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二、余肇康任上做了什么
余肇康在1910年农历五月初十日《日记》中记载：“……以易仲祥久不将公司历年大账刊刻，语侵甚力而皆不明事理，讦以为在愿，不值与辩，姑就题一发抨之，遂不觉冗长。此公司无论筹款、招股、购地、开工、买料节用及一切用人行政皆余一人任之，真所谓一手一足之烈。而自命为热心公益一流人，时大侵害干预，转使治从一而棼，其果心无他而言之公者不过三数人。余从不与校且事之推矣，以下之者，但欲速底于成，以免破坏大局也。若革不悟，以为可欺可胁，真不值一笑矣……”由此可见，余肇康这个总理干的是“筹款、招股、购地、开工、买料节用及一切用人行政”之事。
此事背景是，余肇康正在离长沙城几十里的一个地方为其妾、诰封恭人的夏氏等修建坟墓，吃住在工地，可公司主要事务还得他点头。有急事时，公司便将处理件送到墓地给他批判。这天，公司职员将这种不满发泄出来，还要将账目刊刻公布，其中有一点余肇康自己也认可，即公司筹款等大事他“一人任之”。在长株潭丘陵地带修建这一段百多里铁路，当年是一桩大难事，要解决路款哪里来、线路如何规划、地皮如何买、涉及修路的各方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至于遇到工程难题如何解决、内部运行如何顺畅，则是坐办总理的日常事务。
但不管如何难，余肇康带领班子成员，在长株潭这片荒山野岭中修成了这条钢铁动脉。长株铁路全长55公里，设新河、长沙东、大圫铺、易家湾、株洲5个车站，并与此前已通车的株萍铁路接轨。
具体说，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一月（1908年12月），粤汉铁路长株段在长沙北门外新河破土动工。宣统元年七月（1909年8月），又成立株昭工程处，在昭山的易家湾将工程分为两段：一段由北而下40里至株洲，一段由南而上60里至长沙。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八月中旬，株昭段工竣，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试车至白石港，十二月八日（19ll年1月8日）株昭段全线通车。十二月中旬长昭段也竣工，十二月十九日（1911年1月19日）举行试车仪式，长株段全线开通。作为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长株铁路首次将长株潭三地紧密连接，改变了湖南交通格局，也改变了湖南经济发展格局。
（一）筹集修路资金
作为坐办总理，解决修路资金是首要问题。据统计，长株铁路全线建设耗银近300多万银元，分摊每公里造价5万多银元。
筹资非常困难，这些钱怎么来的？为了招股集资，余肇康组建招股团队，设立分支机构，到处演讲，宣传铁路的益处和铁路公司的运作方式，特别是湖南的“独特之利益”和铁路公司一些改革措施。
通过宣传发动，从1910年下半年到1911年上半年，全省共认购优先股234万元，又以抽取“租股”“房铺租股”“廉薪股”等方式募股，到1911年上半年，共得股款500万元。同时又奏请将赈粜米捐和盐斤加价等项收入共472.26万元拨归筑路之用。
1907年农历十月初九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招股活动结束后，回到所下榻的湖广总督府，“次帅（赵尔巽）治酒饯行，待郎及朱梓辛、沈洁斋均在。既散，重与次帅商定路政一切事宜。湘电稿二：一电以督赵李鹤侍郎尔丰商借川路公司存款；一电粤督张安甫（圃）制军人骏，商借粤路公司路余款各三二百万。余又及请次帅在官钱局筹借二三百万金，并约孙汤邹在汉复开招股大会，留沅生在此监会。”就是说，长株段开工在即，请赵尔巽出面，向有“余钱剩米”的川路、粤路公司借钱救急，留下协理席沅生在武汉再“挖金”。
