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中国行（81）丨忍辱著史开天地，幽愤成书耀古今

2026-06-05 07:04 [来源:华声在线] [编辑: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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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风拂韩城，草木含青。

这座黄河西岸的陕西古城，古称“龙门”。芝川镇高岗之上，司马迁祠临崖而立，东望大河。祠内献殿廊柱之间，一副楹联凝墨如铁，字字千钧——

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

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楹联中国行》栏目组与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一道，循着联语的脉络，叩问太史公刚直不屈的精神内核，追寻他忍辱著史、以笔立传的不朽篇章。

万卷万里，铸就一寸丹心

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后世屡经修葺，巍然屹立至今。登临祠墓，须踏99级石阶，步步登高。

“此联作者已不可考，却以二十二字精准概括了太史公的一生。上联所赞，是司马迁的人品风骨——刚直不阿，一身正气，可凌霄汉；下联所书，是司马迁的不朽功绩——幽而发愤，著成信史，光耀尘寰。”于赓哲开门见山。

司马迁祠献殿廊柱上的楹联。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降生于龙门一个史官世家，祖脉可溯至周代。世代传承的史学基因，如一颗种子，悄然埋进他的生命。父亲司马谈时为太史令，一心恢复祖业荣光，对儿子寄予厚望。在父亲悉心教导下，司马迁自幼显出过人天赋，“年十岁则诵古文”。后又师从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研习经史，于典籍深处领悟历史的哲理，淬炼对文字的驾驭力与对细节的洞察力，为日后撰史奠定了坚实根基，也在心中种下对历史的敬畏与热爱。

司马迁大半生沐浴在汉武帝时代的鼎盛气象中，繁荣的社会风貌、开阔的时代格局，为修史孕育了绝佳的人文沃土。二十岁起，他壮游四方，足迹遍天下。他到淮阴，访韩信旧事；南下九江，寻大禹治水之迹；登九嶷山，探舜帝归宿；临汨罗江，垂泪凭吊屈原；在姑苏，追怀阖闾夫差旧迹；入齐鲁，体味孔子困厄时的心境；奉使西征，游历西南，感受边地风情……当时大汉版图上，除了几处新开郡县，他几乎都走遍了。万里壮游，增广的不只是见闻，更是胸襟。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承袭太史令之职。借掌天文历法、兼管国家典籍之便，他饱览皇家藏书，“探采前代”，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于赓哲强调，司马迁治史，既有书斋里的万卷积淀，更有田野上的万里求证。那份刚直不阿的风骨并非天成，而是在家学熏陶、壮游历练与人生大节的淬炼中，一步步铸就。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景区。

其志如磐，忍辱磨出信史

就在学识成熟、阅历丰厚的司马迁雄心勃勃动笔编撰传世史书之际，一场汉匈战事，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位原本仕途平顺、一心著书的史学家，命运迎来了毁灭性的转折。而使他一身正气足以“凌霄汉”的，正是李陵事件中的抉择。

公元前99年，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卒，在浚稽山与匈奴主力血战，终因矢尽援绝，被迫投降。消息传至长安，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唯有司马迁挺身而出，据实陈言：李陵以寡敌众，已尽将职；暂降或为伺机报国。

为何甘冒奇险为李陵辩护？于赓哲一语道破关键：“司马迁所交之人，多具舍生取义之风骨。他挺身而出，护的不是私交，而是不因势利迁移、不因强权屈折的风骨与节操。”这番直言触怒汉武帝，终致身陷囹圄，身受腐刑之辱。

腐刑，是对一名士大夫身心双重的摧折。在给友人的《报任安书》中，他字字泣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极度痛苦中，司马迁曾想以一死求解脱。但父亲的遗命未竟，未完成的《史记》还摊在案头，那些在困厄中发愤著书的先贤身影，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先贤于苦难中不屈立言的身影点醒了他——苦难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成就伟大的契机。

于赓哲解读：“纵然身陷绝境，仍要将心中信奉的道义与价值观留予后世，完成父辈与自身毕生理想，这便是太史公‘幽而发愤’最真切的心路。”

