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和一位搞广告的长沙本土才俊东策西策。
策到年嘉湖的时候，他想起他已很久没去年嘉湖了。
是哪一次和哪一位姑娘在湖心岛约会后就再也没去过了?他已记不起。他现在到的更多的，是各换线的食场，解放路的酒场，和夜总会的欢场。
但是他还是认为，这个城市，最珍贵的是年嘉湖。“离钱近的，离心灵远;离钱远的，离心灵近”。年嘉湖是离他心灵近的，只不过，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钱。
1956到2016年，这个湖的历史不长。相对这个城市来说，还年轻着。而且，它还将继续年轻下去。有一天我们老了，它还年轻。
在这个年轻的湖面前，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时间，都将老去。
1，年嘉湖前传 ，“年嘉湖”这个名字是1956年才有的
86岁的钟叔河曾提议名为“年嘉”的这个湖，叫“宜秋”湖。钟叔河的理由是，在这个湖成为有800亩水面的大湖之前，有个小湖叫泥鳅湖。泥鳅二字谐音为宜秋，很有些诗意。但是最终，这个湖命名为年嘉湖。
潘基礩是1949年后长沙第一任城建局长，潘基礩记得为什么命名为年嘉湖。“以前那里有个小湖，是严家屋里的，后背把那些小湖挖成一个大湖后，就叫年嘉湖，谐了下音。”都是谐音，最后选择的是“不止是宜秋，也可以宜春夏冬”的年嘉湖。
但到今天，钟叔河还是认为宜秋湖这个名字好些，他的理由不止是因为诗意，还因为当年的泥鳅湖的水面比严家湖要大。
现在烈士公园西大门一带，是杜家山。钟叔河出生不久后，他的父亲把这一带的小丘陵买了，划在钟叔河和其哥哥名下。1951年修烈士公园前，钟叔河把这块山捐了出去。
修烈士公园的时候，钟叔河是当时湖南日报的记者。钟叔河去采访过修烈士公园的人，“修烈士公园的还有劳改犯。劳改犯不大爱说话，我问一个劳改犯判了几年，他伸出两个手指，我以为是两年。就说两年啊。旁边一个纠正说，是死缓两年。”
挖年嘉湖的时候，钟叔河被打成右派，“没资格去挖”。
在烈士公园退休职工王柏如老人的记忆中，从湖迹渡到现在年嘉湖畔的朝晖楼，有一条两里多长的麻石路街，“街上生意很好。主要是卖南食的，卖伞的，再就是染坊和一个大菜市场。1952年动工修烈士公园，开始还救(留)了个菜市场。大概在1957年，这个菜市场才被拆掉”。这条街后来淹没在年嘉湖底。
2，1942年生的杨福音，“城北的公园里，有一片荷叶塘，我常在有月的夏夜握一柄蒲扇去那里坐在水泥便桥上乘凉”
2008年8月1日早上6点多，杨福音从广州回到长沙。
在宾馆稍事歇息后，杨福音到了烈士公园年嘉湖东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馆，他在长沙的几个学生也陆续赶到。
9点30左右，杨福音们开始忙开了，把艺术馆里原先挂着的画取下来，再把新画的一组命名为“清风徐来”的扇形画挂上去。
中间歇息的时候，杨福音在艺术馆的二楼走廊坐下，他有点汗湿的衬衫里瞬间鼓满了湖面吹过来的风。
彼时，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福音先生。
“噶里最凉快了。”杨福音喝了口茶，然后就着风，讲起了他前年冬天做过的一个梦——
“梦得我头戴斗笠，手握一柄大竹扫把，正在烈士公园湖边小路上扫落叶。那叶子落在地上又大又多，白白的颜色，在我脚下像轻轻的白云一般。前面来了几个人，走到我面前，伸过话筒，见我左胸前佩有湖南烈士公园徽章，说：啊，你就是公园新来的职工?我也啊了几下。你在扫落叶?我说：看风卷落叶，甚有意趣。醒了。”
讲完这个梦，杨福音意犹未尽，讲：“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对这个公园、这个湖很有感情。”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参加过烈士公园纪念塔的奠基仪式。全长沙就我们一个班参加了。”杨福音当时就读大同小学，他所在的班级是六年级一班。大同小学在省委大院正门的斜对面，省委大院及其周边的孩子基本就读于这个学校。
杨福音的母亲曾“在省委幼儿园负责”，有段时间，杨福音的家就在大同小学对面。
