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就有两位是湖南人，一位是曾国藩，另一位是左宗棠。不同于以戎马建功闻名于世的曾、左二人，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首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其开明理念却在当时不被认可，在同时代璀璨的湖湘人物里，成为了孤独终老的那一位。
功成名就者，书写其伟大与艰辛的大有人在。而一名独醒者呢？却用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
无补清时，终老书丛原宿志；
偶谈瀛海，重摊诗卷纪前游。
为了深入了解这位近代中国的先行者，11月下旬，记者特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以联为媒，将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一生娓娓道来。
从“有补”到“无补”
郭嵩焘画像。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湘阴人，天资才华颇高，仕途却历经三起三落。第一次降职，第二次解职，第三次归国后，不再出仕。同治五年（1866年）适逢他第二次出仕，在广东署理巡抚任上被解职罢官，回到湖南。同治九年（1870年）在长沙城内的六堆子购地筑屋，命名为‘养知书屋’。这副对联是郭嵩焘晚年给养知书屋所题。”早年著有《郭嵩焘评传》一书的王兴国，对其过往事迹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所谓‘清时’，指清平之时、太平盛世。在郭嵩焘生活的晚清时代，固然称不上太平盛世，但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也可算得是清平之时。所谓‘终老书丛’是说一生埋头书本，不问现实。”王兴国开门见山，先就上联中的字面文义解释道。
“终老书丛是年轻时的宿志，看来郭嵩焘年轻时比起做政治家，似乎对做学问更感兴趣？”记者发问。
王兴国告诉记者，郭嵩焘年轻时，的确喜欢词章和考据之学，他的亲密朋友曾国藩不赞成他这种脱离实际的治学倾向，多次劝他注意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担心甚至传到咸丰皇帝那里去了。咸丰皇帝对他说：“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实事却要紧。予（汝）平日看书，当多近史鉴一路。”正是在此背景下，郭嵩焘的治学逐步转向了经世致用的方向。
“郭嵩焘长于学、善于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充当了湘军高参这一重要角色。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王兴国介绍道。
其一，郭嵩焘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中兴元辅”出任将相时，都为之提出过关键性的意见，为湘军和淮军领袖人物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为湘军募兵筹饷。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时，饷源奇缺，郭嵩焘首先提出“劝捐”，继而提出创办“厘捐”和“盐捐”，解决了湘军长期作战的经费问题。
其三，建议创办水师。咸丰三年 (1853年）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时，建议创办“水师”以对抗太平军。江忠源十分赞赏，当即要他代拟奏折。此议经朝廷批准，成为创立“长江水师”之始。这一着，成为湘军对抗太平军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又与左宗棠配合，于同治四年底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汪海洋。
“这么看来，郭嵩焘虽然为官任职的时间不长，但是他提出的建议或取得的战绩，是‘有补’于晚清清平局面的。为什么他自己却说‘无补清时’呢？”记者接着发问。
王兴国为记者解联
王兴国略加思索，告诉记者，这与郭嵩焘仕宦期间，人际关系矛盾重重的遭遇有关。
首先，是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产生嫌隙。其次，是与左宗棠的矛盾。他与左宗棠是同乡、多年好友，又是亲家，但是在镇压太平军余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两人交恶。后来左宗棠向朝廷四折参劾，迫使郭嵩焘从署理巡抚罢官，对此，郭氏一生耿耿于怀。光绪元年（1875年）他第三次出山，后当了两年多的中国驻英国和法国的公使，又因为副使刘锡鸿的诋毁，1879年不得不黯然退出官场。
“因此，晚年的郭嵩焘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满腹经纶，但一生大部分时间不得其用，因此认为自己‘无补清时’。可是，郭嵩焘又认为，虽然没有条件去补‘清时’，但却给自己留下许多宝贵的时间，能够‘终老书丛’做学问。这倒也符合他青年时代立下的‘宿志’。”王兴国说道。
言虽“偶谈”，实则“多谈”
“下联中的‘偶谈瀛海’，‘瀛海’指浩瀚的大海，在晚清时泛指对外事务，即‘洋务’。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王兴国向记者解释道。
那他与“洋务”一系列的渊源又从何说起呢？
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曾在浙江参与防御英军侵略的战斗。这次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他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情。从此，他不仅认真阅读和研究介绍西方的书籍，而且主动结交外国来华人员，了解西方的情况，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际践行者。
这种虚心体察的结果，使得郭嵩焘成为十九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了解“洋务”首屈一指的人物。对此，他颇为自得。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初三的日记中写道：“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而不使一效其用。”
王兴国说，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还处于学习其器物层面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中的许多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视野，仅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郭嵩焘比同时代人的远见之处，就在于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虽然惊羡外国人的洋枪洋炮和科技进步，但认为这只是“末务”，其“本”则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理念、文化教育等，认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
郭嵩焘纪念馆内雕塑。
郭嵩焘不仅传播西方文明，还主张重视商业、发展经济，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他的这些超前观念，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郭嵩焘在当时受到的攻击非常多，有人甚至大骂他是“汉奸”。光绪五年他黯然归国，被满城张贴“勾通洋人”的大字报，声名狼藉，被迫辞职。面对这种形势，一些朋友劝他不谈洋务，不谈变法，还有机会被朝廷起用。但郭嵩焘即使谤满天下，还是不忍不谈洋务，他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也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清者独清，藏清于浊，哪一种人生更难？这个辩题，难以定论，郭嵩焘和同期的曾国藩似乎活成了对照组。世人皆说，历史上的大咖都不一般，过于清、过于浊，都难以长久。像曾国藩那样藏清于浊，自然是难的，毕竟和光同尘是一种保护色，自身都难保，何谈办实事。但郭嵩焘选择遵从本心，独醒之累他独自咀嚼，这份不畏人言、坚持真理的坚韧，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嵩焘晚年被排挤出政治生活的主流，他自己也感到社会对他越来越冷漠。这时，他就只能‘偶谈瀛海’，只能靠阅读过去的诗文，来回忆过往的辉煌了。”王兴国不无感慨地说道。
记者手记
宁可孤独一生，也不与庸俗短视和解
刘双
孤独的清醒者，总在时代里低泣。这是我听完王兴国老师对郭嵩焘一生的回顾后，内心最大的感触。
从郭嵩焘的一桩桩往事中，我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他生命里流过的痕迹，但又能看见一些始终不变的内核，一派天真，几分粗粝，坚持自我。他无法改变时代观念，却不肯放弃自己的理念，没有八面玲珑，只有一股生猛的蛮劲。
在采访过程中，王兴国老师作为湖湘文化著名研究者，多次盛赞郭嵩焘认知和格局极高，认为他提倡务实，推崇实学，主张把中国传统实学和西方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对推动湖湘文化向近现代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如郭嵩焘自评说：“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回顾历史，回看来路，这位中国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就像暗夜里的火炬，越来越璀璨夺目。
点评嘉宾：王兴国
王兴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湖湘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郭嵩焘评传》《贾谊评传》《杨昌济评传》《毛泽东与佛教》《湖湘文化纵横谈》（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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