于赓哲教授（右）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解联。

正是凭着这份超乎常人的坚韧，秉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信念，司马迁伏案十余载，终成震古烁今的伟业——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史记》。全书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当朝，囊括三千年华夏岁月，凡一百三十篇，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首创纪传体体例，立起中国史学不可逾越的丰碑。

其书如镜，照彻千载人间

这部“信史”，何以照亮尘寰，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它又如何将上联的“刚直不阿”与下联的“幽而发愤”，熔铸为不朽的文字？于赓哲从三重维度拆解《史记》传世的内核。

首先是司马迁始终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让《史记》成为真正的信史。他写刘邦，既赞其豁达知人，亦不讳其市井薄情；记吕后，既书其狠辣，亦彰其治国之才；叙当朝天子汉武帝，同样不隐其功，不避其过，秉笔直书。他敢于直面历史真相，不为权势左右，不为私情遮蔽，这正是“刚直不阿”在笔墨间最真切鲜活的体现。

于赓哲以“二重证据法”印证《史记》的可信度：甲骨文出土前，世人对殷商的认知多依赖《史记·殷本纪》的帝王世系；1899年甲骨文现世后，学者考证发现，殷王世系与《史记》记载基本吻合。又如考古出土的漆器上刻有“八年相邦薛君造”，经考证“薛君”正是孟尝君，证实其虽为齐人却曾在秦国为相，而这一史实，早已赫然见于《史记·孟尝君列传》。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一再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史记》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良史。

汉太史司马祠牌坊。

其次，《史记》的广博程度前所未有。一个人的格局总是受其认知所限，而司马迁的广博可与删订六经的孔子相媲美。他是史官，通晓古今，修订历法，壮游神州，掌握了丰富鲜活的政治、文化、地理知识，这些积累使他远超前人。早先的史官只注重记录帝王功绩，司马迁却留意到人类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活动。他的记述中，融汇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的知识；他的笔下，有帝王将相，也有身处市井的游侠、商人、医者、俳优，甚至底层平民，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间世相图。

同时，司马迁文学素养极高，他以文学笔法为史书注入血肉，使《史记》的美学价值同样蔚为大观。他写上古神话，为华夏文明起源增添浪漫诗意；独创互见法，在不同篇章中互补人物事迹，使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善用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气势磅礴，极具感染力。在他的笔下，我们看见了理想主义者屈原的悲愤投江，廉颇与蔺相如的惺惺相惜，孤胆荆轲的壮怀激烈，霸王项羽的豪迈悲凉……那些久远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史记》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一样，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宝藏，在文学史上同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游客在司马迁祠景区拜谒参观。

两千年前，长安狱中，司马迁握笔时或许未曾想到，这部以血与泪写成的《史记》，会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丰碑。他用一生证明：当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观照，当个体的挣扎与痛苦融入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之中，穿越时空的“绝唱”，便拥有了永不消逝的生命力。

【记者手记】什么样的书写，才能无愧于时代

姚懿轩

以一名当代记者的眼光打量，司马迁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记录者。

他足迹遍山川，实地求证，不采道听途说之辞；他坚守真相，不为权势改动一字。在信息纷繁芜杂的当下，太史公以铮铮铁骨提醒我们：真正的记录者，应当趋近事实的本来面目，不迎合喧嚣，不贪慕虚名，不屈从权势。最可信的历史，永远出自最不屈的灵魂。

站在祠前，我忽然想起《报任安书》中那段泣血的自白：“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两千年过去了，史书犹存，热血犹温。司马迁祠前那副楹联，不只写尽了他的一生，更激励着每一位后来者：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其他行业坚守初心、上下求索的人们，在各自的领域，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真实记录。让求真精神与不屈风骨，一如滔滔黄河，奔涌不息。

点评嘉宾：于赓哲

武汉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八次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央视《百家讲坛》嘉宾，曾参与拍摄大型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担任电影《长安的荔枝》历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