杨福音记得，有一次他们到烈士公园玩，有个“郊区的同学”知道年嘉湖东边、现在朝晖楼附近的水沟旁长着的一种野草是水芹菜，说这个草可以做菜吃。杨福音和同学听了，脱了鞋，挽起裤脚就去扯。“连冇扯得几根，公园的管理员就来了，讲我们偷东西，把我们每个人的红领巾都收去了”，“噶算么子偷咯，纯粹是扯起好玩”。
朝晖楼旁边，现在停着脚踩船的地方，在杨福音小时候停着木划子，“一两毛钱一小时”，但是杨福音和他的小伙伴口袋里没这一两毛钱，几个人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就跳到划子上。“划了两三个钟头，还冇上岸，岸上有人看到了，就讲，那几杂小孩冇付钱吧”。听到岸上的喊声，杨福音等划着划子往省委那边靠，“到那边上岸跑了”。
在杨福音的记忆里，好玩的事情还有摸鱼。杨福音不会游泳，但是会“闭气”。一个猛子扎到水里，鲫鱼或者鲤鱼就摸到了手。
2008年7月5日，当年在年嘉湖里摸过鱼的杨福音托人买了1万9千条“哈是三四两重的”鲫鱼放入重新注水的湖中，“噶几年不准钓鱼，以后准钓了，也希望不要钓到我的鱼”。
鱼是杨福音画作中经常出现的，杨福音画鱼不拘一格，有的画在荷叶上，有的画在荷叶下。荷叶也是经常出现在杨福音的画里的。
杨福音曾在他一篇题为《城郊很好》的散文里写到过他年少时在年嘉湖月夜赏荷的情景：“城北的公园里，有一片荷叶塘，我常在有月的夏夜握一柄蒲扇去那里坐在水泥便桥上乘凉。头上有圆月，四周有圆荷，心思容易自由散漫……”
这样的情景，时间久了，入画入文，随便几笔，都是美的。
3，1954年生的周实：“他倒下去的时候，跟慢镜头一样。有可能是他开始还想挣扎着不倒，但是我出手太狠了”
周实比比1953年建成开放的烈士公园小1岁。
周实不大习惯叫年嘉湖，“我们从小就听到大人讲那是人工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实小学毕业。
周实的回忆从1966年开始，“我真正玩的应该就是66年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管了，大人都去搞运动去了”，烈士公园的人也分成了两派，“当时他们搞武斗，手上都拿着枪”。
没人管的烈士公园立刻成为没人管的孩子的乐园。
早些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的时候，周实写过一个影评，周实说，现在回忆起来，他小时候的日子也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2008年7月29日下午，周实说起了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周实家在袁家岭，现在从袁家岭去烈士公园，路线一般是走五一路或八一路再经迎宾路到烈士公园南门，但小时候的周实们不是这么走，“我们基本上都不走正门，候烈士公园和省委是挨在一起的，就隔了一道墙，人工湖的后围实际上就是挨这省委的农场。我们一般是先翻到省委里面，然后再从省委翻倒公园去。手一攀就从墙上翻过去了”。
既然墙都翻了，顺手牵羊是免不了的。
“省委农场的橘子和其他水果特别多，我们就在那里偷水果吃。也偷书。省委的图书馆被抄了之后，就把书丢在一个小房子里，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地方进不去，从一楼爬到二楼，去偷那些被撕烂的书。”
在周实的记忆里，省委大院简直是个可以发一笔小财的地方。因为红卫兵的冲击，很多办公室的玻璃打坏了，碎玻璃可以买钱，“我们拿簸箕去装，装得好多”。办公室门上的铜把手可以卖钱。偷铜把手一般是三人组，“两个人放哨一个人去撬”，“ 拿个马挞一撬，就搞出来了”，得手的铜把手卖了钱，三个人平分。
有得必有失。周实说他有过一次“重大的投资失误”：“ 省委的办公楼下可以捡到很多少见的高级的烟盒子。我们那时候，打油板，油板是烟盒子叠的。我那时候做过最吃亏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积了三年的邮票换了别人三本烟盒子。”
事隔40多年，周实唉叹：要是救得这些邮票，现在不晓得卖得好多钱。
翻过省委大院的墙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人工湖”里游泳。“那时候细伢子不是在湘江游就是在这边湖里游，还有跳水的，从桥上往下跳，那时候年龄小，看桥觉得很高，看湖也觉得很大，在湖里游一个来回，就差不多了，一般都是游一下午，要么就是一个上午。我不知道现在的细伢子是什么样子，我们那个时候就很野，晒得乌黑的。从水里出来，水绝对是不粘身的，身上光光的，很干的。”
