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范仲淹自求学起，便怀有大志。一日，范与几位朋友外出散步，走入一座寺庙求签。当他问签可否做宰相时，签答：“不能”。他接着问“能否为良医?”签答：“不能”。该结果令范氏顿觉郁闷，遂心中暗暗种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也正是在此信念激励下，日后即使官居要职，他始终未忘记经邦济世、直道而行的初心。
初入政坛，范仲淹担任的职务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可谓极不起眼的九品小官。然而，人微未必言轻，无论职务大小，不管岗位轻重，但凡在其位，一定要谋其政，范氏极其严谨的为官之道在此时已彰显无遗。范氏时常抱着卷宗去找太守，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太守争是非”。有些事情，太守已经做了决定，但范以为没有符合规矩或尚存疑义，便坚持原则，与长官论个是非曲直。即使惹得太守发怒，他也不会放弃原则。而且每次争辩完毕，范仲淹回到住处，还把今后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写在房中屏风上，于是日积月累，等他结束在广德军的工作时，屏风上已无余地再多写一个字。
到了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守孝期满，再度回归宦海。在晏殊的力荐下，他获得秘阁校理一职，职级不高，却地位优越。不过晏殊举荐范仲淹并非由于私心，而是认定其“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果然没多久，范仲淹就仗义执言，顶撞了掌握朝廷实权的刘太后。彼时宋仁宗年龄尚幼，真宗遗诏中规定刘太后可以对“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使得其在朝堂之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刘太后前后总计垂帘十一载，仁宗朝前期的政局与政策多出自其手。然而，到了仁宗将近二十岁时，刘太后依旧没有打算还政于君的意思，范仲淹便借着一年冬天为太后祝寿的仪式之机，递上了一道奏折劝谏。
或许刘太后觉得区区一个秘阁校理的谏言无足轻重，并未有回应。范仲淹却不依不饶，又写一折《乞太后还政奏》，直言规劝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两道折子一上，太后还没有反应，却已吓坏了晏殊。被欧阳修称之为“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晏殊，自然将范仲淹指责了一通。范氏即刻书写《上资政晏侍郎书》长信一封，自道“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故而秉持“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原则，坚决反对“少言少过自全”的做法。可以说，此信既是写给晏殊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座右铭，更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宋史》对此有非常鲜明的褒奖：范“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仁宗亲政后，宰相吕夷简当权，滥用私人，结党营私。范仲淹为了匡正风气，绘制了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巧妙揭露吕氏以权谋私的恶行。孰料吕老奸巨猾，反戈一击，范仲淹被贬至外地。至交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寄给范氏，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回赠一首《灵乌赋》，义正词严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忠义精神跃然纸上。此名言与其另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样千古流传，激励着一代代有志于澄清社稷的中华儿女。
受乃父熏染，几位范家子弟从政后亦非常讲求气节。次子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其但凡引荐人才，一定会以天下公议为依据，且从不告知被荐者是他在背后加以力推。三子范纯礼刚正敢言。宋徽宗时期，奸相曾布当道，经常揣摩圣意，阿谀奉承。当时朝廷财政很是困难，皇帝从某些渠道了解到实情，心中惴惴不安。曾布却刻意隐瞒。范纯礼闻后当面加以驳斥：“在古时候，如果国家没有存贮三年的钱粮，就会深感危机，认为‘国非其国’。如今农业连年歉收，朝廷国库亏空，你却说这根本无碍，岂不是当面欺骗皇上?”此番直言，将曾布批得面红耳赤。四子范纯粹亦是公忠体国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