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康王法庭庭长 陈正荣
基层法庭是化解矛盾纠纷、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近年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康王法庭在运用“群英断是非”工作法推进多元解纷中取得一定成效，222名农民工欠薪案通过老会计算账、老乡贤劝说成功化解，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
然而，实践中仍有三个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群英”以老党员、老干部为主，凭奉献精神参与，缺乏制度化选拔与激励机制，骨干力量年事渐高，年轻力量接续不足；二是综治中心调解与法院先行调解“双回路”未能有序衔接，大量纠纷直接越过综治中心涌入诉讼，先行调解与综治中心调解之间信息共享和流转衔接不畅；三是法官仍习惯于坐堂问案，主动靠前指导调解意识不强，“审理一件、治理一片”的示范效应未充分释放。
究其根源，在于基层法庭在多元解纷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清晰——它既是审判机关，又应当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双重身份的张力在实践中未能有效弥合。
群众动员的“自愿逻辑”与制度保障的“规范逻辑”之间存在错位。“群英断是非”工作法的生命力在于群众自治，其动员基础是“靠人情、靠威望”，老党员、老干部凭党性自觉参与。但这一模式在面对纠纷形态从邻里纠纷向楼盘烂尾、物业纠纷等复杂矛盾转变时，单靠威望和热情难以为继。没有制度化的选任标准、培训体系和激励保障，群众参与就缺乏持续动力，“谁来做群众工作”将面临队伍断层、后继乏人的现实困境。
“双回路”解纷机制在运行逻辑上存在结构性脱节。“双回路”机制是以综治中心调解为第一条回路，利用其系统集成优势，人民法院与各入驻单位合力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第二条回路为人民法院先行调解，则是在诉讼门槛上进行疏导分流，化解那些已经成讼但仍具有调解基础的纠纷。但在实际运行中，过于依赖法院调解力量的先行调解，对律师调解、行业调解、商会调解等社会化调解资源的整合运用不足，多元解纷合力尚未有效形成。
法官能力转型方向与现行考核导向之间存在偏差。纠纷形态的变化要求法官不仅要会判案，更要懂治理、善预防，主动下沉指导调解、运用示范裁判引领类案化解。但现行考核体系仍以办案数量为核心指标，法官投入诉前调解和指导治理的时间精力难以量化体现，转型缺乏内生动力。
要破解这三重困境，应从以下三个着力点推动制度升级。
一是构建群众动员的制度化体系，让“群英”从“有热情”走向“有保障”。把“群英”队伍建设纳入基层治理体系整体规划，建立公开选任、系统培训、动态管理、有效激励的全链条制度。探索“群英积分制”，将调解工作量转化为可量化积分，与荣誉表彰、公共服务优先、适当物质奖励等挂钩，让群众参与调解既有荣誉感又有获得感。
二是打通“双回路”力量配置堵点，让社会解纷力量从“有资源”走向“有通道”。做强“综治中心调解”回路，推动综治中心实质化运行，将司法、行政、行业组织、律师调解等多元力量向中心汇聚，完善纠纷分流、委派调解、联合化解等制度流程，使综治中心真正成为统筹多元调解力量的“主阵地”，把大量纠纷拦截在萌芽状态。做优“人民法院先行调解”回路，关键是用好“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平台，推动其从单纯的数据传输通道向纠纷分流化解的制度化渠道转变，建立健全法院向律师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社会力量委派、委托调解案件的常态化机制，明确分流标准、流转程序和调解期限，让社会解纷力量真正承接起法院分流出来的案件。
三是校准考核“指挥棒”，让法官从“坐堂问案”走向“主动出诊”。调整法官考核评价体系，将指导调解、发布示范案例、提出司法建议等治理性工作纳入考核范围，合理设置权重，使法官投入诉前治理的贡献得到充分认可，从制度上为转型提供正向激励。对群体性纠纷坚持选典型个案先行裁判，通过示范判决确立规则，带动批量类案高效化解。推动法官定期下沉社区，在参与基层治理中积累群众工作智慧，真正实现从“裁判者”向“治理者”的角色跃升。
“群英断是非”工作法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将行之有效的基层方法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核心在于以制度供给回应实践需求，以机制创新释放治理效能，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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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