游累了，就上岸钓鱼，或歇一下再到河里捉鱼。周的记忆里，“人工湖”很大，有很多红鲫鱼。
“文革前年嘉湖是不准钓鱼的，文革开始后，没人管了，不仅可以钓，还可以随便跳到湖里去捉鱼。”
但也有意外，也有突然被管的时候，“有次被发现了，就有人来追我们，就放肆跑。我们一听见枪响，就站住，然后就把我们做死地打。”
4、烈士公园里的鸟也给周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鸟很多，鹭鸶多，鹰也有。”“只要是鸽子在屋顶上并排站的时候，脑袋突然向一边偏，我们那时候就晓得，那肯定是上面有老鹰飞过。抬头去看，也可以看到。”
时间再往后推一两年，到1968、69年，周实就开始和人打架了。
周说他基本不先打人，他是“后发制人”。 打架的原因很简单，有时只为一顶军帽。
“有一回，晚上我带了顶假军帽，我也不晓得别个要抢军帽。一群人就冲上来，指着我说，就是他。我还冒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帽子就被抢走了。后来我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了。我后面也抢过别人的军帽。”
周实评价他当时打架出手的特点是很猛、很重、很狠，“打出血是常有的事”。知道周实打架特点的人，一般不会和周实打，“一个是一般都打不我赢，二个是我敢打，不怕死，不怕人多”。
那个时候，谁都有兄弟，谁都有一群伙伴，“不打群架是不可能的”。
周实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以寡敌众的经历。
“我在一中读初中的时候，打过一次，也是来抢我的军帽。那群细伢子气势汹汹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就知道他们要抢帽子，把帽子一取，塞到口袋里。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人算什么狠，有本事一个个来打。他们也不怕，反正人多，他们就推了一个人上来，可能比我大一点，很壮实的一个人。他上来的时候还想说几句话，可能是想威胁下我，还没开口，我就一拳过去，他就往后面一倒。”
这是周实为数不多的先发制人的一次，周现在还记得那个人倒下去的样子,“他倒下去的时候，跟慢镜头一样。有可能是他开始还想挣扎着不倒，但是我出手太狠了。他倒下去以后，那群人就呆了，我看这情形，拔腿就跑。”
当年环“人工湖”那帮一起玩闹、打架的人中，周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杨曦光。1967年，16岁的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写了篇《中国向何处去》，“当时江青、华国锋都晓得有个杨曦光”。杨曦光很快就被捕入狱，退出了周实的视野，直到10年后才平反。后来杨曦光改名为杨小凯，2004年去世前一度是中国最逼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5，1958年生的刘莉：省委大院的蛙声和年嘉湖的连成一片，爸爸做的蛙皮鼓敲起来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曾在长沙某房产网站上班的刘莉2005年搬回省委大院和年迈的父母一起住。
刘莉的父母是省委的“一般干部”，从进入省委大院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刘莉说“像我家这样的很少”。刘家在省委大院50余年了，50年里进进出出、升升迁迁的人一茬又一茬。
因为只有一墙之隔，刘莉的童年和少年和年嘉湖密切相关。
说起年嘉湖，刘莉颇为感慨：当年一起玩的伙伴几十年没联系了，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刘莉今年50岁，周实说的“最好玩”的1966年，刘莉8岁。
