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故居。
李砺
今年是谭嗣同诞辰160周年。谭嗣同是我们熟知的维新志士，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
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饱读诗书。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诗词、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的书法也别有风韵，出入魏晋，参以汉隶，落笔挺拔，挥洒自如，一如其人所透露的慷慨豪情。除此之外，他尤擅治印，却鲜为人知。
一本失踪的《印录》
关于谭嗣同刻印，早在梁启超1899年的《清议报》所刊《谭嗣同传》中有提到。文中明确记载，谭嗣同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劄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壹壹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
此《印录》一卷曾藏梁启超手，说明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编辑《谭浏阳遗集》时，将这些资料交给了谁，文章中都用□□□代替了，于是此《印录》的下落也就成了个谜。并且，民国年间(1917年前后)上海文明书局所刊《谭浏阳遗集》又没有收入《印录》。故而，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谭嗣同全集》时，方行先生在后记中提到，谭嗣同的佚著，《印录》《仲叔四书义》一卷、《谥考前编》二卷等“惜均未发现”。此《印录》到底是写印章一类的文字还是印谱，不得而知。
后读浏阳刘善涵《蛰云雷斋诗存》，才确定谭嗣同确能刻印之实。刘善涵(1867年—1920年)字淞芙，又作嵩芙、凇芙、淞湖。他在武昌读书时与同乡的谭嗣同得以认识并交往。从《谭嗣同真迹》中收录的谭嗣同致刘淞湖信札，可见其交厚。
刘善涵《蛰云雷斋诗存》中有诗《谭壮飞太守惠手刻云雷石章，副以汉碑二种，既据以名斋，复诗谢之》，诗云：
其一
医无闾产珣玗琪，罽宾犹重碧流离。
贲然一物来天上，吻合冥冥谁与期。
其二
不信图雷椎鼓文，冰斯篆刻藻缤纷。
苍麟已渺赤虹远，报道山中又出云。
其三
吐气山川舒以长，崇朝普遍几沧桑。
到门乞得恒河水，胜似琼英万斛浆。
其四
去人滋久想滋深，枯坐惟闻足外音。
毕竟虚空难捏碎，终葵三尺费摩寻。
四首律诗真切记录了谭嗣同亲手镌刻印章赠送给刘善涵的往事。
1896年谭嗣同以候补知府发江苏，是年冬，刘善涵应谭嗣同之邀赴南京，一面就馆课读，一面帮谭嗣同编校书籍。1897年2月，临别时，谭嗣同将自己镌刻的26枚自用印章一一钤盖，并题跋语，赠送给刘善涵留作纪念。后刘善涵以此作《寥天一阁印录》序，序见《刘善涵集》岳麓书社2017年版。
序中逐一列明了这26方印章的形制与印文。其中正方印13枚，含“谭嗣同著”“复子艺文”“楚天凉雨之轩”“松言室”等;长方形印九枚，有“吾谁与玩此芳草”“同治四年生”“嗣同印”“太华峰尖见秋隼”“海枯石烂”等;另有残裂印两枚，一枚边角看起来像是上等矿石的“态康肃穆”，以及一枚“检点自己”钱形印，边刻十二地支，寓意“十二时中检点自己”。
之后又附加了谭嗣同的跋文，写道：“维丁丙之春，伏遇大善知识刘淞芙者，笃嗜愚鄙所造语言，虽我亦不能名其故，殆灵山法会早种此因耶!偶又索手镌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无处可容言说。”
濒行，复印二石于纸尾，严整似六朝人书，一文“芬芳悱恻”，一文“勇猛精进”。这是湘乡曾慕陶侍郎广汉赠送给谭嗣同的刻印。
刘善涵接着写：谭君所造印石，特其余艺，严毅清妙，肖其为人，跋语亦赞叹欢喜，无有呆滞。置行箧三年，未尝一寓心目，家居无事，忽得之败纸堆中，因笔而存之，了著形象，显触跋旨，然自今以往，便不复时常省览矣。
刘善涵在序中尽叙该印录26方印之形状、大小及印文内容，并复录谭之跋文。此《寥天一阁印录》，即应是梁启超文中所提到的《印录》了。谭嗣同就义后，梁启超以挚友身份，或以编《谭浏阳遗集》之名索去，自此不复以见。
方寸石章里的豪情
究谭嗣同刻印，首先应受其岳父李寿蓉的影响。
李寿蓉(1825年—1895年)，字槭叔，一字均裳，号篁仙，长沙河西杉木桥(即今望城县新城镇杉木桥村)人。李寿蓉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三。年少时读书长沙城南书院，与王闿运、龙皞臣、邓弥之、邓葆之同师陈本钦先生门下，攻八比文，常赋诗酬唱。王闿运称李寿蓉：“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其21岁时，先攻科举，于道光己巳成博士弟子，补廪生。此后，李寿蓉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于咸丰辛亥(1851年)中举，又于丙辰(1856年)科考中进士，授官户部主事。著有作品《天影庵联语》《天影庵全集》《天影庵外集》等。
李寿蓉亦擅刻印。王闿运曾在《白石印草》序中云：“余童时见从兄介卿有一本，问姓名不知也。意其明末隐士，至今想慕焉。介卿亦隐蔽不得志，自负刻印高雅，亦存印谱，不轻视人。及余友高伯足、李篁仙、赵伪叔，皆以刻印名世。而赵傲兀，求之多谩绝之。”
王闿运把李篁仙和赵伪叔相提并论，说明李篁仙治印水平应是相当的高，只可惜今已不见遗存，只从其著作中觅得两篇论印文章《金贞祐铜印》跋及《题樊和叔清静斋印存》。其在《题樊和叔清静斋印存》文中云：“寿蓉以为不必，然吾人心思才力之所穷，但求与古会耳，何知其他人不我知。吾抱吾璞，人倘我知。吾运吾削，贞而守之。是亦清静之一道也，独篆刻然乎哉。”从其文中可领略其对篆刻之精通。
从《寥天一阁印录》所钤26方印文看，均为谭嗣同自用印，可以断定谭嗣同自用印应该均为自刻。从谭嗣同书法作品常用的几方用印来看，刻印水平并不很专业。取法在汉印一途，字法、章法平平稳稳，谈不上个性风格，线条明显生涩。然刀法却稳健刚劲，透露出一种豪迈过人之气。可以想象出他刻印时那种持刀入阵、纵横驰骋、肆意勇猛之势，真所谓“印如其人”，也诠释着他身上那种心忧天下、坚韧顽强、慷慨赴难的英雄气节。
谭嗣同曾在《寥天一阁印录》跋文中引用《华严经》，认为圣贤为了帮助别人，会学习各种技艺。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文笔、赞咏、歌舞、妓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对他而言，治印并非单纯的文人雅趣，而是修身立德、抒发情怀的载体。刀锋所至，既是笔墨的延伸，更是精神的传承。镌刻在石章上的文字，如同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唱，将湖湘子弟的气节，永远定格。
(作者系岳麓印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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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