筹款进展如何，得向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张之洞报告，“宾主皆已寝。余独燃烛为长缄致冰相凡七页，一气呵成，已五鼓矣，其劳如此。”
为了筹款修路，余肇康想了许多办法，他铸钱赚取利润用于修路。190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的《日记》记载：“午刻答岑中丞商铜元机器及分余利事。先是余与沅生在武昌商之赵次帅，奏请湖南重铸铜元以救钱荒，并分红利经资路用。赵帅允之，即拟呈面遁，回湘文呈岑帅会奏。两院既照奏闻。余文电请南皮中堂维持。至是奉朱批：‘准照数，暂铸一年。钦此。’于是湘中官绅莫不交相赞美。盖湘中钱荒已甚，民间几不见制钱，商民亦困久矣。一开重铸，其喜可知，即路政靠万分提振之时，尤深赖省，此以为明款也。至是岑帅嘱会商司局定所分成数，及运回存沪机器事……”
余肇康在省内各县设立股票发行机构。1908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记记载：“并约王盖宣之侄（启吾）饮，以其招股于常宁僻县，乃得四千余元也。”就是说，在常宁这样的偏僻小县也能招到股金四千元，自然要宴请招股者。
在省外，他还将招股发行机构设到了湖南人多的地方，北京、上海、广西，甚至设到了南洋。《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两位“热心人”在南洋设机构招股，可是没有股票（据），他们就准备自己印刷，余肇康获悉后及时阻止了他们。因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这些办法得到了湘省商绅们认同。他1909年十月初十《日记》就反映了这方面情况：“……午正乃往席祠接开议会，到者四百许人。两日均到，接续开会，余开诚布公报告公司近状，莫不折服，毫无问定，商九四酬资及筹款招股之法，五钟散会……”
余肇康作为坐办总理，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维护资金安全。钱是募集来的，一些股东作出抽走股金的举动，这样就会使资金链断裂。他在1909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记载：“龙研仙（璋）现充商会总理，欲提株路股原银应用，致言来商，极力驳之。又缄发葵园、组庵、朱樾亭，约为此事理通达，乃能德性照定，未易定也……”
在《日记》中，他亲自到开户银行查账，看是否资金被挪用，真有几次被他抓了“现行”。
（二）设计勘探路线
1909年，中国铁路史“第一人”詹天佑带着技术人员来到长沙，处理长株段修筑中的技术难题。对此，他的《日记》中并无反映。
曾有报道，余肇康在一份报告书中反映修筑铁路之难：“查长株一段路工，虽仅一百五里。而如猴子石、豹子岭一带，濒临大江，悬崖陡壁，与九曲黄河石壁嘴等处均系石山，凿险锥险。而猴、豹濒河，又皆砌筑驳岸，万分艰险。又如鸳鸯井……东瓜湖、白石港等处，率皆深潭巨浸，营建桥梁路线，此塞彼漏，此成彼溃，亦至困难……涵洞100余处，导流御涨，备极经营。又如省城北门外首站，纵240丈横42丈，其先一片荒洲，有低至1丈余者，概系累工填成，规模宏敞……”因此，请詹天佑处理技术难题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余肇康《日记》中经常有外出勘路的记载，“1907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同沅生共接（英国）工程师罗士。彼此互说，前合兴公司移交之线界各图，评量久之……”可见准备新修的长株铁路，采用的是先前美国合兴公司设计的路线。
1907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日记》中记载，“……英工程师罗士来辞，详示株长路线勘法。”
