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个体户迸发一个时代的创富激情
从个体户到创业者，“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激励一代代人顺应潮流，带动市场变革
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吴鑫矾
1980年1月18日，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商业部下发专门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让全国人民欢度春节。一则简短的信息如惊雷般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社会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人们的精神，还对物质需求进行了合理表述。
这一年，“个体户”这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中国城市里流行。1980年，幼儿园勤杂工刘桂仙在北京开办了全北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同年12月11日，温州21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而在长沙，第一批个体户也相继出现，东区朝阳新村王应龙夫妇便是其中之一。当时，《长沙日报》头版刊出了《个体户王应龙带着五个子女自谋职业》的消息，呼唤更多的“王应龙”引领潮流。
短短40年，“个体户”这个词汇从陌生到熟悉，再由熟悉到陌生，变成了现在常说的“创业者”，但不变的是“王应龙”们身上不安于现状的精神。他们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经历风雨后，他们有的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有的依然孜孜不倦地在打拼，有的在商海中“呛水”也没有放弃。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一个群体。
晚报见证
1980年8月25日，《长沙日报》(即《长沙晚报》)头版刊出《个体户王应龙带着五个子女自谋职业》的消息，讲述东区朝阳新村个体户王应龙和妻子黄粟珍经营甜酒和缝纫衣服、生活越过越好的故事。文中称，当年5月这家个体户正式领取了营业执照，他们做的甜酒保质保量，价钱与国营一样，生意不错;缝的衣服顾客满意，远近群众都有送衣来缝的。
亲历者说
舍得干才能发家致富
“父亲一辈子都很舍得干，骨子里有种与生俱来的湖南人精神。”记者千方百计联系上王应龙的四儿子王富满，才从其口中得知，王应龙已经去世10年。
1925年，王应龙出生在望城茶亭。结婚后，他携家人来到长沙谋生。
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白沙古井的水很受欢迎。勤快的王应龙每天到白沙井打水，再肩挑担子走回城区沿街叫卖。靠着一根扁担两条腿，王应龙卖水换米基本能养活家人。
1980年，55岁的王应龙和妻子黄粟珍带领着5个待业子女，在东区朝阳新村的家里开起了门店，经营甜酒和缝纫的生意。
“当时个体经济处在初始发展阶段，民间对个体户存在歧视。父亲告诉我们，‘我走我的路，你行你的船’，不要理会那么多。”王富满告诉记者，甜酒药子是沅江来的上等品，有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他们做的蒸钵甜酒是5公斤米一钵，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10钵。一家人靠双手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
经营多年甜酒和缝纫生意后，王应龙把重点转移到了冰棒批发上。他做冰棒生意坚持薄利多销，7分钱批来的冰棒，其他人都卖1角多钱，但王应龙只卖8分。王富满说：“父亲告诉我，利润少不要紧，卖得多一样有钱赚，而且更受人欢迎。”
“在父亲的影响下，兄弟姐妹大多靠个体经营发家致富。”如今，王富满在外地一边带孙一边做点零工，闲不下来的他说，现在的生活很充实。
记者重访
重新提起“个体户”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涌动心头的依然是一个时代所释放出的创富激情。
40年来，在长沙下河街、中山路三角花园、高桥大市场等区域，一批批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区域也因此成为最具活力的城市核心地带，每天上演着长沙版“清明上河图”，成为这座城市的符号之一。
随着人们生活半径的扩大，长沙也在不断成长，那些曾经繁华的市场，或拆迁，或提质改造。但走近它们、走近那些或坚守或离开的个体户，看到的是拼搏与奋斗、汗水与激情。
三角花园
在这里买的衣服最时髦
“上世纪80年代买牛仔裤，长沙人就直接去三角花园了。”在长沙车站路的金苹果大市场，今年56岁的易建良一边带孙，一边帮二女儿照看服装店，“现在年轻人都上网买，服装生意不好做。在我做生意的那个年代，我卖的可是当时最时髦的款式。”
1982年，土生土长的长沙伢子易建良放弃招工机会，跟着他从供销社辞职的二姨在当时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对面的三角花园做起了服装生意。
“三角花园以前确实是一个公园，北面正对中山路，东、西各一条小路，正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易建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营商店中山路国货陈列馆生意很好，彼时正值计划经济时代向商品经济时代过渡，国营大商场经营理念没有跟上，“爱俏”的年轻人只好去三角花园，那里因此成了个体户的聚集地。
“当时你只要讲身上穿的衣服出自三角花园，就是时髦的代名词。”易建良说，这些时髦的衣服都是在广东进的货，“当时都是带着现金坐火车去，因为害怕路上被偷，鞋子、袜子里到处藏钱。”
“虽然累一点，但当时人们对物质的需求逐渐提升，只要是沿海过来的流行货，都能以翻倍的价钱卖。”易建良说，当时长沙年轻人流行穿喇叭裤、萝卜裤、蝙蝠衫，这些都能在三角花园买到。
