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剧照。
贺奕
高概念在当今影视业界，渐成一个大热概念，在不少从业者眼中，几乎可与市场成功的高概率画等号。
高概念的原生地在美国，本指以好莱坞为代表，一种由营销反向驱动，引导创意生成的电影制作模式。其核心在于，要求电影创意立足于一种简单易懂，最大化地适于传播、利于营销的“故事设定”，或者说，能够表述为“噱头”式的“一句话故事”。此处的“噱头”，并无贬义。剥开来看，高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叙事产品，包括宗教、神话、传说和文学，虽说肇端并不以商业获利为目的，但传播度和经典化，足证它们完美符合高概念的标准。因此，当高概念如今正泛化为从电影到长剧集乃至微短剧的创作范式时，如果仍将它理解为仅限于穿越、穿书、穿漫画、读心、通灵、变身、转世、平行时空、多重人格等等设定，则说明还未真正吃透高概念。
有些高概念，高到不可知，却关乎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现实。
譬如宇宙的由来。138亿年前，宇宙只是一个奇点，大小为零，温度和能量极高，质量和密度无限，却在一秒之内膨胀到直径上万亿千米。为什么会这样?无从知晓。在这个意义上，“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即是一个高到无解的高概念。再譬如生命的起源。不少科学家断言进化不可能来自随机突变，因为在完全随机的情况下，哪怕是排列出最简单的一种蛋白质，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更遑论依托于具有复杂功能蛋白质的高级生命?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那就好比一场龙卷风席卷垃圾场之后，恰好将一堆破铜烂铁组装成一架波音747的可能性。所以生命到底怎么来的?是进化是神创抑或其他?不同起源说是不同高概念的表述。
既然宇宙和生命是无解的神秘，而我们人类作为这双份无解神秘的产物，并没有因此抓狂，并没有因为从理智上得不到解答就丧失理智，反而能够了无挂碍地面对和接受它们，就好像它们是我们理所应得的待遇一样，那我们凭什么要求艺术作品的创意，非要合理，非要合乎我们的固有认知和惯性思维呢?
逻辑重要吗?逻辑当然重要。逻辑最为重要吗?却又未必。就像一般来说，现实逻辑和戏剧逻辑是相互对立的，但如果把宇宙的来历和生命的缘起，视同造物主的作品，则最基础的现实逻辑，同时也是最高端的戏剧逻辑，两者居然是一致的。就像莫比乌斯环，正面和反面，其实是同一面。
需要强调的是，在艺术领域，合理只是创意的条件，不合理才是创意的源泉。合理只有从不合理中才能产生。因此，即使一个高概念的雏形中，包含着看起来最荒诞不经的创意，也不要轻易否定它。唯一的衡量准则是：它是否为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新的疆域，拓展了新的视野，建构了新的维度?更简明地说，它是否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
当一个创意的本质为美，你也就无须怀疑它的善，你也就无须否认它的真。
当然，高概念和反高概念，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高概念偏重营销导向，本身包含着高度的商业化色彩，并不能涵盖影视创作的全部。对于反其道而行的创作者和作品，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绝对的尊重和肯定。
构建起一套现实之外的“世界观”的幻想系作品，高概念是最习用的衡量标尺。那种天然的高概念，无论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映于《黑镜》的他或她，最难的无疑是让创意从云端落地到尘埃。但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论题，是在与幻想无涉的现实系作品中，借鉴和汲取高概念的精髓，从而让主题更犀利，人物更独特，冲突更极致，特色更鲜明。也即让创意脱离尘埃直上云顶。
虽然高概念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概念，但通观中外影视史成功之作，占压倒性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高概念的原则吻合。这里仅以国产影视作品为例。2006年电影《图雅的婚事》，讲的是蒙古族女人独力照顾下肢瘫痪的丈夫和一对年幼儿女，因劳累过度腰椎不支，于是和丈夫离婚，试图再嫁。但铁打不变的附加条件，是男方能一起接纳她的丈夫和孩子。其中的高概念，可以概括为“女人带着残障丈夫改嫁”。2007年电影《左右》，讲的是已离婚多年，且都各自成家的一对前夫前妻，为了获取新生儿的脐带血来挽救身患白血病女儿的性命，克服重重阻力重新结合。此中的高概念，可以概括为“一场目的正当的婚外出轨”。值得一提的是，在连续两年中收割金熊奖的上述两部电影，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可见现实系题材的高概念，往往蕴藏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所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提炼。
电视剧方面，1993年情景喜剧的开山即巅峰之作《我爱我家》，以单元剧的结构，聚焦北京一个普通六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极尽戏谑之能事。看过对于这部剧的无数阐发论述，但没有一篇点穿这部剧包含的高概念元素。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细小的事实，即该剧总编剧梁左，早年从北大毕业后，曾在北京语言学院教过几年汉语。他们并未意识到，梁左的创作很大部分建立在对于汉语语体特征的高度敏感上。事件只是这部剧的骨架，语言才是它的灵魂。正是在这部剧的语言风格中，包含着一个极具时代特征，却又独标一格的高概念，即“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互斥游戏”。展开来说，一方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一方是基于普遍人性的个人话语，两者互相缠绕、撕扯和拉锯，前者不断压制、试图取代后者，后者不断冒犯、试图僭越前者。是语言的狂欢而非事件的串烧，让这部剧集成为对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时代风貌的独特侧写。这也正是它的喜剧性的真正源头。
我眼中的高概念，即作如是观。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影视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