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晓华 实习生 欧英才 整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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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纪念日。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在这场艰难悲壮的战略大转移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湘人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尤其是毛泽东，党史研究资料表明，他对长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通道到遵义，他力挽狂澜，实现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大转移;二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他高超运用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创造了世界战史奇观;三是他领导共产党、工农红军创造出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强大动力和宝贵财富。
包括毛泽东，长征期间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湘籍领袖和将领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曾中生、左权、李富春、张震、袁国平、何长工、耿飚、王震、邓华、甘泗淇、李卓然、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萧克、宋任穷、宋时轮、唐亮、彭绍辉、丁秋生、谭家述等，他们坚守信念、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勇于牺牲、浴血奋战，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彭德怀长征时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陕甘支队司令员等职。
贺龙长征时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
罗荣桓长征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黄克诚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红十团政委、中革军委卫生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等职。
陈赓长征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红十三团团长、红一师师长等职。
谭政长征时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萧劲光长征时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红三军团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参谋长等职。
6名湘籍大将中，只有粟裕和许光达没有参加长征。当时，粟裕率红十军团余部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许光达则在长征前根据组织安排到苏联治病养伤并学习。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后称“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震惊中外的长征。由于“左”倾领导者指挥失当，从江西出发不到2个月，8万多红军仅剩下3万多疲惫之师。此时，在中央红军北上去湘西的路上，蒋介石调集了16 个师的重兵，布下了一个口袋。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命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
在此危急关头，失掉领导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放弃去湘西的原定方针，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此，他抓住一切机会，向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的王稼祥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洛甫)坦陈转兵贵州的重要性。王稼祥和张闻天听后深感有理。王稼祥还答应向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通道召开一次会议，决定部队的进军方向。此时，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将领，如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其他一些湘籍高级将领，也急切地希望由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并改变进兵方向。
1934年12月12日， 中央红军主力进至通道县境内。当日傍晚，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以期迅速解决红军的前进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提出红军应放弃去湘西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会后，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13 日入黔的命令，中央红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
(通道会议旧址)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再三强调，绝不能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只能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论，他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等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肯定。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黔北挺进。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战略主张， 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任务。
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得到多数同志的拥护，但党内关于军事路线的争论仍然很激烈。1935 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湘籍共产党人刘少奇、李富春、彭德怀、李卓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在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指出了长征在战略方向上的错误，揭露和批评了“左”倾错误路线，为恢复和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指挥和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龙虽然不是军校“正规生”，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磨练出令人惊叹的作战指挥本领，尤其擅长“以弱胜强”。最让人称道的当属他在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第一次是声东击西，打算进入贵州，而先挺进湘中;第二次是乌蒙山中打转转，趁敌不备冲出敌人包围圈;第三次是先假装进攻昆明，再巧渡金沙江。特别是乌蒙山大回旋，更是经常被军事专家们津津乐道，深入研究。
(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辗转回旋近1个月 资料图)
1936年2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一万多人挺进贵州的黔西、毕节地区，这令蒋介石焦虑万分，他急调120个团展开围剿。1936年2月27日，贺龙率军撤离毕节，进入乌蒙山区。乌蒙山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当时正值天寒地冻。一万多红军在崇山峻岭中转来转去，与敌辗转回旋差不多一个月，万般艰难。最后，贺龙趁敌人骄气增加、麻痹大意的时候，在云南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防线，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了乌蒙山。毛泽东高兴地对贺龙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就连我们也被你们转糊涂了”。
中央红军长征时，一直冲锋在前的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红军中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右翼前卫，经过苦战，率先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胜利进入湘南郴州一带，为红军的西行打开了通道，受到中央军委通电嘉奖。在红军准备突破敌人40 万大军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他向中央建议：“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的运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迫使蒋军改变部署。” 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对他的重要战略建议不予理睬，仍执意命令红军全力西进，抢渡湘江。在这危急关头，彭德怀亲临渡江点界首南光华铺指挥部队与敌血战三昼夜，顽强地阻击敌人，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
1935年1月，彭德怀率部一举突破素有天险之称的敌军乌江防线，进至遵义。遵义会议后，他指挥部队一举夺取敌重兵把守的天险娄山关，参加了再战遵义城的战役，消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几个月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他还率部会同兄弟部队进行了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之战，并乘胜向南疾进，迅速南渡乌江。随后，威逼贵阳，进军云南，震惊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为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人听过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也许不知道参加那些战斗的红一师的师长就是李聚奎。李聚奎这位被中央军委誉为“功高德亦高，楷模昭后人”的涟源籍开国上将，曾被称为红军的开路先锋、骁勇战将和“将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一师担负掩护中央机关进行转移的任务，李聚奎指挥一师部队连续作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1934年底，中央红军逼近乌江南岸。乌江两岸悬崖绝壁，素有“天险”之称。防守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也尾追红军进入贵州，已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任务紧迫，红军必须在蒋介石没有完成军事部署之前强渡乌江。
强渡乌江的先锋部队仍是李聚奎指挥的红一师。1935年1月1日，李聚奎率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红一师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由第一团担任前卫。3日上午，强渡乌江成功，全师及后续部队也随之安全渡过。接着，红军占领了遵义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
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李聚奎率红一师于3月21日、22日“四渡赤水”，31日再渡乌江逼近贵阳，把数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北岸。红军奉命直奔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又是红一师打先锋。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急浪高，漩涡很多。红军到此，蒋介石叫嚣说：“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李聚奎、谭政(时任一师政治委员，湘乡人)奉命率领红一师一天一夜冒雨行军70多公里，来到距安顺场仅5公里多的马鞍山。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河宽200余米的安顺场河段。5月25日，李聚奎在大渡河岸边指挥红一团开始强渡。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勇士们乘坐的小船冲过了敌人重重火网，战胜了惊涛骇浪，终于登上大渡河的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强渡大渡河成功了!
