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士明
拒绝参加伪“国大”，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与国民党政治上的决裂，也由此为当局所不容而招致打压迫害。
暗杀：当局打压民盟的手段之一
李公朴，本名李永祥，号朴如，字晋祥，江苏武晋县人，著名社会教育家，1944年加入民盟，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7月11日晚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湖北浠水县人，著名诗人，大学教授。1944年秋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团同盟。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的悼念会上作痛斥当局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在昆明市自家门口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
（李公朴烈士）
（闻一多烈士）
民盟主席张澜也难逃毒手。他出席在成都蓉光电影院召开的“成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并发表讲话，散会后突遭特务殴打受伤。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同被打伤。
杜斌丞，又名杜秉诚，陕西榆林米脂人，著名教育家。1943年入盟，任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3月被捕，10月在西安被杀害。毛泽东亲笔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西安、成都等大中城市，对民盟等民主党派人士实施大逮捕。数百盟员被捕，其中包括杨伯恺和于邦齐。
杨伯恺，字道融，四川营山县骆市镇人，1922年加入中共，著名宣传家。1944年加入民盟，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1949年11月25日在成都被杀害。
于邦齐，本名于渊，又名光藻，四川射洪县于家坝人，早年从军。1942年加入政团同盟。民盟中央委员、四川支部执行委员。1949年12月7日夜在成都被杀害。
（黄细亚烈士）
黄细亚，女，字琼兰，笔名艾莱，湖南临澧人，为抗婚逃到重庆。1948年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9年4月加入民盟。同年11月在重庆松水坡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
朱刚夫，男，湖南湘乡人。1946年加入民盟，康定民盟分部负责人。1950年3月被蒋军残部活理于康定警察局碉堡内。
“6 ·1” 大逮捕后，又进行了两次大逮捕。当局高层训令各地：对民盟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情由，一律格杀勿论。
1949年11月27日，特务疯狂屠杀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300多位遇害者中有何雪松、蔡梦慰、程谦谋等27位盟员。史称“11·27大屠杀”。
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也杀害民盟负责人
马来西亚又称“大马”，系英国殖民地，英当局不允许政治团体公开存在。即便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机构，也只能打着“同德书报社”的招牌在“大马”活动。
成立于1947年9月的马来西亚民盟支部，隶属于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起人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颇有影响的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由于采取了不针对英国、不干涉当地政治的策略，得到了当局的默许，使民盟成为首个公开活动的华侨政治团体。
薛永黍后来因组织数十万华侨签名反对美军留驻中国等政治运动，渐为当局所不容。1951年2月被捕，同年10月在新加坡棋樟山集中营被英国殖民当局杀害。
血与火：民盟英烈知多少？
民盟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付出了代价。
据民盟中央官刊《群言》杂志披露：1951年7月《盟讯》所刊 《本盟先烈调查表》记载的英烈有92位；2019年，各省向盟中央报送的英烈总计106位。研究者根据文献资料，汇总得出的英烈人数是135位。以殉难地统计，牺牲在四川的盟员最多，达33位；其次为重庆，有29位；有4位英烈牺牲在湖南。
民盟是牺牲人数最多的民主党派。
总部：从重庆国府路到北平太平胡同
从政团同盟到民盟，总部经历过5次搬迁。
重庆信义街39号是青年党党部所在地，长期主持盟中央工作的青年党党首左舜生长住党部，这里在较长时间内是民盟的实际总部。
此外，“特园”也是民盟内部各党各派的主要活动地。民盟成立、改组以及“一大”等重要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毛泽东三次在此会见张澜，有人说特园也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
【民盟首个总部重庆国府路300号（今上清寺人民巷45号）】
陪都重庆国民政府所在地迤南有一条半环抱状的路，叫国府路。国府路300号是民盟总部所在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也设置在此。
1946年5月3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迁返南京，民盟总部也随之迁往南京。
（蓝家庄15号、高门楼）
5月28日，总部分设在南京蓝家庄15号和高门楼两处。
1947年2月28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京、沪、渝三地国民党卫戍警备司令部分别通知驻地中共代表团，强令于3月5日前撤离。撤离前夕，中共发表了委托民盟代管房产的声明，周恩来还向张澜拍发了专电。民盟据此紧急成立了“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委员会”。3月21日下午2时，委员会主席章伯钧在上海马思南路（也称思南路） 107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拟制了《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单据清单册》等文件，委员会成员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和周新民签字留存。
（南京梅园新村30号）
中共代表团将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房屋和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撤离后，民盟总部意味深长地迁入南京梅园新村30号原中共办事处办公。
