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戴震不但是乾嘉时代考据大师，考据学皖派的开创者。而且是伟大的方志学家，在方志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做出了不少贡献，对后世修志影响很大。
戴震的修志实践活动
戴震多次参与修志活动，硕果累累。乾隆二十二年(1757)撰有《金山志》，曾摘一节，谓段玉裁：“余山上偶见奇景，修此一段。”[1]这是有关戴震修志活动的最早记录。
乾隆三十三年，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纂修《直隶河渠书》，后方氏病故，因接任的大学士杨廷璋不能礼敬戴氏而辞去，致书未成。后该书稿被王履泰窃为己有，删削大半，并命名为《畿辅安澜志》，献给朝廷，嘉庆皇帝称之为“此有用之书”，[1]命武英殿刊刻出书，并恩赏王履泰为同知，发永定河试用。乾隆三十四年，戴震到山西，应汾州太守孙和相之聘，修成三十四卷本的《汾州府志》。乾隆三十五年，寿阳县令龚导江修《寿阳志》，应龚之请，为其点窜《寿阳志》。同年，戴震撰写了考汾州沿革的《与曹给事书》，还代人作了《应州续志序》，议论修志之道。乾隆三十六年，应李侯之邀，修《汾阳县志》。这一时期，是戴震修志活动频繁，方志理论体系逐步成熟的时期。他所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是清代著名志书之一，志中例言集中反映了戴震的方志学理论。
乾隆三十七年，戴震主讲浙东金华书院。乾隆三十八年，戴震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道署，与章氏论志，在志书性质、体例和修志方法上，二人意见多有不合，并由此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同年，朝廷开四库馆，乾隆素闻戴震，故以举人特召入京，充纂修官。入馆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水经注》的校订工作，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称赞他是郦道元的继功之人，诏付武英殿刊行，后被称为殿本。在供职四库馆期间，戴震采取经注结合，以注释经、以注证经的方式撰写成了《水地记》一书。《水地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戴震以山川为主而求郡县，以历代古籍志建置沿革的修志思想。由于夜以继日地校书、著作，戴震身体很快累垮，乾隆四十二年因病逝世，这正如四库馆臣对他的评价：“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1]
戴震的方志理论
在长期的修志实践活动中，戴震逐步形成自己的方志理论，成就卓著。
(一)志之首沿革也 戴震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对地理沿革之误而导致的史事颠倒错讹深有体会。因此，戴震修志，十分注重地方沿革的考证。他多次强调：“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2]“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3]“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3]乾隆三十八年，戴震与章学诚论修志之道，更是提出了“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4]“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4]认为“沿革不明，则志中述古，未有能免于谬悠者，故考沿革为撰志首事”[5]。
(二)务求切于民用 戴震出生于一小商人家庭，家境贫寒，生活困顿，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深知民生悲苦，他的思想中始终有关心下层民众生活的一面。戴震修志，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认为:“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6]国家兴盛衰亡的根本在于民众，而利民病民的根本则在于吏治。因此，撰写历史也就必须以此为大端。他在主修《汾州府志》时，采用以水统川的办法，遍及泽泊、堤堰、井泉，并详录自古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通之事，集形势、风气、农政、水利于一体，达到了“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务求切于民用”[3]的目的。他还在志书中详载赋税，将田赋、盐税列为事关民生的大事，认为这是“政之大体，民之利病所系，胥役豪右，其滋弊不可不穷诘也。知民之所苦及旱潦之不常，以达其情，尤亲民之吏，宜务图者矣”。 [5]对那种“稽其山川形势及民间利病，启卷茫然”[3]的志书，戴震贬之特甚。
(三)贵因不贵创 戴震认为，修志要遵守俗例。他继承了郑樵“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7]的观点，坚持“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段玉裁解释说：“固将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而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历代史之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1]以山水之走势，维系郡国之变迁;以不易变化之山水考之随政而变之郡国，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对于章学诚的《和州志例》，戴震则批评：“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4]并说：“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4]
