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早期党组织中，一共有53名共产党员，其中女性两名。刘清扬是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缪伯英则是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缪伯英是我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镇飘峰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其中有一年因缪芸可赴日本考察教育，缪伯英在平江县启明女子学校寄读)。1919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到北京不久，她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并经常去北大看书读报听演讲，甚至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参加工读互助活动。缪伯英所在第四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租赁了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洗衣店过上了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生活。为此，缪伯英在女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图书室的“亢慕义斋”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并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供同学们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1921年8月，就在中共一大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缪伯英和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在京郊发动女工和工人家属参加工人运动，有时还去唐山和石家庄发展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基层组织。8月，她遵照党组织关于开展党外联合战线的决定，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随后，她驱车南下，帮助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以及赴湖北女师开展学生运动。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还及时赶赴长辛店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在革命熔炉中锻炼得到更加成熟，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由于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下令缉拿李大钊、缪伯英等人。李大钊避走家乡河北昌黎县，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回长沙。受徐特立聘请，缪伯英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会上，她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湘区党组织还派她参与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的机关移女师附小办公。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她打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五卅惨案，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仇货的斗争。为了救济遇难者家属，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接着，她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不久，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被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他们夫妻平时聚少离多，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又添了一个男孩，也添了几分欢乐。
1927年7月中旬，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迁往上海。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中区委的妇委主任，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师。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分别化名为刘元和、廖慕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险恶。她多次对跟随来的族侄缪位荣(协助料理家务、照看小孩)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健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她遗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不到1岁。她的灵柩存放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中共中央的第一位女部长——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4日生于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是土家族人。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入私塾，8岁便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想成为花木兰式的人物，15岁在常德读书时与丁玲的母亲余曼贞结拜姐妹。对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如有违约，人神共弃!” 1911年辛亥革命后，她由湘西到长沙，在周南女校读书，将向俊贤改名向警予。周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向警予在这里因与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她于1916年毕业，回家乡在溆浦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小学堂，自任校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40个学生扩展为八个班300多人。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向警予得到了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业”。于是，她先到北京，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之后，旋即去长沙加入新民学会。10月，向警予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向警予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7月，向警予应蔡畅写信之邀，离开了溆浦，到长沙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她随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于1920年初到达巴黎，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她刻苦学习法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主动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到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5月，志同道合的向警予和蔡和森结成革命伴侣，被赞誉为“向蔡同盟”。
留学期间，向警予于1920年5月26日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主张，明确地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并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1920年7月6日至10日，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小镇开了5天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会上出现了两派对立观点：一派主张实行蒲鲁东式革命，即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以工会、合作社为改革的办法，而不以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途径;一派以蔡和森、向警予为首，明确地提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即“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向警予不但与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同时向新民学会的国内外会员陈诉建党之急。之后，向警予与周恩来、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几乎与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因此，她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她是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
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面临无书读、无工做、无饭吃的威胁，向警予参加了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还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10月18日，法国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将蔡和森、陈毅等104人驱逐出国，向警予也于1921年底启程回国。1922年初，向警予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二大代表12人，其中11人有名单，另1人疑为向警予，或是缺席当选的)。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妇女部，向警予担任了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在中共四大以前，在党中央任职的女性仅向警予一人，杨之华是中共五大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因此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部长)。她主持党中央妇女部，领导了我们党的早期妇女运动。她主编过《妇女周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1923年初国共合作以后，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成立，并以两党的女党员组建上海市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体领导上海的妇女运动，并建立了上海各妇女团体的联合组织。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国共合作的大本营——广州召开，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地提出“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等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还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中央妇女部更名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向警予担任第一任书记。1924年春，她与李励庄、钟婉如、陈逸云等筹建了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并任会长。6月下旬，她返上海参与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上海14家丝厂的1.4万余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厂主勾结军警进行镇压，一些工人被捕。向警予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作时间10小时、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会合法等16项条件，又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全国学生总会、闸北市民协会等团体声援女工的斗争。女工们提出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向警予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后补选为中央委员(待考，又一说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她们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向警予带领南方大学女生团、大夏大学女生团的100余人，手持旗帜和宣传品，到西门、城内(今南市区一部分)、闸北、虹口、提篮桥等处演讲;王一知、李一纯等到仪昭女校演讲;王立明、唐家伟到上海新青年社成立大会上演讲。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再次发表宣言，提出13条代表妇女权益的具体要求：(1)男女社会地位平等;(2)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3)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职业为女子开放;(6)女子应有参政权;(7)男女工资平等;(8)保护女性;(9)废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纳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缠足;(13)凡有碍女权之法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3月21日，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报告中指出：“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她立即组织和领导上海妇女参加斗争，亲自写了40多篇有关女权解放的文章。她还带领妇女部的工作人员深入工厂、街道发动女工参加罢工;并到南京路和其他街区做宣传鼓动。柳亚子曾赋诗一首，赞美这位挥洒自如的女权革命家。
1925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因其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属党中央故意安排)。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会后，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转移到外地，向警予主动要求留武汉坚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做地下工作太危险，劝她离开武汉去上海。向警予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坚守中共湖北省委的秘密机关。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国民党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坚守共产党员的操守。国民党新军阀恼羞成怒，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处决向警予。她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仍然向群行演讲。国民党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坚持讲下去。刽子手向她嘴里塞砂石，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血沫从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在余记里的一处空坪被枪杀，时年33岁。她的遗体，被安葬在汉口的龟山上。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毛泽东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