1946年5月，根据国共双方签定的《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
（上海马思南路73号周公馆）
6月，中共代表团租下上海马思南路73号，设立办事处。由于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于是称作“周公馆”。撤离前，中共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赠送给沈钧儒一支如意，作为“周公馆”移交的信物。中共代表团撤离后，民盟进驻。“周公馆”不是民盟总部而是办事处。
（香港告罗士打大道50号和成银行宿舍）
总部被迫解散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民盟在港组织之南方总支部、港九支部的接应，为恢复总部和接续盟务提供了便利。1948年1月，民盟临时总部设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道50号和成银行宿舍内。
1949年3月，民盟临时总部迁至解放后的北平（北京）。
1949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现已由新政协筹备会指拨本市东厂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公产作为部址，一俟房屋修竣，即全部迁往办公。”
（北平东厂太平胡同1号）
太平胡同1号，位于东厂北巷北口路西（后为东厂胡同北巷1号），原是清末藏书家文良的私宅。民国初年宅院归属交通部，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将领陈诚的公馆。1949年，此院作为公产由新政协筹备会划拨成为民盟总部。
密谋：步步紧逼打压迫害民盟
1947年是民盟命途多舛的一年。彻底铲除民盟的阴谋也在密谋和实施之中。
当年 11月 26日夜晚，上海太古码头，一位年龄 70有余，穿着黑呢大衣，戴着大口罩，自称“潘豫”的乘客走下汽车，登上了开往香港的美国轮船“戈登将军号”。
（沈钧儒）
一个多月后，发生了一件让蒋介石气得拍桌子的事情——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了！这位潜行赴港的老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沈钧儒。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清末进士，早年加入同盟会，政团同盟和救国会创建人之一，和救国会创建人之一，“三党三派”之救国会主席。
总部在南京、办事处在上海的民盟，为什么要远赴香港开会呢？这一切还得从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开始说起。
1947年3月，和谈破裂，蒋管区的中共工作人员撤回解放区。
4月，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诬蔑民盟，否认其“合法平等地位”。是为打压迫害民盟的先声。
5月，国民党依据一份据说是国军攻占延安后找到的、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纲领》嫁祸民盟，国民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威胁道：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
6月，对民盟的打压升级，实施大逮捕。
7月，当局悍然公布《勘乱总动员令》。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声明严斥该令，双方关系势同水火。
10月1日，董显光局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令”。
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0月27日，当局以“参加叛乱、反对政府”为由，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当局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严加取缔，以遏乱萌”。
10月29日至11月4日，民盟高层领导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分别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等高官谈判交涉。当局要求民盟：要么承认“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要么解散。该要求被民盟代表毅然拒绝。斡旋未果后，遂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协调。司徒雷登借口“不方便干涉中国内政”，反劝民盟“光荣解散”。
威逼：民盟被迫解散
11月5日凌晨，黄炎培等负责与当局交涉的人士回到上海，立即赶到永嘉路集益里 8号张澜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寓所已被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包围，楼下的屋子里挤满了特务和新闻记者，门外小弄堂停放着数辆警车。参加紧急会议与会者总共7人，分别是：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史良、叶笃义和张云川。因张云川不是中央常委，故史称“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
黄炎培将受蒋介石委托与民盟交涉的陈立夫事先拟好的《民盟总部解散公告》交给在场的张澜等人，转告当局意图说：解散民盟是蒋直接交办的，公告里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许改，否则作废；如果由政府出面下令取缔，就要逮捕全体中央委员，并勒令全国盟员登记自首。
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3点，大家虽义愤填膺，但也别无他法。因为民盟没有退路，中央委员全部是暴露的，基层盟员很多是半公开的。如果登记自首，就是叛徒；如果不登记，必遭逮捕。张澜等人反复考虑权衡，为保护盟员、换取盟员不向当局登记为条件，被迫决定民盟总部解散。会议最终决定以民盟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公告》。时年75高龄的张澜以大无畏的勇气承担了解散民盟的历史责任。
11月6日，张澜在上海发布《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被迫宣布民盟总部自动解散。宣布“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
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发表公告称：“余迫不得已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他还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实则是号召和暗示全体盟员转入地下，继续斗争。
