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译文
欧阳修热衷于收集古器物和碑刻等，“三代以来至宝”，制成拓片，汇为《集古录》，现已不存。但据他在写给蔡襄信中的自述可知，这些拓片为庆历乙酉(1045)至嘉祐壬寅(1062)十七年间收集所得，共计千卷。
欧阳修曾为收集的拓片撰写跋尾，于嘉祐八年(1063)集成《集古录跋尾》，留存至今。《跋尾》记录了古器和碑刻铭文并多有评论，如“叔高父煮簋”一条，在记录铭文和形制后，欧阳修评论道：“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可见《三礼图》中所记内圆外方、盖象龟形的簋是当时礼家作簋的主流，而这在热衷金石的欧阳修看来，实为不古，需正其谬。
从史学角度，欧阳修的古物收藏和研究有其重要的面向，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明确指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既注重自身学术，又考虑到后世传承。在古器物的史学功用上，欧阳修与刘敞有着一致的认知，二人交往甚密，欧阳修每于书有疑，都会请教刘敞，而刘敞更是“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欧阳修十分佩服刘敞的博学。
从现存欧阳修金石研究的文献来看，他对金石的关注有几个突出特点。
种类上，不限于钟鼎古铜器，还包括石刻等“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圣君贤士桓碑、序记，以至诸家之字书等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古物以往不受重视，为“世人之所弃者”。
时间、地点上，不限于三代，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
形式上，忠实抄录古物文字，因担心转录失真，故保存其拓本，通常为刘敞藏其器，而欧阳修录其文，并将拓本装裱收藏起来，“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同时意识到“聚多而终必散”，因此“撮其大要，别为录目”。
与同时期皇家收藏最为不同的是，欧阳修《跋尾》中虽也对古铜器的形制做以介绍和评论，但从收录比例来看，他更偏向碑刻的收集，尤其注重石刻文字，他曾自述：“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前世之遗文而藏之。”与此同时，书法也是欧阳修关注的重点之一，“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他曾撰有《集古录目序》，但自谦“文陋”，遂请书法家蔡襄誊写。
欧阳修在行文中多次强调自己收藏金石拓片的喜好与世俗之玩好不同，如他在给蔡襄的书信中写道：“窃复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集古录目序》中也曾自述：“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这一方面体现出欧阳修对于金石之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他对于自身喜好区别于其他士人的明确意识，以好“古”和“世人之所弃”为自豪。
欧阳修好友苏轼也曾提到对于“物”的态度，在给王诜“宝绘堂”所作记文中，苏轼提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欧阳修和苏轼反对的“世人之所贪者”和“留意于物者”，正是米芾所鄙夷的“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的“好事者”。
此外，需特别注意的是，欧阳修收集古器碑刻拓片并结集成册的大部分时间，正处于他被贬官出京之时，而非在朝参政时期。
苏轼曾评价欧阳修“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