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的《花好月圆》毫无疑问是一部在叙述形式上进行过煞费苦心设计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李亚采用了可谓是双重叠加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第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名叫小帮助，是一位图书仓库的管理员。小帮助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他父亲的一部书稿紧密相关：“我不是凭空而来的，我是从父亲的稿子里钻出来的。”而父亲的书稿，则是由父亲一手记录并整理完成的“我”大爷爷李娃的人生回忆录。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点，其实是“我”父亲在撰写这部大爷爷的回忆录时所持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一切就像我父亲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和大历史的进展是紧密相连的，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个小人物就自暴自弃，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历史进程，事实上自古以来，王朝的兴盛与衰败，都与咱们这些小人物息息相关。”李亚创作《花好月圆》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根本意图，恐怕就是要借助于李娃这样一位极不起眼的小人物的人生故事来折射映现一段历史的风云变幻。
尽管作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花好月圆》记述了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但说实在话，这些事件和细节在阅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这股叙述洪流淹没的感觉。又或者说，对如此一种简直就是在席卷一切的叙述洪流的营造，本就是作家李亚试图企及的艺术目标之一。就此而言，李亚在《花好月圆》中所精心营造出的这一股叙述洪流，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巨大历史合流的一种象征隐喻式表达，他意欲传达给广大读者的，一方面固然是那笼罩一切的历史宿命感，但另一方面却更是巨大历史洪流面前个人主体性的羸弱与无助。
尽管《花好月圆》的叙述时间跨度前后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但大爷爷李娃所重点讲述的，也不过是从他15岁那年也即公元1934年无意间进入上海滩起始，一直到1949年15年间的故事。这十五年又可以被切割为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李娃踏入上海开始，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他被方家安排从军为止。第二个阶段，从李娃从军进入祝长官的司令部任职起始，一直到所谓“皖南事变”的发生为止。自打“皖南事变”之后，李娃便随同大小姐加入到了新四军的行列之中。从这个时候起始，一直到1949年的大约七八年时间，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从与《花好月圆》那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一般的叙述洪流相比较，李娃前半生三次关键性人生转折的被动性，同样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所隐喻说明的，是李娃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面对现代历史潮流时因为主体性的难以建立而只能够万般无奈地随波逐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亚在《花好月圆》中对现代历史一种不无独到意味的发现与领悟，恐怕就是强烈地意识到了主体的羸弱，也即在强大历史洪流面前，普通个体主体性的无法确立。
然而，主体的羸弱与主体性的无法确立，却并不就意味着存在的一片虚无。我们可以在《花好月圆》中发现某种珍贵感情的存在。这深厚而浓烈异常的感情，既可以落实到大爷爷李娃与大小姐身上，也可以落实到李娃与祝长官之间。不只是李娃追随大小姐转投新四军参加革命，是一种感情的结果，而且，即使到最后大小姐准备出国的时候，也仍然坚持要来见李娃一面，充分彰显出了李娃和大小姐这两位有情人彼此之间的深厚情愫。李亚借助于李娃所凸显出的，乃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人性情怀。更进一步说，也正是依凭着这种强烈执著的感情描写，李亚的这部《花好月圆》方才抵达了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生命与艺术境界。
(《花好月圆》 李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