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翻译”

2017-05-26 09:23:17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赵九九] [编辑: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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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历来被认为是祭祀屈原,然而,屈原这个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群阶层中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处境,对屈原形象进行“翻译”,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笔下,屈原有时是“神”,有时是“鬼”,有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

在死后的百年间,一直到司马迁之前,屈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先秦的典籍中并没有对他的记载。他的事迹大概最初一直在民间以口头的形式流传。最早从民间传说将屈原的形象“翻译”出来的,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很有才华,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上官大夫等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了楚的都城郢,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了。司马迁亲自去了长沙,拜祭了屈原投河自杀的地方,并在那里哭泣凭吊了屈原。司马迁走访楚地,楚地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屈原的传说,这些成为写传的依据。当然,他在材料选择上有所取舍,“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他并没有采取。司马迁的说法一出,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形象就此广泛流传开来。到了东汉王逸的时候,最终确立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王逸《楚辞章句》认为,人臣要以“忠正”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屈原做到了这一点,他“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儒家思想梦寐以求的典范人格。

司马迁对屈原的“翻译”,重在材料取舍上,取己之所需,我想把他塑造成什么样子,我就取什么样的材料,无关的则不取。王逸的改造则在于用儒家文化重新阐释,无论你写的是什么,我都把你的观点比附儒家的正统文化,你写的什么不是重点,我给大家翻译你写的意义才重要。总之,经过司马迁、王逸的阐释和翻译,屈原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神像”。

当然了,没有被纳入正统,留在民间的有关屈原事迹的传说,从秦至汉也并没有中断。秦朝以“刑罚”治国,还没来得及教化民众,就轰然倒塌了,汉初实行“黄老”政策,与民休息,《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民间传说依旧保持了自己的某些特征。

在儒家文化影响最为薄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纪念屈原的活动终于被“翻译”到了文本当中。晋王嘉《拾遗记》记载说:屈原“忠”,但被排斥,后来被逼迫投水自杀,楚国人思念他,仰慕他,把他当成水鬼进行膜拜,“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这一天要进行龙舟竞渡,下面解释说:五月初五,端午节有赛龙舟的习俗,这一风俗是因为屈原投水,人们不忍,在水中划船,象征着拯救他。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了五月初五吃粽子的原因,屈原死了,人们感到哀伤,就在水中投竹筒饭,祭祀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在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总是被蛟龙偷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以在外面包上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在民间,屈原常常以“鬼”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民间群众“翻译”出来的屈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更多的是像屈原一样的普通“人”,那些与屈原有着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总能在屈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他们“翻译”屈原,哀吊屈原,往往也是在诉说自己,感怀自己。

第一个吊屈原的是怀才不遇、被流放到长沙的贾谊,他在《吊屈原赋》中说屈原一生“生不逢时”,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本人呢?

诗圣杜甫,一心报国,然一生坎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途经湘夫人祠,写下了《祠南夕望》一诗:“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邓魁英、聂石樵二先生在《杜甫诗选》中评价说:“此诗系因湘夫人祠而思及《楚辞》,由《楚辞》而思及屈原,由思古之幽情而及眼前之遭遇。内涵丰富而不着痕迹。黄生云:‘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一生漂泊的老杜,颠沛流离,在人生的最后,他一声长叹,是在吊屈原,也应是自喻,他对屈原的理解和翻译,也是对自己一生缩影的投射。

后世如老杜一般借吊屈原而抒发自己情意的人举不胜举,屈原的磨难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因为有着和屈原相同的境遇,因而也就把屈原“翻译”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端午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加入新的内涵,屈原,也因随着人们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可以翻译出自己心目中的屈原。但不管如何“翻译”,毕竟还要有一个忠实的底本存在,那大概就是屈原本身的人格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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