(李卓然在延安时的留影 资料图)
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20个人中，有一个发音带着浓重湘乡口音的军人，毛泽东边听着他的发言，边对他频频点头，这个人就是李卓然。
长征前夕，周恩来找到李卓然谈话，要李卓然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出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五军团以参加宁都暴动的官兵为主要阵容，董振堂任军团长，是红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任务，以保证前面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阻截后面的追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因为敌人主要的战略方针是拦腰截尾。长征开始后，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中央机关在中间，前面是红一、三军团，后面是红五军团，旁边是红八、九军团。其他军团的方位时有更换，只有红五军团的位置始终不变，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李卓然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打阻击战，和中央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
当敌人尾随追来时，首先接触到红五军团。有时候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了上来，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情形之险恶可想而知。有一次李卓然临阵指挥，正和彭德怀用步话机通话，敌机飞来一通盲目扫射，由于猝不及防，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步话机也毁了，李卓然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得最为惨烈的恶仗之一，红五军团殿后，付出了巨大牺牲，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以悲壮的牺牲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赢得了“铁流后卫” 的声誉。
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的萧克，27岁率领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正式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
1934年8月，率领部队从江西永新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在敌人近40个正规团的围追堵截中，穿越敌境2500余公里。10月与贺龙所率红2军团会合，尔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参与领导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5年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
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五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萧贺匪”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他们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从开始的8000人发展壮大到21000人。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的革命局面完全由二、六军团支撑，他们成为革命群众唯一的希望。
1936年7月5日，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长征红军中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湖南三老”最引人注目。林伯渠长征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徐特立长征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谢觉哉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他们和董必武、吴玉章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五老”，老当益壮，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
长征夜行军中，常见一位老人，穿着灰色军装，提着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叮嘱同志们“小心，小心!”这位老人就是林伯渠。红军有山歌歌唱林老：“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徐老则拄着一杆红缨枪，当拐棍用，身上那件长袍上，缝缀了几个口袋，分门别类地装着老花镜、文件、书籍和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公章。
谢老在哈达铺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个消息，决定把刘志丹在陕北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陈树湘：浴血湘江，断肠明志
(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作者：白展望)
陈树湘1905年出生于长沙。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负责红五军团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该师师长陈树湘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他沉着果敢，指挥全师官兵顽强抗击，全师5000 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不幸被俘。在押送途中，他趁敌人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 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 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寻淮洲：20岁当军长，22岁壮烈牺牲
寻淮洲是浏阳人。他是红军最年轻的将领。14岁参加红军，20岁任红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1934年农历十月十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寻淮洲的率领下，激战于皖南黄山东麓的太平县(今安徽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寻淮洲在亲率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枪弹射中，身负重伤。次日，抗日先遣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安徽泾县的茂林镇时，担架上的寻淮洲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先遣长征牺牲的湘籍将领除了有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还有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军长王如痴。
任弼时——
长征前后，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职务。他虽然没能和党中央一道参加和指挥中央红军的长征，但是，他受党中央重托，直接领导了起到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作用的红六军团西征行动;在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和贺龙等一道，率领红二、六军团浴血奋战，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和贺龙等一道策划和指挥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积极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和整个长征的胜利结束。