刘莉不记得她父母当年有没被打倒，只记得“只晓得他们长年不在家,我小一点时是寄在别人家带,大一点就自己管自己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刘莉觉得很好玩，她和伙伴们在省委大院贴大字报的栏板间“躲摸子”。“省委礼堂前坪的大字报栏就象个迷宫一样”。小孩子不管大字报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晓得玩躲摸子。
刘莉说，他们那个时候最怕大人吓唬他们“还玩，你家大人上大字报了”。一听到这样的吓唬，就有人哇地大哭着跑开。等知道这是吓人的后，他们又立马收起眼泪，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大人们一个一个被楸进省委大礼堂里批斗，小孩们就在礼堂外面或者年嘉湖畔玩工兵抓强盗的游戏。
刘莉记得，她们当年是“这栋楼的小孩和这栋楼的小孩玩，那栋楼的小孩和那栋楼的小孩玩”。
游戏很简单。打弹子，在地上挖个洞，每人一个玻璃球弹子,用手把球弹进坑里就算赢了。此外的，是挑皮筋,跳绳子,踢键子。
女孩子能玩的游戏不多。刘莉也玩过弹弓和打樟子的竹筒枪，但这两样，更多的是男孩子拿来欺负她。
但刘莉仍觉得她小时候的这段时光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刘莉的父亲喜欢音乐，什么都拿来做乐器。刘莉拥有过的最特别的乐器是他父亲做的蛙皮鼓。那个时候，省委大院有农场，有池塘，蛙声一起，和隔壁年嘉湖的连成一片，此起彼伏。刘莉和父亲一起捉过青蛙，拿手电筒照住青蛙，青蛙便一动不动，刘莉的父亲很轻易地就把青蛙捉住了。刘莉不敢捉，跟在父亲后面提袋子。
那时很穷，没有青蛙是益虫的概念，只知道青蛙肉可以补充营养。别人把青蛙皮剐掉后就扔掉，刘莉的父亲有时候兴起了，就把青蛙皮蒙在碗口，做一面蛙皮鼓。蛙皮鼓敲起来咚咚响，“听起来就觉得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了”——当时也不觉得这很残忍。
刘莉的家就在年嘉湖的边上。和年嘉湖就一墙之隔。
“只要一听到哭天喊地的声音,我们就赶紧爬墙过去看热闹”，哭天喊地的声音发自溺水小孩的父母。尽管有人淹死，哭声一歇，又有人跳入水中。
刘莉是女孩子，家里不让她游泳，别的女孩子也被要求不要游泳。刘莉们只能趁水浅的时候，在水里玩一会，一步一步小心涉水到年嘉湖的湖心岛。
到了湖心岛，就差不多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了，“没有人管着我们，随我们怎么玩”。从刘莉家住的三楼是可以看到年嘉湖的，但是湖心岛有树，虽然不高，但足以掩藏也不高的刘莉们。
在湖心岛玩的最多的，也是躲摸子。湖心岛玩躲摸子有些风险，因为你躲在某个地方的同时也得提防别人是不是从湖心岛撤回省委大院了。
刘莉的童年和少年过得波澜不惊，除了国庆二十周年烈士公园放焰火那次。
刘莉记得那一天晚上去烈士公园不是走年嘉湖东南边的小门，而是和父母走的烈士公园的南门。
密密麻麻的人涌向烈士公园，但是快临近放焰火的时间了，门还没开。最后门开的时候，发生了踩踏事故。
“我进去的时候，脚跟本没落地”，刘莉和她弟弟也有被踩踏的危险，“是我妈妈单位的十几个男人围住我和我弟弟，把我们抬起来才没有被挤死”。
第二天早上，刘莉听说公园拖了几车鞋子出去。
6，1966年的生的崔进：在湖心岛和女朋友约会，讲鬼故事，有个兄弟的女朋友爱上了另一个兄弟
2008年7月5日，公司在伍家岭的崔进和另外三个合伙人向年嘉湖捐了5000块钱鱼苗。烈士公园的工作人员问他们的身份，前去负责捐鱼的崔进说：你就说四个长沙市民吧。
崔进和他的伙伴都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按崔进的话说：入队，入团，谈恋爱，都在烈士公园，你讲对那个湖的感情深不深。
崔进不想让我知道他的真实名字，把他儿子的名字“崔进”告诉了我，“你就写噶个吧，我长沙的同学、朋友有蛮多，让他们看到不好意思”。
崔进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伙兄弟在年嘉湖的湖心岛谈恋爱的事。
“那时候谈恋爱，不像现在一样，一对对谈，我们是我喊个我的兄弟，我女朋友喊上她的一个好姐妹作伴。”崔进解释这么做的缘由：“怕谈着谈着，冇得话题了，多两个人，不得冷场。万一冷场，还可以一起打打扑克。”
去湖心岛，有时候是走过去。有时候是租个船划过去。有些家里条件好的，还会拎个单卡录音机过去。
