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湘江之滨，麓山脚下，郁郁葱葱的湖南大学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随处可见背着书包、抱着书本的学生走在路上。今年秋季开学，有1万余名大学新生走进了这所千年学府。
时间倒流四十年。1978年春季开学， 900多名学子成为湖南大学的新生，他们是当年全国570多万名参加高考学生中的幸运儿，是那个时代人们口中常说的“天之骄子”。如今已经是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柳礼泉便是这群“天之骄子”中的一个。对于那时候的学生来说，能考上大学绝对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天大喜事”。
“由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那是很难的，可以讲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凭大学入学通知书，就可以把户口转过来，就说你由农村人变城里人，上大学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吃国家粮”，这是根本性地一个改变。”
柳礼泉出生于衡山县的一个偏僻山村，1973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1977年退伍回乡，分配到大队工作。虽然一直憧憬着大学校园，但是在当时，读大学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国发〔1977〕112号文件))
1977年10月21号，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柳礼泉心中一直萌动的大学梦瞬间被点燃，“对我来讲，是很激动的，哎呀，好高兴，那时候正在电站，马上就赶回我的中学，当年的，跟我老师进行一些交流。”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都“沸腾”了，柳礼泉说：“可以讲啊，是在广大的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孩子上大学了，考试了，鼓励他报名。“赶快去报名”，父母亲催着;还有更多的人，他的孩子以后有机会了，恢复了高考，今年考了，明年肯定还会考嘛，他就有机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7年12月17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柳礼泉和当年千千万万刚从迷茫和困顿中探出头来的青年们一起走进了考场。柳礼泉记得，仅他所在的大队就有30多人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1978年2月初，柳礼泉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欣喜若狂的舅舅拿着通知书，逢人就说，“你看，我外甥考起大学了”!
1978年3月5号，柳礼泉来到湖南大学，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活，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柳礼泉留校任教，后来成为了一名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授。当年和他一样得益于高考的学子们，许多都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回顾那场被中断了11年后又重新开启的高考，柳礼泉说，不仅仅是改变了他个人，也改变了同时代许多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那场高考让千千万万考生重新燃起了信心与希望，也吹响了一个国家推崇知识、尊重教育的序曲。
“恢复高考以后，对国家、对民族、当然也对我们个人，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影响，这个影响现在已经显现，还将影响将来。”
因为改革开放获得重生的高考，自身也一直走在不断改革的路上：
1983年，高考开始实施 “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5年以后，开始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并开始将高考科目减少为5门;
1999年，高考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同一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现代远程教育启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多样化发展;
2001年，高考取消对考生“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2003年，包括香港高校在内的多所院校开始自主招生;
2012年，《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发布，进程务工人员子女有了 在父母工作地参加高考的权利;
2014年12月，各省开始探索文理不分科、“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
作为大学教授，柳礼泉参与了多届高考阅卷，对于高考考试内容也颇有研究。在他看来，40年来，高考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不断变革。它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进程，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万千气象。
“应该说总体来讲是越来越好，学生你不能脱离社会死读书，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民生、关注经济发展、关注国家的发展目标等等。”
1978年， 柳礼泉考进湖南大学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4.8%。湖南的录取率更低，仅为1.86%。40年来，湖南高校数量由初期的22所增加到了如今的109所。2017年，我省高考总录取率达到86 .94%。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改革开放初期，我省各类高校在校学生数3万多，2017达到了127万多，增长了40多倍。”
如今，高等教育早已从此前的精英教育转变为通识教育、大众教育，人们的求学之路也从之前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变成了终身学习的“立交桥”。越来越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越来越公平的教育环境，让千千万万普通人有了改变自己塑造人生的机会，也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记者刘畅)
来源：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