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吉和
湘西北的夹山，因李自成禅隐于此而蒙上神秘色彩。夹山东边不远，是临澧县的牛头村。牛头山的半坡上，曾有一座用石头砌就的矮屋，屋里住着一位姓李的老人。他不习武，却曾以一支笔轰动湖南文坛。他叫李经淳——学生、矿警、作家、乞丐、农民，多重身份串起他跌宕起伏的八十六载人生。
而另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同样绵长——那是一个叫高立的人。他当过兵，退伍不褪色;他在组织部工作近十年，深知爱惜人才。他用四十余年的时光，一砖一瓦、一饭一衣、一步一履，默默为李经淳点亮了那束不曾熄灭的光。
三十块钱与六百元：从一间石屋到一座新房
1984年3月，临澧县文联举办文学讲座。那时候的高立，还是一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在讲座上认识了李经淳——这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轰动湖南文坛的老作家，此刻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在台上讲授小说写作。
没过多久，李经淳找到了高立家。他站在门口，搓着手，犹豫了很久才开口：“高立同志，能不能……借我十块钱？我儿子牙疼得厉害，从乡下来了，没钱治……”
十块钱。一个曾在《湖南文艺》连续发表三篇小说、被周立波和魏猛克关注过的作家，一个1958年就被吸纳为第一批湖南省作协会员的文人，此刻为十块钱的医药费，站在一个后辈的门前，满脸窘迫。
高立心里一酸。他没有犹豫，掏出三十块钱塞进李经淳手里：“拿去给孩子看病，不用还了。”
三十块钱，在1984年不是小数目。但高立觉得，这笔钱值。他在组织部工作，见过太多人才被埋没的遗憾。他深知，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作家，不该因为贫穷而被碾碎尊严。从那以后，他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一次次爬上牛头山。
1991年5月，高立调任临澧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联主席。他听说，李经淳要搬出那间随时可能倒塌的石头屋，准备建新房。高立知道，以李经淳的家境，说是“建房”，其实不过是把石头换成砖瓦。
他当即邀上县文联副主席虞乾浩，再次爬上牛头山。山路崎岖，到了地方一看，石头屋的石缝里长出了野草，主墙倾斜，靠一根树桩支撑，屋顶的石棉瓦破了好几个洞。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人?
高立回到单位，从紧张的文联经费里挤出300元，又自己掏出200元，虞乾浩也拿出100元，凑了600元给李经淳送去。砖瓦运上山了，梁木买回来了，那间低矮的石头屋，终于变成了比较宽敞的砖瓦房。
一份工作与头版头条：让一个作家站着活下去
高立知道，光靠一次次的接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经淳最需要的，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被社会重新接纳的身份。
1992年，高立担任临澧县文化局局长。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李经淳作为长期临聘人员安排在文化系统工作。这份工作，让李经淳在那些年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不再是“流落他乡的乞讨者”，而是有尊严的“文化人”。
1995年，高立调入常德日报社工作。他换了一种身份继续帮助他——记者。他多次带着记者，还有市作协主席易尔康，翻山越岭去牛头山采访。那时候，通往牛头山的路还是土路，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高立的车陷过泥坑，摔过跟头，但他从不抱怨——退伍装甲兵的那股韧劲，让他认准了的事，再难也要干到底。
一篇篇带着泥土气息的通讯登上了《常德日报》头版头条。《枯木逢春终有时》《一个作家奇特的人生之旅》，字字泣血，句句含情，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1999年，这两篇作品荣获中国城市党报优秀作品一等奖。
更重要的是，报道引起了领导的重视。高立与记者陈文河，专门找到临澧县委书记当面汇报。不久，县里拨付了五万元专项资金。五万元，对这个深居半山腰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1999年1月24日，腊月初八。高立联系常德市文联主席诸戈文、临澧县文联主席闻立春、作家涂绍钧、诗人覃柏林，再次爬上牛头山。一行人扛着大米、提着食用油，揣着慰问金。李经淳瘸着腿从屋里迎出来，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诸戈文握着他的手：“李老师，拿起笔来，再写力作。有困难，我们帮你!”
一通无声的电话与四十年的山路
高立到底去过多少次牛头山，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条路他太熟了——从山下走到李经淳的家，要爬很长一段陡坡。他在李经淳家留宿过夜，听老人讲五十年代湖南文坛的旧事，讲讨米坐牢的辛酸。讲到动情处，老人眼眶发红，高立就默默给他倒一杯热茶。
一个家庭的积贫，往往对后代也有连锁反应。李经淳在那个艰难岁月，自己能活下来，孩子能长大，家能不破，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流落他乡，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一切靠夫妻俩白手起家，孩子们从小营养不良，也不能完整上学，过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儿子因为长期在石灰窑做苦力，工地粉尘飞扬，婚后不久患上了矽肺病，无钱医治，年纪轻轻就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又形成了新的困难家庭。2017年1月，高立邀请知青伙伴去看望那个还在上小学的孙女，大家纷纷捐款。高立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安慰道：“好好读书，有叔叔伯伯们在。”
2018年5月3日，深夜。高立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李经淳。他赶紧接起来：“李老师?李老师?”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微弱的、急促的呼吸声，像风穿过枯叶，像水渗入干裂的土地。过了十几秒，电话挂断了。
高立一夜没睡，决定尽快去看他。可还没等他动身，两天后，电话再次响起——是李经淳的儿子：“高叔，我爸……走了。”
2018年5月5日，86岁的李经淳在牛头山去世。这个曾被周立波看好的作家，这个当过矿警、讨过米、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终于放下了人间所有的苦。
著名丁玲研究学者涂绍钧感慨：“当年他们一家，从慈利讨饭流落到临澧牛头山，住的是看山棚，石头屋就像两个土洞。能活到86岁，已很不容易。”
时任临澧县文联主席闻立春这样评价：“李老师的余生，多亏遇到了高立先生多年的关照帮扶！是老人不幸中的万幸！”
高立却淡淡地说：“见多了穷苦，感觉行善也是为自己积德。能帮一分是一分，余下的，但凭本心，交给老天。”
如今，高立已经退休。他仍然时常想起那个雪夜的电话，想起第一次见到李经淳时那窘迫又渴望的眼神，想起六百元建房款握在手中时的颤抖。40年，足够让一个青年变成花甲老人，足够让一座山绿了又黄、黄了又绿。40年，也足够让一份始于恻隐之心的关怀，演绎成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大爱。他仍然牵挂着那个失去父亲的孙女，逢年过节总要问一句、帮一把。
有人问高立：“你帮了他40多年，图什么?”高立想了想，说：“不图什么。就是见不得一个有才华的人被埋没，见不得一个家庭被压垮。”
曾经，他是身着戎装的装甲兵，以热血担当守护家国;后来，他在组织部门耕耘十载，以惜才之心发现每一个被遗忘的名字。而当这两种身份汇聚到同一个人身上时，便化作了牛头山上40余年的坚守——那束爱心之光，从未熄灭。
牛头山的半坡上，石头砌就的矮屋还在。山风穿过石缝，呜呜作响，像是在替一个远去的作家，一遍遍说着，谢谢你，我生命中遇见的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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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