崔进最喜欢的，是晚上打着手电筒过去。
晚上到湖心岛，崔进和他的兄弟一般都会讲鬼故事。
崔进家在长岭，他们住的院子里有个很会讲鬼故事的老人。崔进的鬼故事都是听这个老人讲的，“这个老人很聪明，讲一个故事要收我两三毛钱，还要帮他做点事，顿藕煤什么的”。
崔进和他的兄弟讲鬼故事的时候，很注意配合，两人声音忽高忽低，把约会的女朋友吓得直往他们怀里钻。
这样的约会，成就了一些姻缘，也破坏了一些姻缘。
崔进一直有一些很讲义气的兄弟。因为都是上下年纪，这些兄弟谈恋爱几乎是在同时。
有时候，这位兄弟和那位姑娘谈上了，他们各自带去的伴也互相瞧上。
有时候，约会的男主角看上了女主角带去的伴。
也有时候，约会的女主角看上了男主角带去的伴。
崔进的两个兄弟就发生了后一种情况。事情发生后，眼看原本兄弟相称的人反目成仇，别的兄弟坐不住了，大家喊起来到湖心岛“开会”。
崔进的想法是，选择权归那位姑娘，她看上谁，谁就跟她谈。崔的提议得到了老大和其他兄弟的反对：不行，这会伤了兄弟和气。开会的结果，是这位姑娘谁都不跟她继续谈下去了，两人都另找，而且两人再也不作伴去和人约会了。
崔说，当年的这些兄弟，基本上都还在长沙。“虽然一年难得联系一两次了，但是一想起过去，心里就有些激动。”
7，1974年生的莫宇：冬天，有个小胖，想学水上飘，掉到年嘉湖里了，捞上岸后，他不晓得冷，只想着回家怎么交代
莫宇是长沙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总监。生于1974年的他，很会讲故事。
莫宇小时候，家在年嘉湖的北边，动物园附近。那一带，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大块大块的菜地。
莫宇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偷黄瓜的故事。
夏天，黄瓜一条条疯长的时节。一个晚上，小莫宇和五六个人摸进了年嘉湖附近的菜地。挎黄色小书包的那个负责偷，其他的四面八方放哨。偷黄瓜的那个也不贪，摸了几根黄瓜，每人有一根了，就撤出来，招呼大家跑开。
“那个时候黄瓜没喷农药，大家把黄瓜在衣服上擦擦，就吃了。”莫宇边讲边模仿当年偷黄瓜的那位小英雄的动作：“来，你一根。你一根。你一根。嗯，这根，最大，我的。你，这根……”莫宇讲到“这根，最大，我的”的时候，做了个把黄瓜往腋下夹的动作。
先拿上黄瓜的，就吃上了。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再吃的时候，分黄瓜的那位急了：给我留点，我这根是黄瓜。
莫宇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忍住不笑。到最后，还是忍不住笑出声了。
莫宇讲的第二个故事是翻墙到年嘉湖划船的故事。
年嘉湖北边的墙比较高，一个小孩是爬不过的。莫宇他们就采取搭人梯的办法，最后一个做人梯的就选择墙边的一棵树，再借已经爬上墙头的伙伴的拉力，爬过墙。
莫宇说，当时烈士公园的门票钱其实也不贵，5毛或者1块，但他们觉得还是翻墙过去有意思些。
莫宇记得，那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正是调皮的时候。
爬过墙了，几个人一路小跑，到了年嘉湖边。大家都到船上了，就一个小胖，开始不上船。等我们的船离岸一米多了，他想学电视上的轻功、水上飘之类的，一跳，跳到船尾了，但是重心还没到船上，掉了下去。
“冬天啊，这是。”莫宇补充。
小胖穿着很厚的棉袄，落水后，棉袄吸足了水。莫宇等用了很大的劲才把小胖拖上来。
“他当时不晓得冷了，只想着回家该怎么交代。”大家都沉默了。小胖的父亲出过国，给小胖带了双皮鞋。穿着布鞋、胶鞋的莫宇们一齐盯着小胖的皮鞋，小胖皮鞋的前部分有圈做装饰用的眼，有些水珠从这些眼里冒出来。
“嘣，嘣，嘣。”莫宇给我仿拟当时水珠从皮鞋眼里冒出来的声音，“冒了一圈，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没人会怀疑莫宇的故事的真实性，莫宇有点胖，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在年嘉湖落水的小胖其实就是他自己。
文丨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