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往事难忘
蒋显礼
我1958年进湖南日报社工作，1986年调离报社，6年后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这是我与新闻的不解之缘。
我即将离开省委政策研究室时，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对我一再嘱咐：一是党报很重要，一定要宣传好中央和省委的精神;二是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及时报告，省委、省政府会大力支持。
在我主持报社工作的几年间，省委领导对办报、新闻大厦建设和高层宿舍建设以及班子建设等，都十分关注，给予了很大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到省委参加会议，会前有位省领导对我说，边远地区同志反映，在省报“上稿难”。为此，我特地到几个边远地区采访征求意见。之后，我们采取加强地州市记者站力量，以及在报纸头版设立“双头条”栏目等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边远地区报道少的问题。报道上来了，报纸的覆盖面也大了，影响力和发行量也上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正是全国改革开放高潮，新事物层出不穷，问题和困难也不少，干部群众有喜有忧。如何加强舆论引导是件大事。在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的社编委会议上，我讲了当时社会舆论引导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党报在宣传报道中应当注意的事项。随后，我和理论评论部研究，就此撰写了题为《坚持用正确舆论引导人》一文，并寄送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不久即予刊发。
在此之前，我到常德市临澧县采访，发现该县县、乡、村三级办企业成绩卓著，写了通讯《构筑县域经济的新格局》，介绍该县经验。省领导看后，给予肯定，省内一些地县还到该县学习取经。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不久后在头版套红转发。省报文章能登大雅之堂，确实不易，其原因主要在于稿件在当时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以灯为伴 无怨无悔
张渡
报纸工作有一个十分辛苦的岗位，长年以灯为伴，生活“阴阳颠倒”。同时，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处于报纸编辑流程的最后关口，前期任何环节的工作疏忽，都像毫无预兆的“定时炸弹”深埋在这里，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引爆”，酿成报纸的编校事故。这就是报纸的晚班编辑岗位。
我于1980年秋入职湖南日报社，至2014年退休，前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2个春秋。我的前任——时任湖南日报编委的滕纯孝同志，生前也长年上晚班。他曾告诫我，上好晚班一要能吃苦，任劳任怨;二要沉得住气，细心再细心。他的告诫，多年来我一直牢记于心、实践于行。
晚班工作，生活规律与家人相反，家庭矛盾时有发生，工作压力也很大，时时如履薄冰。虽然是个辛苦活，但在这里，也常有满满的成就感。
2005年10月12日，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多名宇航员在太空多天飞行。由于发射时间是上午9时，当天的《湖南日报》无法刊发这一新闻。我向编委会建议当天加出一期《号外》。当天凌晨，在编排完12日的《湖南日报》后，我们又马上着手准备《号外》。9时05分，现场宣布发射成功，11时左右，我们的《号外》就送到了读者的手中，整个版面气势磅礴，社会反响很好。
岁月无痕，但往事并不如烟。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每每回首这些过往，却足以让我自慰，因为我曾经为我心爱的这张党报奋斗过。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副总编辑)
温馨的呼唤
王业武
退休后寄居北京数年，本以为早已告别了激情岁月，一切已经淡然。日前，报社离退办的同志又来京看望我们几个长居北京的退休人员，谈及湖南日报成立70周年，不由心神激荡。我在感受组织温馨的同时，勾起了沉淀的往事。
1993年5月，时任湖南日报社社长、总编辑蒋显礼因公去香港，途经深圳时特意到我下海工作的单位看我。一杯清茶，一席畅言，他问到了工作、家庭，也问到了个人的生活状态，让本以为割断了与报社联系的我，心里暖暖的。
半年后，当我获准迁户，为扎根深圳做准备时，接到蒋社长的一封亲笔信。他写道：“报社正在改革，报社需要发展，改革发展需要人才。回来吧，报社需要你!”就是这一声呼唤，让我长久深思。
大学毕业分配来报社时，到火车站为我挑行李的人事处干部葛良武，患病时带我奔走医院的部主任汪时亮，手把手教我编稿件、写评论的老师叶畅和夏阳，支持并鼓励我“吃螃蟹”竞选湖南工人报总编辑的老领导汪立康、梁新春……一桩桩事与人的留影在我脑中掠过，给全身注入了暖流。
这是心灵的呼唤。我退回准迁证，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漂泊的孤舟终于回归到温馨的港湾。
犹如珍惜保存蒋社长的那份“召唤令”一样，与湖南日报一起走过32年风雨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心系着这个家，都珍藏着伴随报社的壮大而成长的人生历程。我衷心地祝福湖南日报：不忘初心，传承红脉，再写青春!
