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红
“年少不解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每个年龄段读唐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幼年学唐诗主要停留于背诵文字、了解大意上,少年时会去体会意境和风格特点,到了中年有了一定的阅历后,就会知人论世,更多地去体悟作者当时的处境心境,感悟作者的人生态度。
人生在世,悲喜自渡。人逢喜事精神爽,诗仙和诗圣遇到喜事后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程经过白帝城的感受是“快”,“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的感受是“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人生有四大喜事之说,其实这些喜事也都蕴藏和表达在唐诗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是金榜题名后的畅快;“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写的是洞房花烛后的矜持;“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相逢孤馆夜,共忆少年时”写的是他乡遇故知时的愉悦;“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写的是久旱逢甘霖后的喜悦。
顺境能引发豪兴,逆境则能激起诗情。唐诗中的千古名篇有不少在抒发人生的不如意,其中科考不顺的愁苦和怀才不遇的悲愤是这些诗的重要主题。如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李白在《行路难》中写:“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杜牧在《赤壁》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表面上是写周瑜借了东风得以火烧赤壁才赢了曹操,可这背后真正的“东风”,结合杜牧的人生经历,我理解应是指孙权知人善任,没有“人和”的东风,即便有“天时”的东风又如何?诗人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明面上是“怀周郎”,本质上还是“伤杜郎”。唐诗往往就是采用这样委婉、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怀才不遇。
退一步讲,即便是中了科举且有伯乐相中,但由于圣意难测或者权贵当道,因直言敢谏或上疏论事或触怒权贵而招致贬谪者大有人在。由此,贬谪文化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由于古人一般以右为尊,因此常常将贬谪称为左迁,唐诗中题目带有左迁字样的大多是自己或友人遭贬谪后的情感表达。比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被贬后,留给诗人们的是漫长的旅途,正如韩愈诗中所言“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是艰难的环境,有如柳宗元诗中所言“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不由得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后,会生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感慨。
对于很多诗人来讲,郁郁不得志应该是人生常态。如此,他们会选择摆烂、躺平吗?答案是绝大多数不会,就像刘禹锡经历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后,仍坚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表现出坚定的意志与乐观的精神。即便是佛系如王维、孟浩然等,他们虽然选择了隐居,但也仍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被贬对诗人是不幸的,可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对被贬地却是极其有幸的。正是因着他们的到来,才成就了当地悠长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所以,也才有了永州柳子庙悬挂的那副经典对联:“才与福难兼,贾傅以来文字潮儋同万里;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
读唐诗要善于发挥联想,这样读起来才不会乏味,也会更容易记诵和升华。比如,我们可以从唐诗中总结出一些“最”,这些“最”都是诗人们当时心情、心境、心态、心胸的还原和反映。最大的奉献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最快的邮差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最贵的书信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最高的建筑是“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最浓的孤独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最深的友情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最长的怨恨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好的默契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最强的愁绪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把有意义的唐诗总结得有意思,我想这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吧。
长安三万里,唐诗越千年。虽然我们跟作者相隔上千年,但并不妨碍我们走进唐诗意境,与诗人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感受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智慧,获得人生境界的砥砺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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