杨得志——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是醴陵人，铁匠出身的他，骁勇善战。他曾率部突破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为夺取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5月，他率部一昼夜奔袭80公里到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迅速组织“十七勇士” 成功强渡大渡河，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河。毛泽东对红一团在长征中的战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曾表扬说：“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大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 周恩来也称赞红一团是“天下第一团”。
陈光——
红二师师长陈光是宜章人，他率部担负红一军团的前卫任务。从血战湘江、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到攻占腊子口等激烈战斗中，他没有辜负中革军委及军团领导的重托，指挥部队一路披荆斩棘，抢关夺隘，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作战任务。
耿飚——
红四团团长耿飚是醴陵人，率部担任红二师前卫，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奉命固守觉山铺附近的觉山阵地，以一个团的兵力阻击了敌整整15 个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进攻。红军在强渡乌江时，在江界河渡口，他率部在狂涛骇浪中把“竹排浮桥” 架到了乌江对岸。遵义会议后，耿飚任红一师参谋长，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重要战役、战斗。
陈赓、宋任穷——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该团团长陈赓是湘乡人，政委宋任穷是浏阳人。他们率干部团为保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安全英勇作战。为了实现巧渡金沙江的任务，他们率部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60 华里， 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灭驻守敌人。接着，经过激战， 一举拿下皎平渡以北40 里的通安州， 保证了中央红军数万大军顺利渡过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闪耀着众多杰出湘女的身影。中央红军参加万里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0名。其中有湖南人5位：蔡畅、刘英、邱一涵、吴仲廉、曾玉。他们，个个是现代花木兰。
(群雕：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蔡畅(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女权主义领袖。蔡畅是红军长征年龄最大的女红军。
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张闻天同志夫人，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介的30余次采访。
邱一涵(1907—1956) ，湖南平江人。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在父、兄的影响下，邱一涵于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吴仲廉(1908—1967)，原名统莲，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城关镇人，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的夫人。1926年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吴仲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27年，吴仲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
李富春和蔡畅
李富春，长沙人;蔡畅，出生于湖南双峰县。
李富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蔡畅则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两人工作都相当繁重，很难有机会见面，只能偶尔通过他人传递、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
作为主管红军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领导者，李富春积极贯彻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针对长征途中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及时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蔡畅与丈夫一样，也在不辞劳苦地做着宣传动员工作，鼓励红军将士不怕困难、奋勇前进。过草地后的某一天傍晚，李富春遇到在行军途中休息的蔡畅，两人已是许久没见面了，然而他们只是互相说了几句道贺祝福的话，就匆匆分手了。
甘泗淇和李贞
甘泗淇，宁乡人;李贞，浏阳人。
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
长征途中，两个人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这对革命夫妻，一生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
同时，著名的湘籍长征夫妻还有任弼时和陈琮英，贺龙和蹇先任，萧克和蹇先佛，袁国平和邱一涵，曾日三和吴仲廉，周子昆和曾玉等。
据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统计，当年红军作战部队的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左右。9岁参加长征的向轩，曾被确定为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
长征中，有没有年龄更小的人?答案是肯定的。在红军长征途中有好几位领导人的妻子曾生下子女，包括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刚刚出生的婴儿或被迫遗弃，或半路夭折，只有两个婴儿跟随自己的父母走过了雪山草地，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其中一位幸运儿，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童年照 资料图)
1935年11月1日，湖南省桑植县，红2、6军团即将开始长征。这天，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在前线指挥阻击敌军刚取得胜利，妻子蹇先任生下一个女儿。最先知悉消息的红6军团政委王震给贺龙发电报：“祝贺军团长生了一门迫击炮!”直到这时，贺龙才想起要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个名字。与贺龙既是搭档又是连襟、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的萧克(萧克与蹇先任的胞妹蹇先佛结为伉俪)说：“恭喜，恭喜，军团长打了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的名字就叫‘捷生’吧，小丫头在战斗告捷时出生嘛。”贺龙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很有纪念意义：“要得，孩子就叫捷生!”
长征对于每个成年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何况是一个尚未满月的婴儿。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另一位幸运儿，是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
(1939年，在延安，朱德、康克清夫妇抱着任远征 资料图)
1936年7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2军政委。红二方面军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时，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一所藏族群众院落里生下了一个女儿。说是院落，实际是羊圈。生产前，在羊圈里的草堆上铺上油布当产床，由傅连暲负责接生。为了纪念这次长途远征，任弼时就给女儿取名远征。
2013年，贺捷生在《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中深情地写道：“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跟着父母走了过来，没有在襁褓中死去，连我自己都认为是个奇迹。我为自己花朵初绽般的生命在这条路上度过了满月、百日和周岁，而感到荣幸、感到骄傲。”
资料来源：《湘潮》杂志、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湖南日报、红潮网、中国知网、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