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辰
时代的齿轮在耳边咔咔作响，转向1970至1979年间，神秘的南方山村，坚韧的梅山少年刘务的形象跃然纸上，于是就有了这部《南荒记》。这个少年身上有作家刘鸿伏的影子，也有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成长过程的影像。刘鸿伏说，他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构思，所有细节在落笔的那一刻自然流露。
“刘务居住的村子就像一个孤独的鸟巢隐匿在大山里。山那边的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山外的人更不知道它的存在。”《南荒记》主人公少年刘务生长于南方荒蛮之中，那里的方言至今保留着汉语的中古音。他所在的小村，有着典型的梅山文化，很多人认为万物有灵，巫风遍地。
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和医学知识的普及，神灵和巫术成为苦难日子里的依靠和寄托。“小时候我被叫做‘岩宝’，拜石头作干娘，父母觉得有了石头的庇佑，孩子好养活。”刘鸿伏回忆到。在他的笔下，这些来自于梅山先民狩猎生活的神灵们身上充满着烟火气息，“民间的神原本就源自于民间，源自山民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认识，神性其实也是人性的一种映射”。
饥饿、天灾和人祸，在小山村里，有太多不期而至的苦难。用蝗虫充饥，化肥袋做裤子，“割不完的芦苇，砍不断的苦日月”。刘鸿伏不仅仅是单纯地写苦难，他更想表现的是，在苦难的重压之下，仍然有无坚不摧、百折不回的生命力量，苦难与希望相伴而行。
刘务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那个温饱都难以满足的年代，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为了读书，冰天雪地里他走了十里路去蚂蚁洞借书。实在找不到书来读，就跑到老坟山里读碑文。1979年高考，15岁的刘鸿伏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成为附近一镇四公社唯一一名大学生。刘鸿伏在后来创作的散文名篇《父亲》中，描述了这一改变其命运的时刻。而《南荒记》的结尾，也定格在了少年刘务即将参加高考的前夕。
“少年强则国强，改变自己就改变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刘鸿伏说。从《父老乡亲哪里去了》到《南荒记》，刘鸿伏从来没有停止过用手中的笔捕捉他所经历的时代。他并不愿沉溺在任何宏大的叙事中，而是发现夹在历史急流中的个体滋味，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身上打下的烙印，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痕迹。
关在木头笼子里的疯子叔叔、从城里下放到大队的漂亮女老师、悬崖陡壁上挖草药维生的单身汉、“未卜先知”的少年刀生……这些卑微又鲜活的人物串联在一起，跌宕的命运与时代交错。每个人几乎一成不变地遵循着这个熟人社会的所有规矩，守着属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缕温情与温暖。刘鸿伏说：“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写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烙印以及时代的巨变，要传达给读者的，是无坚不摧、百折不回的生命力量，苦难却温暖，并充满奇迹。”
《南荒记》充满隐喻和象征意味，魔幻、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随处埋着伏笔和机窍。刘鸿伏说：“存在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就存在了。”这是理解整部书的钥匙。它既是一部生命成长史，也是一部时代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奇异的南方之书，一部玉汝于成的少年之书，一部向生命和自然致敬之书。
刘鸿伏的作品，有一种浓浓的乡情在文字里流淌。乡愁、乡情和乡人，这些是他作品里经常出现的，也是萦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生在乡村、扎根土地的农民，都是他的父老乡亲。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过这片乡土，也从未停止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裂变巨变大事件的思考。从《父老乡亲哪里去了》到《南荒记》，刘鸿伏一直密切关注着乡村变化、人物命运，以及传统农耕文化的存续与发展。
《南荒记》是刘鸿伏计划要创作的《南方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三部有一部也已经基本写完了。四部曲都将运用南方方言，叙写南方往事，故事独立，主要人物之间也会有所关联。
(《南荒记》 刘鸿伏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