1907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日，《日记》中记载：“工程师罗士呈初勘株潭路线图，精细明白，彼人专门之学殊非中国人所及。”
190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缄致岑中丞，送线图，请审订。”
1907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天复转晴，勘路方便，十钟（时）到公司，罗士（英工程师）随来……午刻出城，迤逦至小吴门、浏阳阳门以止，达到南城外之铜元局，中尖盘食。均尚妥帖，勤访界接，仍照前者美国合兴公司所勘路线……”
勘路也是到现场解决施工难题，最大的难题在猴子石、豹子岭路段。1910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应是工程遇到了难题，他在《日记》中记载：“出南城履勘猴子石以南路线。石工倚河开道，甚有至五丈者，锯凿不易，济以火攻，至为危险。舆从其间经过，工匠知系总理，咸来保护，乃得出险……茂才作陪，中食后回程，渡江经豹子岭，以达猴子石尽头时船停……悬崖恍惚欲坠，工程师将鼙大石块塞而以塞门，经土凝结之。此段石工需十二万緍，可谓巨矣。”
1909年农历六月三十日《日记》记载：“早七钟到公司同孔静皆、杨绍曾、徐次鹤、黄集材并杨、陈两工程师，出北城至鸳鸯井勘线。仅只经行孔姓坟处，大外一田角而磋商十数次，旷时縻费，静皆无一语不诬。各司事戚然。陈制弟经余劝阻而止。静皆自名沟理学而意气如此，余与交四十年，愧不能动之也，至是经众商定，用其田角横五丈，斜长三丈，此事乃了。”
这一篇记载涉及处理铁道路基土地问题，本希望同行的同事能高姿态，可对方就是很“咬金”，最后只好公司方多出点“血”。
如何人性化处理工程当中的迁墓之事，1908年农历六月一日《日记》记载了这方面事情：“……于善化购地事，关心绕墓与余实旨不合而楷词殊悍戾，今乃约工程师及购地公所诸人同赴南城两湖港一带，谋求绕道，工程师甚以为难。再次与商，乃将护司马家之明中叶始祖墓、葛明府庆同之祖墓、李荐邦同年之祖父母墓，咸让出圈保全，荒坟不下二十冢。穉菴款酒不止，罗氏子孙到者七八人，万氏子孙到者二人，咸称谢……”
1910年农历十月底，接到了工程上发现大型古墓的消息。他记载：“初鼓后，先是闻初明港田内掘进得一大石冢……土人破椁尺许，皆朽腐，方知是棺，棺漆仍黑光可鉴，未损。余急督令速即照旧封好，拟仍为筑成土冢。好在不挡路线，不必迁徒此坟。”
日记多次提到老龙潭，位于今长沙天心区妙高峰下东南方，与城南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南院)的纳湖相连。当年朱熹、张栻共渡湘江，就是从城南书院登舟，经老龙潭、大椿桥、张公桥前往朱张渡的。修建长株铁路时，余肇康本想尽量保护这片水域，但没有如愿。他在1909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谭、龙、胡、陈、童约看路线……又老龙潭路线太偏左，致将全潭中分为二，仅以拱瓮通水。余令其偏右山为线则占潭不过二丈矣，顺道至炼黑铅厂之者……”
1909年十一月十九记载：“……缄致庄方伯及标统黄兆霄，约后明及柏工程师出南城，复勘南门外天心阁一带路线，先是穿老龙潭中心而过，至是余必令改傍山趾，于是老龙潭得全。上人以为省龙所程，此处大族祖坟多在此，潭左右远近坟不能不保全之也……”
可见为了保护坟地，只得牺牲老龙潭了。老龙潭中间筑成路基，潭分南北两部。铁路两侧渐渐填塞，火车从妙高峰下奔驰而过。
（三）处理施工难题
施工经常遇到难题，他这个坐办总理亲临一线解决。《日记》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晨布置公牍之属。出南城履勘猴子石以南路线。石工倚河开道，甚有至五丈者，锯凿不易，济以火攻，至为危险。舆从其间经过，工匠知系总理，咸来保护，乃得出险……”
