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两个原因：
1.宋代国小，湖南，尤其是湘东北地区，相对中原、江浙一带，已经不是荒远之地了。在南宋，它甚至还是抵抗金国、蒙古的前线。而湘西南靠近岭南、贵州，离国都远，离国境线也远，在朝廷看来，这一地区还是蛮夷聚居、未开化之地。皇帝一旦不喜欢某人，就把他扔到那里去好了。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历代贬官，永州地区有80多个，占总数的一半还多，其中以唐宋时期为最。贬官一到这些地区，带来了他们身上的学问，带来了强大的师资。
再者，贬官一多，他们的朋友以及慕名者也纷至沓来，像宋代，范纯仁、苏轼、黄庭坚等50多名大学者都去过那儿，他们难免会在当地搞搞讲学活动。
2.第一个原因讲的是外来精英带动当地人才兴盛，其实当地的土著精英也不是盖的。像周敦颐在永州当官期间，当地不少人就拜他为师，他的徒子徒孙就索性建了以周敦颐的字号为名的“濂溪书院”，并且拿到了宋理宗的题名。南宋时期，永州地区有4所书院，与长沙地区的书院数量旗鼓相当。
最后说一句，古人读书，确实是个花钱的活儿，但“经济落后”地区，如果有几个热衷土地经营和科举的强宗大族，进士数量超过“经济发达”地区也不是没有可能。以醴陵、茶陵为例，二者均属于相对落后的湘东地区，两宋时期，两地已知的进士数量总和达74人，超过长沙大部分地区的进士数，这74人大多数出自几个大族，如醴陵丁氏、茶陵谭氏。文/陈文嘉
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