张澜主席以个人名义发表公告，是强权下的无奈妥协，意在牺牲自我、保护盟员免遭当局迫害，体现了白色恐怖下盟的主要领导人无私无畏的气节和舍我其谁的悲壮。不久，身陷上海的张澜 、罗隆基被监视，后被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直至解放。从此，盟的负责人分上海、香港两地领导全国盟务，以香港为主，直至迁移至北平方止。
11月15日，黄炎培在《国讯》周刊发表《我与民盟》，诘问：“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不久，该刊被当局勒令停刊。
张澜被软禁前后，盟务主要由沈钧儒、章伯钧负责。总部作出两项应对危局的内部决定：一是由盟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地下工作；二是地方组织继续工作，盟的各级组织相继转入地下。
11月6日，新华社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社论中指出：“蒋介石政府当然给民主同盟捏造了许多荒唐的‘罪状’……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民主事业……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反而给民盟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无可奈何地评价说：解散民盟是失策的，使人民失去其对政府的信心，并因而使民主同盟赢得主张实施开明的宪政程序者的同情，而且将驱使民主同盟盟员更趋左倾与转入地下活动。
“川帮”：川籍秘密盟员与和成银行
接下来发生的事与“川帮”有关。四川是民盟的发源地，也是盟员最多的省份，盟的主席张澜，盟的领导人鲜英等人都是四川人。
系统讲述秘密盟员的专著非常少。所谓秘密盟员是盟员中的特殊小群体，各地都有人数不等、主要是由在国民党方面担任要职的地方实力派人士组成的秘密盟员。如第37军副军长、军令部中将参议田西原，就是鄂籍秘密盟员。他奉章伯钧指示回湖北，组建了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领导的、号称拥有10万人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这是由盟员掌控的最大一支反蒋地下武装。
关于鲜为人知的川籍秘密盟员，还要从“五方会议”说起。
1944年11月4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有中共、民盟、刘文辉、龙云、李济深五个方面派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史称“五方会议”。会议主题是加强中共、民盟与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促使地方实力派向当局争取民主，但不公开反蒋等。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历任陆军第24军上将军长、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省主席等职，人称“西康王”。龙云，祖籍四川金阳，历任13路军总指挥、云南省主席等职，人称“云南王”。潘文华，四川仁寿县人，历任第28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和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人称“川康王”。潘虽然没有参加“五方会议”，但政治态度与刘文辉和龙云基本相同。“三王”均与张澜关系极深。
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参加了会议。“五方会议”加深了国民党西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共与民盟的互信和互动，为“三王”入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方会议”后的一个冬夜，刘文辉、潘文华来到张澜位于成都慈惠堂街的住所，填写了《入盟申请书》。张澜考虑到俩人的特殊身份，特批为秘密盟员，《入盟申请书》当场焚毁。年底，张澜特批龙云为秘密盟员。龙云约请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楚图南到寓所，举行了入盟仪式。1945年10月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刘文辉还被秘密选为中央委员。
在此前后，由化名林少侯、被誉为“统战密使”的华岗负责协调“三王”与中共的关系。
刘文辉、龙云和潘文华还持续提供资金给民盟做活动经费。民盟欲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费紧张。刘文辉和潘文华接张澜求助后，立即捐助相当于三十多两黄金的法币，使会议如期举行。给大会捐款的还有川籍将领之第22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候。
（刘文辉）
（龙云）
（潘文华）
1949年11月9日，刘文辉、邓锡候和潘文华等人在川西彭县率部起义。
“五方会议”的参与者李济深，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45年9月30日，中央军在昆明发对兵变，龙云被强制免职并离开云南。1948年8月加入“民革”。新中国成立后由香港回国。
另一位给民盟很大帮助的是吴晋航。吴晋航，四川仁寿县人，历任重庆市警察厅长、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等职。1934年创办和成银行，任总经理。周恩来与刘文辉的初次密谈就是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中进行的。
（吴晋航晚年照）
和成银行是“川帮”商业银行，刘文辉、龙云和潘文华给民盟的捐款多由该行办理，张澜上海集益里寓所也是吴晋航提供的。秘密盟员和吴晋航等人为民盟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
香港：划时代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对于民盟总部解散的决定，在盟内是有反对意见的。“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沈钧儒、史良、张云川当场对自行解散的决定表示异议。盟总部副秘书长周新民看到报纸后，也致函张澜表示抗议。这导致持反对意见的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高层人士先后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酝酿恢复民盟总部。盟的主要领导张澜等人，对反对意见和抗议持包容态度。
正是这种不同意见、包容态度和秘密行动的融合，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
1948年1月初，香港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李济深创建了“民革” ；二是民盟召开了脱胎换骨的一届三中全会。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人采取由内地中央委员（简称中委）授权委托在港中委，连同在港中委凑足法定人数的方式，于1948年1月5日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道50号和成银行三楼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章伯钧等29名中委，以及南方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港九支部等支部代表12人参会。为后来湖南建盟作出了贡献的3个安徽人周新民、李相符和罗子为，都参加了一届三中全会。
