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庙坐落在永州潇水之西的柳子街上，始建于北宋仁宗至和三 年(1056年)，前面的冉溪因为柳宗元而改称愚溪。 图/卢七星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图，朱张会讲奠定了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的地位，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柳子庙内柳宗元雕像。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作为永州读书人的偶像，激励了一代代士人。图/卢七星
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遭贬至永州谪居10年，图为王叔文集团雕像。“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被贬的文人骚客为偏远的永州带来了文化基因，唐宋时，永州成为湖南文化中心。 组图/记者唐兵兵
永州柳子庙，戏台成了人们的照相背景，戏台三重飞檐木结构古建筑，正中悬挂一块牌匾，“山水绿”三字，是中国晚清最著名书法家道州人何绍基所书。 图/卢七星
周敦颐雕像。他为官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图/记者李林冬
6月7日，茶陵南宋古城墙，旁边是洣江老码头，茶陵的士人从这里走向朝堂，也从这里归隐山林。
茶陵洣江书院，“四相”(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雕像。茶陵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出过139名进士，被称为“进士之乡”，这与毗邻江西不无关系。
茶陵洣江书院，坐落于云阳山麓、洣水河畔的狮子山上，茶陵一中校园内，文脉似乎以新的方式传承。
6月，高考、中考、公务员面试，在这个考试月里，我们试图去勾勒湖南的进士地图，回望科举时代。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今天，我们很难想到，曾经，进士在边地聚集，位于湘南的永州在唐宋时的进士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州县;湘东闭塞的茶陵过去竟然产生过139位进士，并且书院林立。通过查资料，才明白湖南进士地图就是一张外来人的迁徙图，唐宋时，文人被贬永州，为永州文化输血;江西的移民则带来了他们的耕读传统。是的，原本湖湘文化就是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或许比供奉一个进士更有意义吧。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论偶像柳宗元的作用
作为一个永州人，总是难免遇到这样的尴尬。“你是哪里人?”“永州人。”
“哦，永州之野产异蛇，你们那里很多蛇吧?”脑海里呈现出一幅遍地虫蛇的荒野模样，这个时候，永州人往往只能尴尬一笑，默然点头。其实，蛇在永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常见。如果在唐宋时期，永州人大概可以免于这种无奈与窘态。
唐宋时期，永州地区更多地作为湖南的文化中心而存在，说是湖南的“高考之乡”也不为过，就像今天的湖北黄冈、“高考加工厂”毛坦厂中学，走路大约都是会自信地抬着头的。
据《湖南通志·选举志》记载，在唐朝，湖南共有进士25人(含敕封)，其中永州地区(永州和道州)占10人，占进士总数的34.5%，而且湖南的第一个状元——李郃也来自宁远。李郃在告老回乡之后，看着乡亲们生活无聊，顺便就发明了“叶子戏”，对，就是现在的麻将。两宋湖南进士908人，永州地区371人，占39.6%，当时永州地区的人口是潭州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潭州进士数量只有150人，不及永州的一半。以县考取进士人数来排名，前三甲都被永州地区占据，祁阳进士93名位列第一，零陵进士73名第二，营道(今道县)进士63名第三，甚至创造过一届考取10名进士的“高考”奇迹。
如今回望那段辉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边陲偏远的永州，会在唐宋时成为科举的兴盛之地呢?
其实，位于湘江上游的永州地区开发早于湘江中下游，秦始皇经略岭南，永州就成了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线。不过，永州科举的兴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偶像效应”。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写下“永州之野产异蛇”的柳宗元。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因拥护王叔文改革，被贬湖南。本来贬为邵州刺史，还没等柳宗元渡过长江，朝廷又将他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欲哭无泪，在进入湖南境内后，忍不住写下《吊屈原》“发牢骚”，感叹自己的命运，多少也有对于永州这块南蛮之地的排斥。
不过，对于永州的柳宗元迷来说，柳宗元被贬永州大概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作为文坛的明星，柳宗元在永州有坚实的粉丝基础。在永州十年，柳宗元有难以消解的苦闷，也有难得的清闲时光，苦闷与清闲最容易激发诗人的创作欲，柳宗元寄情山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千百年后，这成了永州的一张名片。在永州的柳宗元虽然没有开坛授课，却也在此宣扬自己的教育思想，对前来拜访的年轻学子悉心指导，成为读书人的一面旗帜。以至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即使没有见过柳宗元的读书人，也把柳宗元称作老师，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唐交趾(今越南北部)诗人廖有方，在交趾颇具才名，十分仰慕柳宗元，大约是进京赶考，特意到永州拜访柳宗元，拿自己的文章向柳宗元请教。看过文章后，柳宗元赞赏有加，写下了两篇文章《送诗人廖有方序》、《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两人间书信往还。元和十年(805年)，廖有方进京赶考，却名落孙山，第二年才考取进士，曾担任唐朝京兆府云阳县令、朝廷校书郎等职务。