1910年农历二月十六《日记》中记载“……盐道朱益斋同年来商豹子岭、猴子石一带用药炸石事……”
在余肇康看来，过长沙城区十来里路线情况不一，难度一点也不弱于猴子石这一段。他在《日记》中记载：“此路虽仅十许里，如鸳鸯井之土旁、老龙潭之深塘、大椿桥长三丈余新土、便河里许深壕皆属险工，行驶平速，差堪历四年，拍影凡八延得生……”。
自然条件给工程出难题之外，更有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无疑第一责任人就是他这个坐办总理了。1910年农历十月底，就出了一起特大的放火引起的炸药爆炸事故。
余肇康在1910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中记载：“时许……出城至工程弹压示警。闻昨夕傍晚，殷家冲石工马英杰和字分棚内不戒于大工匠，从梦中醒张，张皇失措，逃出七十余人，被炸四十五人，皆死一处，尸体顷倒，济叠挨陈，焦黑残坏，不忍卒视。顷刻奇祸至于如此，不知涕从何出。当即视长传单，死者棺殓；抚恤伤者，人给医药资四緍，逃出者人给急据资二緍；其死者除棺殓均由公司购备外，每人给理奠抚恤钱三十緍。在大场躬自吊慰，莫不感泣。”
在二十五日《日记》中，他写道：“今日善化县舒凤眙（广虞）赴火厂验质得四十五具；伤而未死者十九人，均送医院诊治；死者用白布遭裹棺殓。穷一日夜之力，乃讫。舒县尊、袁凌明（长沙县令）先后来详告一切。余不为长论存恤各家属……”
此事，陈先枢先生在《潇湘晨报》载文：“在粤汉铁路湖南境内干线修筑期间，湖南动用了超过万名筑路工人。当时，筑路工程虽由铁路总公司承揽，但实际上被层层转包，包工头往往巧立名目克扣工钱，根据公司规定的数据打个折扣，少则十去二三，多则十去四五。工人们就是在这层层盘剥之下辛苦工作。”“曾发生过一起令人揪心的惨案。1910年11月24日深夜，长沙南门外的殷家冲侧铁路石工和字分棚，由于‘把头’赌博亏空公款，一气之下放火自焚，将工棚引燃，大火熊熊。铁工和石工从睡梦中惊醒，赶紧救火，抢救物资设备。孰料堆放的筑路火药受热爆炸，200多名工人被炸死。”
这样的特大事故，在长株铁路中仅此一例，但垮桥、塌方的大小事故是经常发生的，余肇康在《日记》中亦常有记载。此外，还有让他哭笑不得的“插曲”发生。1910年农历闰六月初六日《日记》中记载：“宝庆闻扣留枕木一千余方，至三月之久，仅以公司所给护照添宝庆二字，希图就近，别无他弊，余乃移文让之……”就因为两个字的问题，差一点影响工程进度。
1911年三月初六《日记》记载，“忽闻南湖港双港桥左瓮坍塌，急坐火车往视。果然，此桥从淤泥中出脚，拱上加土几二丈，压力太重，故出情形。尚未验收，仍归包揽者赔修，虽于公司无损，而开事又延期矣。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恨之至……”
到了1910年初夏，长株铁路修建顺利开展，初具雏形，余肇康以一种欣喜心情巡视沿线工程。农历四月十五日《日记》记载了颇有成就感的心情：“……再行迂道，视新河路工，迷道枉行数里。新建办公处已成，十三日已迁入。同在事诸人视码头各工，钢轨、枕木、砂石陆续已到，颇多规模，日日向上……”
随着工程大规模铺开，余肇康巡视工程的时间也越多，有时“看工程一周”。他在1910年九月初九日《日记》中记载：“……见午后出城勘湘城桥工已成，高二丈七尺，可以容火车头穿瓮而过，行人则行桥梁之表面，又须治左右……”
1910年九月初十日，他记载：“调查其工各件，不再往矣，看工程一周……”
可见，余肇康虽然做了大半辈子官，并无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习气，而是深入一线，现场解决问题，驾驭长株铁路工程这趟“列车”顺畅地运行。
（四）初步营运铁路
经过3年建设，长株铁路工程终于迎来通车的高光时刻。他在191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记》中记录了全路通车的欢庆：
