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曾经慷慨激昂的呼喊，成了三湘儿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写照。
国难当头，勇于担当的湖南人，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胆略与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刚烈与豪迈，指挥若定，驰骋沙场;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和勇气，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湘籍共产党员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始终高举起民族救亡的大旗，对战争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对于抗战前景，“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为廓清民众思想上的迷雾，正确指引全国抗战，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一气呵成写下了腹稿已久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文中，毛泽东科学预见到全国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争取持久取胜的一系列战略战术。
不久后，在湖南创办出版的《抗战日报》，特别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时间，“洛阳纸贵”，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文章澄清了抗战以来人们心目中的疑惑和模糊认识，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坚定了长期抗战的信念，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战斗纲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国民党抗战、动员全国军民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
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去华北，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巩固党的组织，团结爱国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他一方面在报纸上发表系列理论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积极进行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在许多工厂、大中学校和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另一方面，刘少奇还在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以争取宋哲元、傅作义、张治中等国民党将领加入抗日阵营。
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作为代表赴莫斯科，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弼时热情而真实地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加深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及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和认识，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呈现出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湖湘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力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与组织起来，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以血肉之躯铸就抵抗侵略的铜墙铁壁。
淞沪会战中，湘阴籍的国民党将领李鸿，在追击敌军时腿部负伤，血流如注，他叫一位排长解开他的绑带，用劲绑住伤口，然后挺身站起来大呼：“湖南骡子(李鸿连大部分为湖南兵)决不投降!弟兄们，杀呀!”
武汉会战打响时，为重新夺回失去的前线阵地，国民党将领、衡东伢子刘阳生亲自率敢死队与日寇展开肉搏，突入敌军火力网，不幸饮弹倒地，敢死队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失守，裹尸战场。
……
据统计，淞沪会战参战的国军70个师中，有湘军15个师;2/3以上将领为湘籍的国民党远征军则在缅甸战场奋勇杀敌;黄埔1至5期共毕业湘籍学生2000多人，大多成为抗战部队的骨干;国民党五大抗战主力中，新一军、新六军、七十四军和第五军湘籍官兵比重超过半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