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到达柳子庙时，见有游人穿着古装冒雨拍照，梦回唐朝，愚溪上有撑伞垂钓者，柳子庙少有人影。柳子街上的老人说：“前几天还有高考生来拜柳子呢，希望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在千年之后，柳子依旧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激励着永州的学子们。
贬官造就了“潇西文化”
偏远荒蛮的“瘴疠”之地——永州，在唐宋朝时，气候湿热，是产异蛇的荒野。唐朝被贬至永州的诗人邹浩在离开时，松了一口气，写下了一首诗：“零陵讵中邦，道阻五千里，我以放逐来，本非心乐只。”当然，正因为条件艰苦、士人们不愿意前往，永州才成为官员、文人的主要放逐之地。不过，统治者还是用心良苦的，贬谪，是为了惩戒，也是为了开化边地。
以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从汉朝到清代，贬谪永州的文人有80多人，占到贬谪湖南文人的一半以上，从时间上看，又集中在唐宋，这跟永州地区科举状况相契合。可以说，贬谪的文人，成就了唐宋永州在湖南的文化中心地位。
写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被贬道州司马;与“王维、崔颢比肩”的卢象，贬永州司户参军;受到王叔文改革牵连的吕温，为道州刺史;高举古文运动大旗的元结，虽然不是被贬永州，却两度出任道州刺史，政绩斐然，遍游永、道二州山水，写下了大量诗歌散文，留下大量石刻作品，也让浯溪摩崖石刻记住了到往永州的文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东坡被贬为永州团练使，游朝阳岩时作诗一首;宋之问、张谓、刘长卿、怀素、范纯仁、黄庭坚、苏轼、张孝祥、胡安国、寇准、张浚父子……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足以书写一部亮丽的文学史。
他们都或为官、或贬谪、或游历，隔着时空，在柳宗元的放逐之地——潇水西岸聚集，形成了独特的“潇西文化”。这些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员，为永州的山水增添了诗意，也为学子们带来了科举的希望。虽然遭到贬谪，不过他们是永州的地方官，他们在这片蛮荒之地建立书院、开设学堂、著书立传，或者只是吟诗作赋、寄情山水，在无形中完成了对永州的文化输血。永州的野蛮，因为有了外来文化的加入，变成了悬梁刺股的决心，成为唐宋时一块文化高地。
周敦颐，是道州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你要像某某某一样，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不然就只能回家种田。”年少时，父母总是把我们跟村里的优秀人家作比较，这是童年的一场噩梦，却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激励方式。
宋朝时，道州的周敦颐家，就是全村、甚至全道州人的榜样，常常被用作教育孩子的范本，在永、道地区起到了模范作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伟然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说：“道州为周敦颐故里，文化相当发达。其原因与周氏关系很大，仅周敦颐一家便出有周辅成、周寿、周焘、周子亮等七进士……对道州人士颇具模范作用。”周敦颐并不是进士出身，周家的进士们却因为他得以留名史册，而他，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影响了湖南今后几百年的文化。
周敦颐似乎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没有作为的偶像。周敦颐为官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为郴州任县令时，首倡办学，作《修学记》;到邵州任职建学馆，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而在他的家乡，“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担起了模范的责任。
周老师并不令家长们十分放心。周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宣扬自己的“理学”思想，发表一些类似于“读书并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圣人”等虚无缥缈的话，这让家长们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上了周老师的课以后，太过超脱，不去求取功名。
周敦颐的得意弟子程颢说过，“自与其弟颐同受学于周敦颐，遂厌科举之业而慨然有求道。”可见周老师的课是极具煽动性的。不过，事实证明，周老师对于科举的作用利大于弊，并没有让永、道科举衰落下去，反倒作为新的“偶像”，成为永州地区科举的一面旗帜。在周敦颐去世后，湖南较大的州县都建有濂溪书院，永州更是如此。周老师“立诚”“为圣”的教学理念被写入各村的族谱家规，格外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两宋时，永州地区文化的勃兴，考取进士数量居于湖南省首位。
