发的人口流动浪潮就这样任性而坚定地向着城市的方向流动。
1989年春节前夕，南中国的各大交通枢纽突然告急，不约而同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数以千万计，骤然给交通运输造成巨大压力，政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相应政策开始制定，主要是应对缓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进入90年代中后期，城市面临着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待业人员再就业的严峻压力，进城的农民被看成是来“抢饭碗”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进城之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当时的湖南劳动保障部门在珠海、广州、深圳、厦门、北京等地设有多个办事处，与当地协调，为本省农民工说话，提供多方服务。
而三湘务工大军，也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和生活智慧，不停努力，证实了自身的价值，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当越来越多的务工农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时，输入地限制性政策也逐渐被矫正。2003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劳务经济的决定》：取消行政审批，取消职业工种限制，各行业各工种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进城农民工的环境开始发生根本转变。
上世纪90年代，每年春运都非常紧张，南下民工能够挤上闷罐车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我省是农民工主要输出省之一，一直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2003年以来，我省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实施办法》、《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等。像城里人一样，接受技能培训，实现平等就业，看病吃药可以享受医保，老了有养老金，这些，对农民工不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随着技能培训的展开和有计划有组织的输出,又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素质。在大转移的潮流中,崛起了湖南的哥、湘女家政、湘妹子导游、湘菜厨师、建筑湘军、湘妹子纺织工、湖南机加工、湖南保安、装卸湘军、铸造湘军这十大劳务品牌。以“攸县的哥”为例，广州的的士，有三成是攸县人在开；深圳的的士司机，攸县人占据了半壁江山。以“铸造湘军”闻名珠三角的嘉禾县，有2.5万人从事铸造业，在珠三角地区创办铸造企业400多家，年产铸件上百万吨，占当地市场份额的46%%。
（三）延伸：“输出—成长—积累—创业—回流发展”，经历了城市的洗礼和锻炼，获得了资本、技术和新观念的农民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史记]《湖南日报》2006年9月12日报道：《坚决取消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我省出台〈实施意见〉解决农民工问题》。《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鼓励返乡农民工投资创业。
1988年，衡东县霞流镇堰霞村的赵亚军怀揣300多元背井离乡，去广州和江西卖农副产品时，他想到的只是摆脱贫困谋点生计。2003年，这个昔日的“打工仔”回到家乡，在霞流镇投资2000多万元组建了亚峰食品有限公司，带动周围3000多养鸭户，每年能增收2000多万元。
赵亚军可以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城的农民工，之后从农村出走的农民一茬接一茬，经过20多年的城市化洗礼，农民工群体已经“脱胎换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开着小车，带着外出打工淘来的“第一桶金”和新观念、新技术，返回到当年出走的乡村，谋求新的发展。
在许多外出打拼的务工人员眼里，现在的湖南，正如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机会遍地；泛珠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也正如当年港澳企业向珠三角转移。被称为“大湘南”的衡阳、郴州、永州三市，都在争做“泛珠三角”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
与此同时，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用工需求量不断增加，就地消化劳动力的能力在加强，劳务湘军大批量、持续性的回流，2007年，全省有近50万原在外省务工的农民回湘就业。
有人把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现象称作“凤还巢”，目前，衡阳、郴州、岳阳等地都采取上门邀请、给予优惠、全程服务，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回湘创业。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近30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建起了10万多个“回流型”个体民营企业，吸纳110多万人就业。农民工用自己的积累开始“反哺”家乡，这无疑是劳务经济一种新的延伸。
输出劳力，带动一片，劳务经济已成为我省的一大产业；返乡创业，发展一方，劳务经济已成为县域经济新的生力军。农村改革的30年，也是农民“大转移”的30年。在这场自下而上的“进城运动”中，农民的选择和创造获得了尊重，演绎着“输出—成长—积累—创业—回流发展”的故事，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2008年4月24日，长沙市天心区天剑社区成立全省首家社区外来务工人员联谊会暨社区商会。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数字
