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许多网络热词已成为当代青年最直白的自我表达，它们承载着情绪与思考，记录着迷茫与奋进，也成为了读懂青年心声、洞察青年成长的最佳窗口。
趁着五四青年节的氛围，《湘江副刊》特别开启热词解析专题，邀请青年作者，跳出简单释义，从自身出发解构热词深层逻辑。本专题将持续推出。
愿每一个热词，都能成为当代青年对话时代、审视自我、传承五四精神的桥梁；愿每一份解读，都能为读者带来启发与共鸣。
在奥德赛时期，紧握我们手中的桨
尹子仪
奥德赛时期 源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英雄奥德修斯打完特洛伊战争，回家路上漂泊十年，历经艰险才回到故乡。2007年，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提出“奥德赛时期”，用来形容年轻人成年过渡期被拉长的状态。时隔近二十年，“奥德赛时期”成为中文互联网热词，用来指代青年们漫长、迷茫、不断试错的漂泊探索期。
《尤利西斯与塞壬》 油画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
我手指一划，短视频软件弹出一条标题是“你是不是也在经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的视频。博主没有谈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对着镜头说，我们都活成了刚打完特洛伊战争的奥德修斯，明明以为打完毕业这场仗就能顺顺利利回家，却没想到被时代的风浪卷进了茫茫大海。十年漂泊，生死数次，不知何时能上岸，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道岸。
我突然红了眼——终于有人给这段不上不下、不尴不尬、飘在半空的日子，起了个名儿。“奥德赛时期”，并非社会学论文中的概念，亦非《荷马史诗》里的典故，而是属于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自述：我们自觉地将自己的迷惘、流浪、不稳定性赋予了英雄史诗的价值。
此前，描述自己人生状态的词语，向来都是被动的、应激的、带有无力感的。“内卷”，是被裹挟进无意义的竞争中，身不由己；“躺平”，是对过度内卷的消极反抗，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无奈；“空巢青年”“佛系青年”，是将自己放到了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位置，下意识把自己定位成输家。这些字眼背后的心理机制，全是“我被环境改变了”，我是乘风破浪之下的小舟，是大时代中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奥德赛时期”不一样。它把我们从被动的“受害者”，拉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它给了我们的迷茫一个正当的，甚至是光荣的理由：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落后了，而是英雄的征途，本就充满颠沛流离。
我们之所以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产生强烈共鸣，本质上是我们和他面临着一模一样的“失控”。
奥德修斯打完特洛伊战争，坐上回家的船时，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在海上漂十年。他以为的归途，是顺风顺水地回到伊萨卡岛，做回他的国王，拥抱他的妻儿。但海神波塞冬的诅咒，把他吹离了既定的航线，扔进了一片充满未知的大海。他遇到过吃人的独眼巨人，遇到过用歌声诱惑水手赴死的塞壬，遇到过把他的同伴变成猪的女巫喀耳刻，也遇到过留他住了七年、承诺给他永生的女神卡吕普索。
他有过动摇，有过停留，有过绝望，甚至有过一瞬间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但他最终还是握紧了船桨，朝着心里的伊萨卡，一路向前。
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
我们从小接受的人生成长脚本是一条一目了然的直线：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毕业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成家、置业，平平安安过一生。像绿皮火车一样，只要坐上车，哪怕开得慢些，也总能到达下一站。
但如今，“稳定的工作”不太容易，爱情也未必是避风港，甚至苦练多年的技能，AI也可能干得更好。
时代浪潮将我们抛向大海，而手中的旧地图早已失效——父母传授的人生成熟经验已不再适合这个时代；社会提供的“标准答案”，已经过时。面对着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我们没有看见航标。
这正是“奥德赛时期”最戳中我们的：它承认了人生的失控，承认了人生的非线性，承认了人生的迷惘与不确定，并且说，这都没错，不是失败，这是人生常态，甚至是英雄之旅的必由之路。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彻底重构了“伊萨卡岛”的意义。
在《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的伊萨卡岛是固定的、唯一的、外在的。它是他的王国，他的宫殿，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那是一个明确的物理空间，一个清晰的终点，他十年漂泊的所有意义，都是为了回到那里。
我们这一代人的伊萨卡岛，是内在的，是流动的，是“自我”的本身，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想活成什么样”。是“我能不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是“我能不能在茫茫大海里，守住自己的内心秩序”。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奥德赛”：不再为一个固定的目的地活着，不再为满足别人的期许活着，不再为世俗意义的成功活着。漂泊，不是为了早日上岸，而是为了在漂泊中找到自己；试错，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迷茫，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开始思考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们以“奥德赛时期”定义自己的人生，终于可以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标准的时间表。有人二十岁就找到了自己的伊萨卡，有人三十岁还在海上漂；有人喜欢安稳的港湾，有人就爱乘风破浪的大海。你的生命，从来都不用跟别人一样，你也不需要用别人的尺子，去丈量自己的一生。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正在慢慢变成一种新的精神鸦片，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一个用来标榜自己的文艺标签。