周敦颐的影响不仅仅是永州，他的思想学说，深刻影响了几百年湖南的文化格局。
宋室南迁，文化中心南移，大批理学大儒进入湖南，建立书院，开坛授课，胡国安隐居衡山，创立碧泉书社，儿子胡宏继承父业，将碧泉书社扩建成碧泉书社，张栻建立城南书院，朱张会讲……“学为圣贤”、“传道而济民”、不以科举作为首要目的的教育理念成为湖湘文化的基调，积累沉淀，在几百年后，造就了湖南熠熠生辉的近代史。
茶陵产生了139位进士
6月7日，从长沙出发，大巴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茶陵。茶陵依旧是个交通闭塞的小县城，高考日，街道上有的商铺悬挂着祝福高考学子的标语，不时一辆“爱心送考车”经过，考完试的学子安静坐在送考的车上，这个被称为“进士之乡”的县城因为高考，气氛变得有些紧张了。
“茶陵出了139名进士。”茶陵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烈承在退休之后，潜心茶陵历史的研究：“很多资料是127名，通过我们考证，增加了12名，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加。”这个数据足以让茶陵人骄傲，茶陵的进士长廊也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长廊始于洣江书院(现茶陵县第一中学)，抵于南宋古城墙，大理石碑刻着茶陵127位进士的生平和诗文，一千多年的科举荣光，连接起了被现代建筑隔断的历史。
茶陵科举的辉煌是从元代开始的，湘东的浏阳、攸县、茶陵接过了永州地区的科举大旗，进士遥遥领先于其他州县。元代湖南进士只有100多人，以县单位计，茶陵以19人高居榜首，浏阳、攸县分别以14人、13人排在二、三名，而永州、道州两路合计只有15人。
湘东地区科举的兴起，张伟然认为“这一时期湖南文化的发展中，江西移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茶陵与江西接壤。位于秩塘镇晓塘村的“湘赣孔道”，穿行在武功山脉与万洋山脉之间，古称“吴楚雄关”，是江西向湖南移民的重要通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江西人通过这条小路，迁往湖南，或者留在茶陵，或者一路向前，在湖南的各个角落繁衍生息，“沙土之墟，云阳之阿，可以长住，可以隐居”的茶陵无疑是他们的首选地。
“茶陵百分之九十都是江西人迁过来的。”尹烈承说，茶陵的第一个进士谭仁京的先祖在江西为官，因为见朝廷腐败，百姓受苦，唐朝末年迁到茶陵隐居，谭氏宗族有历代进士45人，是茶陵进士最多的宗族。明代大学士、茶陵诗派的代表李东阳的先祖则是宋朝时在江西为官，调任茶陵同知，选择了定居茶陵……“宋、元迁入的移民，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相对多一些，他们或在茶陵为官，留居茶陵;或者在外地为官，卸任后选择了来到茶陵定居。他们定居茶陵后，办私塾、开书院。69岁及第的陈光问，祖籍江西泰和，祖父官潭州太守，因避潭州兵乱，栖身茶陵灵岩，终身教授生徒。”适合隐居避乱的茶陵，成了江西士人的理想隐居之地，移民给茶陵带来了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茶陵人提供了科举的样本。
6月7日下午，茶陵南宋古城墙在一片烟雨之中，洣水在大雨中显得有些澎湃，岸边亭子里元朝时铸的铁犀牛依旧守护着古城墙。曾经，茶陵的士子们就从这里踏上科举之路，谱写属于茶陵的辉煌，或从外归来，从这里上岸归隐，教书育人，在士子们的出世与入世、进与退之间，偏居一隅的茶陵，终成了“进士之乡”。
清朝几乎每个村都有书院
相比于茶陵的139名进士，同样让人吃惊的是，茶陵在鼎盛时有38所书院，在清代居于湖南之首，“几乎每个村都有书院”。尹烈承叹口气说，那是茶陵教育的黄金时代，只是，大多的书院只能在遗址和史籍凭吊了。
云阳山麓、洣水河畔的洣江书院，在狮子山上，是茶陵规模最大的书院，也是如今能见到的不多的几个书院之一。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时任茶陵知州林廷玉，修建洣江书院，自己常到书院授课，洣江书院几经损毁、修复、迁移，在1982年被彻底拆除。“这是2012年新修的。”6月7日，我们来到洣江书院，尹烈承对于新修的洣江书院似乎并没有太多好感，甚至添了几分感伤。虽然如旧修复，也不过是一个陈列馆了，书院内摆放着茶陵的历代进士雕像，供人瞻仰。
“这是我们茶陵第一个进士。”在萧锦忠的雕像前，尹烈承介绍。不过，尹烈承对这位状元却有些不满，尹烈承是个积极入世者，他更赞同李东阳、刘三吾那样为民请命的读书人。萧锦忠是清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状元，他的夺魁让湖南士子兴奋不已，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宴请戏班，唱了几天大戏。但是，萧锦忠在及第后衣锦还乡，家中却发生变故，两个弟弟相继离世，他选择了留在茶陵照看父母子侄，是洣江书院的主讲。
其实，也许正是因为茶陵多像萧锦忠般不慕功名利禄、有归隐出世之心的士子，才成就了茶陵书院的兴盛，才有了“茶陵诗派”。唐代的陈光问在灵岩开馆授徒，在六十九岁高龄终于考上进士，却挂冠而去，重回灵岩授课;南宋进士陈仁子，在南宋灭亡后，隐居东山，拒朝廷征召，建立东山书院，是茶陵当时规模最大的书院，讲课授徒，刻印图书，东山书院所刻印的《梦溪笔谈》，是现存最古的版本;刘三吾在被贬归乡后，建起明道书院……从茶陵走出的士子们，终究回到故乡，将科举的基因传承下去。“现在只有雩江书院，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他的都不知道毁于什么时候，很多都变成了学校。”在洣江书院的展厅里，尹烈承看着那些已经无处寻找的书院照片感慨。
从洣江书院出来，正赶上茶陵一中的考生下考，考生们或失落，或兴奋，走过进士长廊，或许，千百年前，那些赴科举的茶陵士子，就是这副模样。书院已经或毁重建，但是，茶陵的文脉大约已经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了吧。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