“洙（株）昭四十五里工程车已通行二十余日，长昭并枝线五十七里路亦开通，惟南湖港桥工太大，甫经造成，浮土新松未敢适过，因定是日从新河枝路开车十里许通大椿桥而止。晨间在家治公司章事，食后出城到工程处布置尚省堂，金冠冕皆袁俊明（长沙县令）之力也。绅商军学到者四十许人，举所记忆者长之沈幼岚、黄敬兴、陈程初、龙研仙、谭组安（庵），廖笏堂、杨华生、童子谅、贝元昆、俞芳午、李德济、胡少卿、陈月轩、吴剑佩、黄绍馨、曹子谷、黄邦仲及弟……其他客补志。未到开车，沿路爆竹声不断，观者如堵墙，欢声雷动，同人鼓掌，颂余之功，谓明年必开全体大会欢迎。余愧谢甚力。内疚甚多，开支无节，定堪复变、质差。此路虽仅十许里，如鸳鸯井之土旁、老龙潭之深塘、大椿桥长三丈余新土、便河里许深壕皆属险工，行驶平速，差堪历四年，拍影凡八延得生。满席散，仍乘火车至浏城桥入城，到家到备柬请文武官府明日试车。傍晚赴中丞之约，同座沈中丞、研仙、梅勋、汪文浦……复明来商一切。”
二十七日是“铁路人”自娱自乐，二十八日则是向官家“汇报”，这天余肇康在《日记》记载：“……出北城到工程处布置一切。梅勋先到，组安、佩衡、继友到。公司如仲梓、海涛、月轩亦来相助。长沙县沈大令来。始知昨日具柬漏盐道吴观察，急补柬加一亲笔缄谢之。……杨中丞到最早，劝业道王慕沂（曾绶）、巡警道林龄（梦九）、候补道张（鸿年）、左（任先）纬先后到。登火车往返二十余里，仅十九分钟，极为稳速。下车立车头前拍影，觞燕尽欢而散。入城到家已二鼓后，便过公司布置章事。”
1911年农历五月时，全路处于试运行过程中。他在这年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谘议局员均今日来，乘火车察观长株全路……局员到者四十余人，唐恺之亦来。午初开行，申正乃返。往返二百二二十里，中间上水小食，去二小时，行只三小时了。一路均尚平稳，惟猴、豹险工尚多，不免戒心，卖票尚不敢决定时日。”
铁路修好了，如何运营？余肇康也是开创者。他1911年农历七月初九日《日记》记载：“……分缄致各处……现定期于六日开正式车。派四站站长：郭志、何善樵、张骧龙、许有庆；刘健欧警官，宋杲平警长，欧阳泰华稽查，徐麟、王允珍、龙骥俊恢阅，买票张艺、郭家隽、郑镇寰、曹钧，验货郑业州、龙振汉、陈能明、王猷，验镑饶祖拔、童先灏，电报黄长孝、周潇意、宇强、漆先卿、玄金诺、刘赘，派袁俊明为车务处总管……”
现代铁路的方便，他体验到了。在1911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记》记载：“晨治事。出城，花车候于小吴门，登赴车务处。泽生（即黄忠浩，时任中路巡防营统领）约试车也。顷之，泽生子孙及曹梦奇来，易佑恂、宗羲先后至。一谢姓司事（惟南）同来。午初乘花车开行巡道，由大托、易（家）湾以达株洲，各站均登岸，巡视一周。回程在车中酒，谈殊畅。到小吴门已五钟。下车回家，泽生亦来。中丞已三次电约前往。至则仍商电部，为公司各项股分事……”
191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了他和湖南新任巡抚余诚格坐花车巡视铁路之事，“……巳刻出城坐平车到车处，所约试车之客，余寿平（诚格）中丞、黄伯南学使（兼署藩）、刘朴生提法（钟琳）……组安（庵）最后至。午初登车，文武均由余知照匆来……以华洋合璧大餐，到大托铺开饮。回到大托铺，乃席散，往返二百里，而将坐花车事，颇畅。”
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这恐怕是湖南最后的“官场秀”，也为余肇康的事业画上了休止符。
协调各方，尽快修好铁路，从后续情况来看，并没有因为争路权、经费问题而拖后腿，许多棘手问题，在余肇康等努力下得到妥善解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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