(作者系大众卫生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南海涌大浪 心潮逐浪高
周新太
1988年春节前夕，我被确定为参与湖南日报“南海潮”系列报道4位前方记者之一，并与零陵(今永州)站的记者李继峰搭档，负责西线报道，包括零陵地区及湘粤毗邻的诸地区，当时仍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是报道重点。
农历正月初四，我将回零陵老家过年的妻儿送上回长沙的火车，便直奔记者站与李继峰会合。我们在零陵的采访十分顺利，各级领导都比较重视。零陵人也闻风而动，利用其毗邻广东的地理优势，主动与广东对接，加快本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这些举动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紧接着，我们来到海南。每天早出晚归，四处寻找采访对象和素材。当时的海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千“淘金者”“弄潮儿”。茫茫人海中，我们遇见了先期登岛的湖南新闻界同行谢先生，得益于他的帮助，我们有了不少收获。
待采访归来，掐指一算，与家人已分别27天整。接下来，便是连续熬夜加班写稿子。
同年四五月份，“南海潮”系列报道在《湖南日报》连续推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全省新闻界，也引起省里高层的关注，“南海潮”成为当年省委全会的关键词之一。经济学家费孝通对该系列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南海潮”也被评为全国好新闻。
南海涌大浪，心潮逐浪高。当初自告奋勇投入“南海潮”报道，我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兴奋，职业和使命让我义无反顾。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主任记者)
脚板底下出新闻
熊先志
脚板底下出新闻。这句话，是我当记者那些年思考最多、实践最多的一句话。
我坚持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跑遍了全省所有县、市、区，且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至少做到每到一地睡一晚、写一稿。脚力，是我紧贴地气的“连接线”，提升自我的“直通车”，写出好稿的“助推器”。
脚力，实质上就是走向基层之力，就是深入群众之力。通过这“连接线”，我听见了群众的心里话，群众利益成了“第一追求”，群众满意成了“第一标准”。即便是群众的“牢骚”，我也会认真对待，因为这其中蕴藏着有价值的信息。1982年4月，长沙市火柴脱销20多天，市民发牢骚，促使我采访16天，走访27家单位112人次，写出《长沙市火柴脱销的原因何在》，获全国好新闻奖。
“脚到新闻到，脚深文不浅”，很多新闻靠脚力才能发现。1992年初，我到株洲南方动力机械公司采访，听公司领导介绍了半天，也未琢磨出稿件的亮点。可在公司门口宣传橱窗上，看到总经理将上级奖给他的3000元奖金用于奖励提合理化建议的工人，看到党委书记父亲去世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办丧事用车还自己如数掏腰包……我的眼睛当时就亮了。回来后，我立即以这几个清廉故事为素材，写出了《领导清廉换来职工同心》，见报于头版头条。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市场专刊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苗寨墟场·硫磺澡·记者站
吴兆麟
1978年9月，我调入湖南日报驻湘西记者站当记者，后任站长。从此，我就跟随土家苗胞，攀崖、过沟、蹚滩，从湘西的山旮旯里用新闻作品见证改革开放带给大湘西的变化。为此，采访路上，忍饥受渴、毒蛇惊吓是常事。
1980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自治州工商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今凤凰县阿拉墟场热闹起来了。墟场是观察农村经济的一个窗口，我当即就要去采访。朋友拦住我，递给我一份总结材料：“出什么门啰，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告诉他，湖南日报的记者，自创刊以来，就坚守一个规定：“不到现场不写稿!”
选了一个墟日，我赶到了地处湘黔边境的阿拉墟场。一看，确实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沉寂多年的墟场热闹起来了。我立即写了《繁荣的苗寨墟场》一稿。返回的路上我满心喜悦，但没想到身上的一个小红点，让挤在9平方米宿舍的一家五口人都传染上了疥疮。在此后半个月里，弄得全家天天忙着烧热水洗硫磺澡!