下河街
主妇、学生的“淘宝商城”
实惠、便宜、笸箩货……提起下河街小商品批发市场，这样的记忆并不陌生。吃穿日杂，南食百货，应有尽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是大批主妇、学生、新老长沙人的“淘宝商城”。
最开始，下河街指的是一条与湘江路平行的小道。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年轻人回城后找不到好工作，都开始鼓捣着做生意，不少“倒爷”从广东进货，然后拉到下河街一带摆起了地摊，赚了钱后再佃下门面。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个体户聚集在此，自发形成了闻名的下河街小商品批发市场。
“我在下河街‘提篮子’，打拼了9年才有了像样的摊位。”1989年，邵东人谢朝晖依靠在下河街“提篮子”攒下的积蓄，在市场里弄了个1米多宽的摊位。他告诉记者，当时不少在下河街混迹的外地人都是靠“提篮子”发家。他们将商品挎在身上沿街叫卖，时常被市场管理人员赶来赶去。
从1986年到1989年，下河街小商品批发市场以每年增加160户店铺、摊点的速度迅速发展，随后几年逐步蔓延成十里长街。1991年至1995年，下河街进入它的全盛时期。
“除了运气，从这里闯出来的都是舍得干的。”谢朝晖说，“下河街80%以上都是夫妻店，自己经营、自己进货，几乎没有人力成本开支，加上租金便宜，货价自然比商场低。”
“比如牙刷，10支是商场3支的价钱，质量可能稍微差点，但用的时间更久，还便宜。”谢朝晖说，当时下河街可谓学生党的淘宝街，他们在这里总能淘到实惠的玩具、箱包、袜子、饰品等，一些同学甚至到这里批发小玩意儿到学校卖;精明的主妇们则在这里买干货、办年货，“货比三家，还是这里最便宜。”
高桥大市场
变身现代商贸市场继续拼搏
1996年9月，高桥大市场建成。虽然西靠二环线、南邻长沙大道，距长沙火车站仅千米，形成了高速公路、铁路、空运相辅的“黄金码头”，但初始并不为人看好。
直到两年后，下河街很多商家才慢慢转移重心，从下河街迁到高桥，高桥大市场成为昔日繁华下河街的延续。
位于高桥大市场文体百货城的“志平办公”，就是2005年从下河街搬过来的。
2001年，店铺老板金志平和妻子在下河街置办了一家门面，经营婚庆类产品。不久后，五一大道修建好，机动车越来越多，下河街本就狭窄的道路变得拥挤不堪，门前几乎不能停车，“进货送货都不方便，生意每况愈下。”
高桥大市场的兴起与繁荣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经过反复商量，金志平决定把门面迁到高桥。“幸亏搬过来了。”金志平的妻子至今还觉得庆幸。
搬到高桥后，金志平的经营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店面以批发销售为主。随着资金的积累，金志平的店越做越大。2011年，“志平办公”开门迎客，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创造了不菲的利润。
互联网时代，个体户同样受益匪浅。2015年开始，高桥大市场以“国际高桥、世界商港”为发展战略，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客商前来洽谈贸易。在高桥茶叶茶具城经营黑茶生意的谢孝云，就通过互联网把黑茶卖到了阿联酋，“在店里坐着就有外国的客商上门来谈生意。”
奋进风采
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 长沙领跑中部省会城市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业者今日的激情投入，与当年个体户的奋力打拼何其相似，他们正是个体户的“2.0升级加强版”。
如今的高桥大市场内，新一辈的创业者不再像老一辈一样手写记账，他们用各类电脑软件辅助管理生意，开设微信公众号与经销商互动;他们利用市场的电商生态服务体系，形成了一个包含厂商、商户、零售商等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高桥商贸”这一国际品牌买卖全球。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老一辈个体户留下的拼搏精神与竞争意识。
四十载，曾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的个体户，如今已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2017年长沙新增商事主体182961户，同比上年增长26.9%。全市市场主体突破80万户，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1051户，位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
另一方面，2017年长沙市非公经济已经形成“5、6、7、8、9”格局，即：纳税占全市51.9%，经济总量占全市64.5%，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74%，新增就业岗位占全市80.6%，企业数量占全市91.3%，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年度大事
1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20世纪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3月
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决定，根据社会需要，可以继续批准部分城镇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根据这些规定，省委、省政府确定在全省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11月20日，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20000多字的起诉书。
12月11日
章华妹如愿以偿地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