当然，戴震并非完全排斥创新，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屡有创新。在宁波与章学诚论修志时，戴震也说：“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4]此外，戴震还反对旧志在体例结构上的漫无叙次，倾向采用纲目体式，尽量做到分列纲目，以纲为断，目为按，使读者能因纲检目，因目证纲。对于以往各州县旧志中，将所谓的八景十景，漫列卷端的作法，戴震认为“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3]。
(四)详善略恶 戴震认为，志与史不同，“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3]因此，“名宦必德泽及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贤不录。此二者所以著爱慕也。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志之人物，以人品学问德业，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于人物见之。专以文著者，于科目仕实中散见之”。[3]对于那些为名教所弃，犹巧饰诬欺，虽曾祀乡贤，邀声誉，也坚持“削而不录”。
戴震方志理论对编修新方志的启示
戴震的方志理论，是其长期修志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要坚持严谨求真的作风。戴震修志，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辨，体现了他考释精审的求实求真的学术主张。戴震纂修的《直隶河渠书》，段玉裁的评论是：“考之古而无不贯通，核之近今而无不确实。”[1]戴震对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很是赞赏，评其为：“其书之可宝贵，自孟坚《地理志》、道元《水经注》而外，无有上之者矣。”[8]因此修《汾州府志》时，戴震曾引据入志。即使是这样的一部名著，戴震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进行认真考证，仅《元和志》中关于“汾州”一条，戴震就考出了六谬。即：“后属魏，谓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吴起为西河守，皆谓此也。”谬一。“武帝(汉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县。”谬二。“黄初二年(221年)乃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州理。”谬三。“高齐又于此城(按：汾州)置南朔州。”谬四。“周宣帝于此置汾州。”谬五。“大业三年废汾州。”谬六。正是戴震始终坚持“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求十分之见”的修志态度，使得《汾州府志》成为清代名志。对此，曹学闵在为《汾州府志》写的序言中的评价是：“体大思精，文约义赡，追常璩之审，匹刘炳(按：刘知几)之该博，所称传世行远，而有益于史家者，其在斯乎!”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需要继承和发扬戴震的这种不盲从古人，不迷信经典，严谨细致的求实精神。在修志实践中，一些编纂人员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的迷信名人，认为“名人书稿，不会有问题”;有的迷信报刊，认为报刊上发表过的就是权威的，就是准确无误的;有的迷信专家，认为专家审查过的资料，科学性、技术性不会有问题。因而解除心理戒备，不严格认真地考证，全盘照搬入志。这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站在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高度对入志资料进行认真地甄别和考证。采取综合类比、互相印证;推理判断，确切理证;实地考察，澄清真伪;询问当事人员，核实重要资料等考证方法，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保入志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保证志书的质量。
其次，要坚持“修志为用”的思想。贯穿戴震方志理论的核心是追求志书的实用价值，主张修志要务求切于民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也要始终注意发挥志书的资治功能，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李铁映同志曾指出，“要研究和开拓志书应用功能”，“要把志书工作从以往的案头工作发展成为时代要求的社会服务工作”。这就要求地方志工作更加深入实际，贴近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地方志工作进一步适应并围绕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充分挖掘开发所掌握和占有的地情资料，生产加工更多的具有附加值的方志产品，主动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修志理论和实践方面，章学诚创新有余而继承不足，戴震则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就即使是自认为“名僧不列人物”的创新之作，也存在着尊崇儒家，贬抑仙释的嫌疑，被章学诚讥为：“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4]讽刺戴氏，“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4]
在第二轮续修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必太过于强求一致，要提倡创新，充分发挥各级编纂人员的聪明才智，结合本地实际，突出各地特色，使续修的志书做到“统而不死，放而不偏”。但是，同时也应注意继承。注意研究前志结构的合理性，志书体例的稳定性，增前志所无，弥前志不足，补前志疏略，匡前志谬误。如果前志体例、结构较好，续志应基本承继前志篇目，不宜做伤筋动骨的改动，在保持与前志连续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时俱进。
来源：广西地方志
责编：夏博
来源：广西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