我省劳动力成规模转移以1984年为开端，1984年至1988年，我省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净转移约为46.7万人，1994年增至370万人。
2000年，全省劳务输出548.39万人，创劳务总收入162亿元。
2007年，全省劳务输出人数达1098万人，创劳务总收入865亿元，人均7878元，农民务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103。
我家的打工史
长沙设备维修技术员石新其
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老家在新邵县陈家坊镇付阳村。我们家可称得上是一个“打工家庭”，父亲、哥哥和我都曾经往外闯过。一家三人打工的经历，让我对30年来农民闯天下有很多感慨。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就出门去找副业，没有文化，无非做些体力活，也不去太远的地方，最远到怀化市，砌房子修路，挑砖担土方。大约每两个月，父亲便回家一次，胡子拉碴，头发里全是灰尘，满身难闻的气味。这就是我对父亲打工的印象。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时，我父亲出去结他大半年打工的工钱，回来时高兴得不得了，这次没有扣工钱，结了300块钱回来。那年，我们家过了一个开心年。
1993年，哥哥在亲戚的介绍下，去了广州打工，一年难得回一次家。那时我上高中，哥哥打工的收入几乎全部成了我的学费。
高中毕业后，我也决定南下广州打工。办好务工证、暂住证，我到了一个叫联丰机械厂的地方，干起了机械维修，每个月工资不过几百块。那些日子，时常觉得人很飘，心里很虚，将来没有保障，我换了上十个厂子，没有一个厂家跟我签过合同，更别说社保、医保了。
2004年，省里组织开展扶贫技能培训，分给我们村一个培训名额，村里又将这个名额给了我，打工之路就此发生转折。我来到了长沙，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参加了钳工培训班，结业时，顺利地考取了初级钳工证，之后被推荐到长沙市长翔公司，负责水处理机生产设备维修，每个月工资1000元。
我钻研技术更勤奋了，考取了中级钳工证，后又跳槽到了湖南HEG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公司给我买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5大保险，每个月按时缴纳住房公积金，每月工资、补助1400多元。我开始觉得在这个城市里有了安全感。
今年7月，我又跳槽到了现在这家由意大利公司投资成立的“熙迈“发动机零部件加工企业，整个公司只有我在做设备维护，每天工作忙碌而充实，月收入已经超过2000元。
现在，我爸爸在老家种点蔬菜，我哥哥在家门口一个小塑料加工厂做工，只有我留在了城里，打算在长沙买个房子，安好家，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本报记者周月桂整理）
2008年10月底，省内务工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人数分别达到94.5万人、40.5万人、5.6万人和8.5万人。这几个数字在30年前均为零。
永州蓝山县针织毛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给当地许多农民工带来了就业机会。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长沙市汽车西站，一批外出务工人员正在排队等车。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时评：“候鸟”的壮举
周月桂
改革开放30年，在总结经济迅速腾飞的原因时，人们一定会提及那些来自乡村的“候鸟们”——他们人在城市家在农村，他们的名字是农民工。
怀着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候鸟们”在30年前走上了自发的迁徙之路。最初，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善意，在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的双重压力中，他们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历程，但迁徙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未停息。在亿万人民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候鸟们”贡献了自己的汗水、智慧和青春，为自己赢得流动与择业的自由，也加速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们都曾见过这些“候鸟”，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和服务场所，栖聚着最大的“候鸟群”。他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用粗糙的双手，和也许并不强壮的双肩，搭建起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道路桥梁和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在他们身上，辛酸和苦涩已非关键词，坚忍的眼神中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008年底，西北风已日渐苍凉，严冬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周围，这是一种无需解析的自然规律。农民进城的脚步，同样也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他们自下而上形成的自发迁徙和自上而下形成的组织迁徙，是中国改革30年的伟大壮举，值得我们铭记，并且热泪盈眶。
责编：鲁红
来源：湖南在线——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