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群雄逐鹿、战争频仍的五代之末，赵氏兄弟乘势而为，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短短数年即戡平大乱，底定天下，实现了中原的基本统一。
无论成王败寇，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言盖棺论定。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孤儿寡母之手，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斥之为卑鄙小人、无耻之徒者大有人在。然而这个枭雄，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却能够迂回曲折，善谋良方，非万不得已不开杀戒，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说：“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就此而言，开国之君论仁善，唯有宋祖了。
兄终弟及虽不乏历史成例，却给人们留下了无数臆想的空间，让赵光义在历史的背影里显得格外阴鸷，颇不可解。这种猜测，遮挡了许多正当名分而又自然而然的事实。赵氏兄弟起家什伍，打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西征河东、北拒契丹开始，赵匡胤的每一个战功，背后莫不有着赵光义的鲜血和汗水。赵匡胤举事，禁军中固然有“义社十兄弟”的桴鼓相应，但身边最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者，则舍赵光义无他。尤其是赵匡胤上位前后，居中联络，策划指挥，莫不是赵光义蹈险亲为。可以说，太祖上位，赵光义居功至伟，更何况还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呢。
后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陈寅恪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乃赵匡胤之功。其实并非如此，或说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拨开那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历史迷雾，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是颇具文艺范儿。北宋朱长文《琴史》评价他：“天纵多能，博总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赵光义发展文化不遗余力。他在位期间，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三部大书。他在位时间长，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其他有关边疆的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经历战争，人们渴望休养，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乱经年的教训，顺时应势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国策，发展生产、广征图书、扩大科举、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继位者，都是他的亲子亲孙，他们继承他的衣钵，推行他的国策，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一以贯之，这才最终形成了北宋文化的空前繁荣。
然而“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文化的繁荣一方面粉饰了盛世的画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乐之风。继位者天真地以为定一策而能建万世之安，非但不与时俱进，反而在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拘泥成法，因循苟且，承平累日，不知变通，短短四五十年，便累积成如范仲淹所谓“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北方虽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军依然兵不解甲，马不卸鞍;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骚扰不断;国内则官吏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外交困，险象频发，宋王朝岌岌可危。在此险极关头，先有仁宗以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希望通过这种官僚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谁知下药虽不算猛，用心却太急，求果愈切，阻力愈大，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和合力围攻之下，改革既匆匆，结束亦草草，两次改革如出一辙。
改革失败，一切反弹，旧病未愈，新疾又生，而最突出的，是因改革而产生的新旧党争。自“庆历新政”以来，改革仿佛是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改革而一步登天，借党争上位者大有人在，交相倾轧，水火不容，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北宋渐渐由痼疾演变成绝症。随着金兵南下，屠戮中原，“靖康之变”那惨绝人寰的悲剧便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实堪浩叹。对此，当国者或不自知，忠义之士却痛感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谓之“靖康之耻”。
北宋自太祖开国，传至钦宗，共历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北宋几乎从未发生过皇子之争和宗室之乱，除了一个所谓的“八贤王”在历史传说中若隐若现之外，其他宗室贵胄参政者名不见经传，更无后宫、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等历代频现的祸患，在宋王朝台前当国指点江山的，都是那批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着济世救民情怀的书生文人，可以说他们才是有宋一代真正掌握施政实权的中流砥柱。
择要而言，这种结果的成因之一，便是北宋皇帝极其爱才，尤以仁宗为最。仁宗用人只要品学，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尺度，新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荟萃一时。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涌现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巨公辈出，繁星璀璨。而且，正是这群鸿儒硕彦的影响引导，最终将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历史和世界的巅峰。
(《北宋群星闪耀时》，晏建怀 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