之所以确定在和成银行开会，是因为这里既是吴晋航的房产，也是民盟南方总支部的办公地，安全可靠。
（香港报纸关于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
会议检讨了过去的政纲政策，批判了社会上和本盟内的中间路线思想，决定恢复盟的领导机构和建立临时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全会还决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宣言》和《今后组织工作计划》等一系列文件。
会议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不能接受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 ；民盟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张澜曾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中表示：“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如果说呼吁盟员“谨守法律范围、为国家之和平而努力”的张澜，直到被迫解散的生死关头还对国民党政府心存些许幻想的话，那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业已抛弃了些许幻想，彻底放弃了争取合法、公开之地位的政纲方略而涅槃重生！
演变：盟组织的政治主张综述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民盟的政治主张也是不断调整的。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政治主张是：实施宪政，中止抵触宪法之法令；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反对内战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调整所有党派间不协调之点；确立国权统一等。
中国民主民盟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政治主张是：和平、统一、团结、民主。行动方略是：走中间路线，争取和平、合法、公开之地位等。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在港相关会议记录）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民盟与时俱进，在不断调整政治主张中发展，最终迈向新纪元！
北平：民盟伴党而行奔向新中国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伯钧主持盟务。与此同时，香港临时总部使命结束。
许多文章都说：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不然。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的“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的表态，是由沈钧儒、李济深等55位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在《对时局意见》中发布的，不是盟的官方文件。
盟的官方文件首次表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盟总部临时工委在北平致毛泽东主席的函件，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以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
从中国民主同盟建立到盟的一届三中全会，民盟由与中共相互合作配合，转变为接受中共领导，实现了政治上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很快将成为执政党，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既是接受中共领导的友党，也是参政党；中共与八个民主党派多党合作，长期共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关系。根据这些原则，民盟领导开始协助中共进行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18人参加了史称“新政协会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也给予民盟极高的礼遇。5位国家副主席，民盟主席张澜位居其一。28名全国政协常委中，民盟成员9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盟成员10名。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民盟成员2人。15位政务委员中，民盟成员3人。
此外，多名民盟成员出任部长。分别是：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出任交通部长，黄炎培出任轻工业部部长，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长，史良出任司法部部长，胡愈之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彭泽民出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楚南图出任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民主同盟向党而生，伴党而行，携手走向新中国。
二0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
二0二二年一月四日至十七日
陆续写于当年138师进城解放长沙之地东屯渡
二0二二年元宵节至二月十七日修改
二0二二年四月七日至六月十四日第二次修改
（作者系地下党之中共长沙特别支部书记、湖南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刘晴波之子，党史与盟史研究者。本文主体部分曾以《向党而生伴党行——湖南民盟地下组织建立前后》为标题，发表在《湘潮》杂志2021年11期上。特别鸣谢《湘潮》杂志社编辑部。）
（2017年民盟湖南省委公开向社会发布研究课题招标通告，本文作者撰写了竞标书。中标后，由刘士明执笔，与李恒先生合作写成《中共推动湖南建盟及支持盟的地下斗争探沉》，荣获2017年度民盟湖南省委统战理论论文唯一一个一等奖。本文引用了以上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特别鸣谢民盟湖南省委提供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