有人啃老，不上班、不社交，天天躺在家里刷手机，说自己在“寻找自我”，经历“奥德赛时期”；有人不停地辞职，一份工作还没干满三个月就要跳槽，从来不肯沉下来好好做一件事儿，说在“试错”，“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有人发个海边的朋友圈，配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转身就向父母要生活费，把父母的付出当成自己漂泊的底气。
这不是“奥德赛时期”，这是对“奥德赛”精神的异化。
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也不是躺平在船上，等着风浪把他吹到伊萨卡。他从来没有放下过手里的船桨，没有放弃过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他遇到独眼巨人，用智慧刺瞎了巨人的眼睛，逃出生天；他遇到过塞壬的歌声，于是让同伴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既听到了动人的歌声，又没有葬身大海；他在卡吕普索的岛上住了七年，哪怕女神承诺给他永生，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回家的初心。
他的漂泊，是主动的、有锚点的，是带着勇气和智慧的，而不是被动的、逃避的、随波逐流的。
真正的“奥德赛时期”，是哪怕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一直在划桨；哪怕对未来充满迷茫，也一直在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哪怕被风浪打得遍体鳞伤，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己人生的掌控。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首《伊萨卡》这样写道：“当你动身奔向伊萨卡时，愿你有一段漫长的旅程，旅途充盈着奇迹，也满是种种新的发现。”
愿你行程悠远，处处皆是奇观，步步都有新发现。
（作者系南昌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生于2000年）
没关系，他们也有“奥德赛时期”
湘江
青年时期焦虑与迷茫，是人的成长中面对的共同课题。若把时间拉得长远些，我们可以看见，在百年前新旧激荡、风云变幻、新思潮勃兴的剧烈变动之际，一代青年的“奥德赛时期”同样清晰可见。
这些文字记录了几位文学家各自的“奥德赛时期”，那些关于彷徨、挣扎、探索与自我对话的时刻。我们回溯百年，望能照见自己。
鲁迅
1908年—1918年，是鲁迅的“十年沉默期”，跨越他人生的27岁—37岁。后来，在《〈呐喊〉自序》里，他讲述了这段沉默期的心境——《新生》杂志夭折，文学启蒙梦破碎，他“无可措手”。在这10年里，他经由反省自身，怀疑、批判精神得到了巨大发展，发现否定旧思想、旧文化，就得先批判否定自己。穿越“奥德赛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鲁迅”，诞生了。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呐喊》自序节选
郁达夫
1922年7月，26岁的郁达夫结束近9年的留日生涯，乘船归国。落脚上海期间，郁达夫深感生活艰辛，在怨愤之外，他把视野跳脱出来，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经历。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这些自由的监房的住民，除了几个同强盗小窃一样的凶恶裁缝之外，都是些可怜的无名文士，我当时所以送了那地方一个Yellow Grub Street（黄种人的寒士街，寒士街是伦敦过去的一条街名）的称号。在这Grub Street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迁移了过去。
……
有时候，我的脑筋稍微清新一点下来，也曾译过几首英法的小诗，和几篇不满四千字的德国的短篇小说，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寄投给各新开的书局。因为当时我的各方面就职的希望，早已经完全断绝了，只有这一方面，还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脑筋，想想法子看。万一中了他们编辑先生的意，把我译的东西登了出来，也不难得着几块钱的酬报。
——《春风沉醉的晚上》节选（1923年）
汪曾祺
1946年，26岁的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上海。
他辗转多方，始终找不到一份工作。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也落魄到了极点。他一度认真地想过赴死。沈从文写信把他骂了一顿：“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汪曾祺被骂醒了，还劝阻在上海受挫的黄永玉不要想着回凤凰，祈祷“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刚来上海不久，您来信责备我，说：“你又不是个孩子!”我看我有时真不免孩气得可以。五六两月我写了十二万字，而且大都可用（现在不像从前那么苛刻了），已经寄出。可是自七月三日写好一篇小说后，我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几乎每天把纸笔搬出来，可是明知那是在枯死的树下等果子。我似乎真教隔墙这些神经错乱的汽车声音也弄得有点神经错乱！我并不很穷，我的褥子、席子、枕头生了霉，我也毫不在乎，我毫不犹豫的丢到垃圾桶里去；下学期事情没有定，我也不着急；可是我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围。似乎我们所依据而生活下来的东西全都破碎了，腐朽了，玷污萎落了。我是个旧式的人，但是新的在哪里呢？有新的来我也可以接受的，然而现在有的只是全无意义的东西，声音，不祥的声音!……好，不说这个。我希望我今天晚上即可忽然得到启示，有新的气力往下写。
……
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
——《汪曾祺书信全编》中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信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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