就在全家人疥疮刚刚治愈不久，当年4月，时任湖南日报社社长杨世芳同志深入湘西调研，站在我家门口(房子太小，进不去人)了解到记者站的困难，立即与州领导联系，请其协助建设好记者站，最终两层楼的湘西记者站，在时任自治州委书记杨正午同志的关心下于1986年建成。
(作者系原湖南农村报总编辑)
暴雨夜的敲门声
周永龄
1981年5月17日晚，长沙大雨倾盆。我家住在一栋老楼房的顶层，风雨钻进屋内，一片狼藉。
深夜11点多，一家五口正打算挤在一张窄床上休息。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我打开门，一位高个青年一身湿漉漉地走了进来，说要找周永龄。
他着急地告诉我，他家住在城南胜利路307号地下层。这里住着6户人家，因为外面道路比房内地面高出1.5米左右，每逢雨季，地下水就会灌入所有房间。当晚的暴雨，导致屋内积水深达两三寸。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我答应他第二天去查看。18日清晨，暴风雨更加猛烈。我骑着单车，绕过几条街道，爬过一个斜坡，左寻右问，终于找到了胜利路307号。
几乎全身湿透的我走进6户人家一一采访。只见屋内全是两三寸深的积水，有的只好把家具放在床上，有的忙着往外舀水。由于风雨的侵蚀，电线线路发生故障，灯也不亮了。
采访后，我立即打电话，向长沙市电力部门和房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回到报社，赶写了一篇300多字的稿件《低地居民遭水淹 食宿不安》，在《湖南日报》1版发表。当天下午，电力部门即修好了线路。天气放晴后，地下积水的问题也妥善解决了。
一篇“小豆腐块”解决了困扰百姓生活多时的大问题，我想，这就是记者存在的意义吧。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社委)
『杂交水稻之父』背后的故事
谭毅挺
“杂交水稻之父”是袁隆平院士的尊称。这个尊称之缘起，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3年初，我到安江农校采访袁隆平老师。文章写好后，他不经意地说起了一件往事。
国际水稻所每年开一次国际学术报告会，1982年度的大会在菲律宾召开，袁隆平被安排作学术报告。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他走上主席台，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他的头像，下面是英文黑体字“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由于事先没打招呼，袁隆平感到很突然。这时，斯瓦米纳森对与会专家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给世界带来了福音。”会议第二天，马尼拉几家主要媒体都以“杂交水稻之父”为题，介绍了袁隆平。
听袁老师这么一说，我先是一愣，他参加那次学术会议的消息是我发的，当时他没讲这件事呀。愣过之后，我觉得有责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袁老师连声说：“不合适吧?还是莫把这件事捅出来为好。”
袁老师是一位很低调的人，每次采访他，他总爱说：“写欠一点好，千万莫写满了、写过了。”但这回，我坚持要加进这个内容：“赞扬您为‘杂交水稻之父’，不仅是赞誉您个人，更是赞扬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贡献。”
就这样，“杂交水稻之父”的尊称很快在《湖南日报》“亮相”，继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作者系湖南日报科教部原主任)
我是新闻『守门员』
刘国强
2004年9月，我从全国几十万新闻工作者中脱颖而出，以一名新闻校对的身份，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韬奋新闻奖”，实现了湖南“韬奋新闻奖”零的突破。
新闻校对，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千方百计把点球“扑”出去。我从事校检工作几十年，堵住重大差错数百起，我的一次次“扑球”，就是源于自己的责任感。
有一次，一位记者在一篇关于海南育种的消息中写道“我国最南端的海南岛，早春二月秧田一片葱绿”，事实上中国的最南端不是海南岛而是南沙群岛，我国已多次声明南海诸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错误提法前几校都没被发现，结果清样时被我发现 ，及时向当班编委提出，堵塞了一起有关我国领土权的重大差错。另如某企业是港商投资，广告中称为“中外合资”，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地区，这一政治差错，清样时被我发现，又“扑”出了一个点球。还有一次，前几个环节将介绍陶铸同志生平事迹所配照片，误用成萧克同志照片，也是最后清样时被我发现。
在38年晚班生涯中，我不知牺牲了多少与家人共度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30多个除夕之夜，我都在办公室坚守校对岗位。每逢重大活动，我都没有休息过。但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作者系湖南日报出版部原部务委员、副编审)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杨丹 龙文泱 易禹琳 段涵敏 陈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