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国藩，也许有很多人会想起海明威，想起《老人与海》，至于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不是那条大鱼，这一联想则可以暂且放一放。是的，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硬汉，豪杰与圣贤的合一。他的内心，似乎自三十岁前后的“脱胎换骨”、以理学修养身心以来，始终是足够强大的，并以其硬汉形象，塑造了湘军的硬、狠、稳的特性。
然而细读他的书信与日记，则会发现，这么伟大的人物，也有内心软弱无助，想要家人陪在身边的时候。硬汉曾国藩，所谓内心柔软的一面，又是怎样的呢?且看他写给孩子的家书，其中的温情脉脉，读来真是让人唏嘘落泪呢!
同治元年的秋天，也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一个关键时期。那时候的湘军开始进攻金陵(天京)，却被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人的近二十万大军反包围给困住，危机四伏。湘军营中又突发了瘟疫，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军士死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染上瘟疫，再加之操劳过度，不久以后就死去了。好在另有他的弟弟曾国荃的硬守，以及鲍超、张运兰等湘军名将的死抵，虽然经历连日的“恶风惊浪”，各路湘军，得以保全。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曾国藩的内心如何?先来看《谕纪泽》(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其中说：
余近日忧灼，迥异寻常气象，与八年春间相类。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
所谓的忧灼，也即内心的忧虑与焦灼，为什么曾国藩要说此年的忧灼“迥异寻常气象”呢?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以及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曾国藩，再度感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安危之机关系太大”。每天都会听到或看到无数的湖湘子弟或死或病，以及老百姓的流离失所，山河大地一片苍凉，作为一方的主要决策者，不能不忧灼迥异了，这“一己之身名”关系的不仅仅是自家，也是无数的人命。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因为曾国藩老了，病了。再来看接下来的《谕纪泽》(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开篇说：
此间军事，金柱关、芜湖及水师各营，已有九分稳固可靠;金陵沅叔一军，已有七分可靠;宁国鲍、张各军，尚不过五分可靠。此次风波之险，迥异寻常。余忧惧太过，似有怔忡之象，每日无论有信与无信，寸心常若皇皇无主。
在此家书中，告知了自己家人军中的“风波之险”，也坦然透露自己的忧惧，内心常常感到“皇皇无主”，已是十分软弱无力，以至于病态。这里的所谓的怔忡，在中医上指心跳过于剧烈等症状，实质则是由于内心经常处于的忧惧不安之中，而在身体上的一种反应。
当时的军事，稳重如曾国藩，也只是说水师有九分可靠，陆师之中的曾国荃军有七分可靠，鲍超与张运兰两军则只有五分可靠，故而经历了这次二十万大军压顶的风波之险后，还是没有大的把握取胜，唯一有把握的只是湘军自身，已不存在太大的忧虑，然而还有“疏失”的可能在。又因为太平军的金陵布防还依旧稳固，想要轻易攻下则也不可能。曾国藩在此家书之中继续说：
前此专虑金陵沅、季大营或有疏失，近日金陵已稳，而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欲尔再来营中省视，父子团聚一次。一则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则尔之学问亦可稍进。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禀明尔母及澄叔行之。尔在此住数月归去，再令鸿儿来此一行。
虽然战场上的局势已经稳定，但是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却依旧不太稳定。他再次说到自己的“怔忡”之症，也即内心的“忧惶”与“战栗”之象，并不因为局势的稳定而减少。这种怔忡之象，粗通医道且对自己十分了解的曾国藩说，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前段时间的忧惧太过，二则因为已入老年的心血亏损。这么说来，当时的曾国藩，既有心病，又有身病，二者结合起来，以至于内心也是软弱得厉害了。
心病还得心药治。故而他也想与家人多多团聚，让两个儿子轮番过来，陪陪老父亲。这其中的意义，则也有两个：其一，缓解“怔忡”之症;其二，督促儿子的学问进益。是的，不要以为做父亲的总是个硬汉，总是强大的，好男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需要家人的陪伴。再说这种陪伴，也是相互的，父亲与儿子经常在一起，既可以安慰父亲的情绪，从而以更好的心态去做事业;又可以提点儿子的学业，以及身心健康的成长。曾国藩在此的家书之中，期待团聚而叮嘱再三，在保留下来的众多家书之中则是极少见的，真是难得的真情流露，且毫无矫饰，可见其为人之真，当可感动其子，感动所有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