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远
岁末，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进入院线放映，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和点映，也没有流量明星和豪华路演，就这样开始了其大银幕之旅。
《一百年很长吗》的导演萧寒及其团队曾经拍摄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都进入院线放映，并获得良好口碑。此次《一百年很长吗》登陆院线，截至12月6日，上映6天，票房105.1万，成绩平平。
这是一部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里面既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平淡，也有快乐和伤痛，真切地向观众呈现了中国百姓的生活状态和他们面临的人生抉择。影片由两条叙事线平行推进——
广州深圳，“90后”打工仔黄忠坚，16岁外出打工，至今已打工10年，虽被称为包工头，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工地干活。与当下许多年轻人不同，他热爱舞狮和蔡李佛拳，希望有一日能回到家乡，扶助乡亲，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未来的岳父岳母坚决不同意女儿与他的婚事。这些小插曲都没有影响到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甚至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然而生活的交响曲在这里奏响，孕妇产检提示他们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原本明亮的影片基调骤然压抑紧张起来。争吵、埋怨、夜幕下独自一人打拳排解内心的郁结、四处奔波筹措20万元手术费，时而沮丧、时而沉稳，生活重压下黄忠坚乐观、勇往直前的生活态度渐渐展现。
遥远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家族四代手工做马鞍的老爷子阿合特也碰到了烦心事，大儿子因为赌博欠下许多高利贷，债主上门催债，连家中的牛羊都要牵走。老爷子想通过多卖马鞍还债，可是购买手工马鞍的人越来越少。他的侄子被诊断为尿毒症，需要换肾。小儿子同意为堂兄配型捐肾，儿媳却坚决反对，老伴的态度也模棱两可。
一南一北，两个家庭，一个是即将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一个是为子女操心劳累的老人，平静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小儿子离开家为堂兄配型捐肾，老两口返回家后，阿合特的老伴沉默着靠着墙，一句话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靠着墙，似乎只有倚靠在墙边才不会倒下。是否让儿子去为堂兄配型捐肾，阿合特的老伴并没有表露出过多的意见，无论是欠债还钱，还是阻止儿子去捐肾，她都无力改变现状。此时纪录片渐渐显露出故事性，捕捉到被摄者最真实的状态。没有拍摄者的介入与访问，没有旁白、没有调动观众情绪的音乐，没有强化影片的戏剧性和冲突，完整地呈现出原生态的生活以及内在意义。
纪录片有多种创作模式，但与故事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对象是事实——真人、真事，生活从来只是纪录片的素材，在对素材的选择中才能形成一部有价值的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是典型的观察性纪录片，通过自然展现人物原生态的生活内容，让生活的意义在人物与事件自然进程中不断累积、发展而逐步显现出来。与《一百年很长吗》同期上映的，还有纪录片《生活万岁》，上映10天，票房409万，同样成绩平平。同样是聚焦普通人日常生活，所不同的是影片以片段的方式截取了14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分散在全国的各个城市，生活也没有交集，相同的是，他们都正在经历生活的困境。带女儿开出租车的妈妈、街头卖唱的盲人夫妻、刚失恋的舞女、身患癌症在医院扮小丑逗孩子开心的医生、有童年创伤的单车猎人、急需做换心脏手术的重症病人。《生活万岁》的导演是曾经引领大众味蕾跳舞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执行总导演程工、任长箴。导演自述为了这个选题，摄制组行至全国近20个城市，选取了40余组人物，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拍摄。
纪录片重回院线是全球范围内电影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趋势，中国亦是如此。近年来风格多样题材各异的纪录片进入院线，《二十二》以1.7亿票房迎来了纪录片院线放映的新时代，《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则收获票房与口碑，同时也有《摇摇晃晃的人间》《我的诗篇》等不乏个人化表述的作品。然而纪录片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小众的影像产品，近年来国产纪录片发展走向市场化，通过电视媒介、商业院线及新媒体，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进入大众的视线。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创作者也不要忘记，纪录片的灵魂始终是真相与人，勇气与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