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澧县车溪乡余家牌坊历经申建、筹备、施工，花费十五年，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落成，2006年成为“国保”。在建起170年后，它被钢材和玻璃保护了起来，即使保护方式受到争议，但此等“待遇”是其他牌坊所不能及的。曾经数量庞大的贞节牌坊大多已消失，其复杂的文化涵义依旧值得探究。图/朱辉峰
贞节牌坊的寻找，历时一个月。这段旅程最大的痛苦在于，牌坊在那里，但人却渺然无见。就是说，我们很难在那些或者得意洋洋或者沐雨栉风的牌坊里，找到——人的痕迹。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关于贞女节女烈女的，任何生活细节。
牌坊们像一个个空洞的符号，散落在土地上。她们或许诉说过但没有人倾听;又或许她们什么都不想诉说。在记载完家族的所谓“荣耀”后，她们的一切就此湮没。那些属于“人”的所知所感，从来没有人在乎。
本题不打算把牌坊和女权男权进行任何勾连。起码的道理我懂：用现代人的思维逻辑，去判定非文明时代的是非曲直，就算不是可耻的，至少也是荒谬的。
还原一个时代下，某些女人的生活细节，是这段旅程的终点。那里没有鲜花和丰碑，只有一些娓娓道来的倾诉。这已是全部。
最好的记得，不是城楼或者牌坊，而是人的故事，在说，在听。
重新打量，贞节牌坊绝非有着同一个面孔
车溪牌楼村，余氏后人立了一座亭子。将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遭毁的余罗氏墓牌重新立了起来。
□撰文/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贞节牌坊，仅民国初年，在湘南小城汝城就有47座。上至明代，下抵民国，穿越回去，会如此频繁地跟路标般显著的牌坊相遇，几乎可以总结出一部“牌坊里的中国”了。
这盛极于明清让人情感复杂的历史符号，到如今整个湖南所能找到的，却已不到20座。属于它的时代已过去，它所携带的伦理观念、政策、礼仪、建筑信号，却一直都在静默的石头砖头中存在，任我们打量。
只有那泯灭于时光，女人们真实的面貌与故事，我们是无法复原的了。
2013年4月27日，正值农耕时节，在常德澧县车溪乡牌楼村一组，一处田野尤显空旷。“这里种不了什么东西，那些石狮、石狗会半夜里吃庄稼”，79岁的村民余先略半开玩笑道。他所说的“石狮、石狗”属突兀于此处的余家牌坊，周边田野之所以还没有种植庄稼，是因它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
2006年余家牌坊成为“国保”。经国家文物局许可、省文物局同意，2012年12月初，澧县文物局开始为其搭建临时性保护棚。4月23日，该项工程通过了省文物局专家组的验收。
“那时要建一个上档次的酒店，把它拆了，没人管的”
“做婊子又立牌坊，这话太难听了，这是对女人的不公平，这样的牌坊还是不要为好!”5月6日下午，在浏阳沙市镇杨林村的一片农田尽头，40岁出头的李姓村民如是说。他面对的一座贞节牌坊只剩下主体框架，在烈日下通体发黑，极似乡间普通的木架子，稍显荒凉。此前，我们在沙市镇绕了近一个小时，一度还被村民误导至一处近年刚修建的“丰收新村”牌门。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当日上午，我们到株洲醴陵寻访一座贞节牌坊，却被当地文物部门领到一处功德牌坊前。据省文物局老专家谢武经回忆，十多年前对全省文物普查时，醴陵市黄泥坳街道有一座袁氏贞节牌坊。对此，醴陵市文物局邹副局长的回答是，“那时要建一个上档次的酒店，把它拆了，没人管的”。
即便是余家牌坊，当年也曾差一点被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拉倒。而作为“省保”的岳阳云溪区田坪的刘来氏牌坊、“市保”的郴州汝城马桥乡上流节坊等，它们上面的铭文都曾被抹上一层厚实的泥灰，以此掩盖其贞节牌坊的身份。在湘南郴州宜章黄沙堡仅距一百米的两座贞节牌坊，建于乾隆二年的蔡门黄氏牌坊至今屹立于村口，另一座不知名氏的牌坊则身首各异，在一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房屋里充当了下脚料。实际上，前者其实也曾遭遇拆除，只是后来被组装了起来。
而能像余家牌坊这样“好运”的，则不是很多。“余家牌坊在前年就多处剥落，因为它的石材抗耐不强”，因此多了这样一个保护棚。作为古建筑专家，参与该工程设计、验收的刘叔华心感宽慰，只是他在微博里发出余家牌坊保护工程的图片后，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异议，“外加的这个玻璃罩，改变了原来的建筑景观”。
在湖南，贞节牌坊最密集的地方在郴州
此次始于常德澧县的寻访，断断续续进行一月有余，结束于郴州北湖，总计亲眼看到约十座贞节牌坊，最为密集的地方为郴州，四天里，我们相继遇到6座贞节牌坊，它们或在同一村落，或跨古道之上，有的属同一家族，有的则是一家之中的姑媳双节坊。
这些贞节牌坊得以存留至今，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文物部门的努力，同时也少不了当地村民的保护。前者是政府统一行动，后者则是村民自发而为。
作为文物，贞节牌坊的“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与“贞节”相关的历史，而“物”则是“牌坊”这一建筑本身了。就保护贞节牌坊而言，政府部门似乎更倾向于“物”的保护，而村民更看重其“文”所含着的往事。
在汝城文物局推荐上流节坊为市级文保单位的材料中，约有七成的篇幅是关于牌坊建筑的工艺、结构、风格等，对此座牌坊所旌表的朱氏介绍不多;相比之下，一问及此牌坊，当地村民莫不大谈朱氏当年如何坚守贞节、养家育子等。
汝城的李氏、卢氏、叶氏、陈氏祠堂都于今年升为“国保”。探访四个祠堂时，有老人回忆称各家祠堂周边都曾修有贞节牌坊，但现今已无踪迹。此外，另一“国保”范氏祠堂门口依然保存着完好的绣衣坊，曾经的贞节牌坊却早已毁灭。资料记载，光一个汝城，仅在民国初年，就有多达47座贞节牌坊。以此推广之，当时湖南的贞节牌坊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数量?但是，我们这次通过所有途径能找到的，已不过20座左右。相比其他的古建筑，贞节牌坊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节寿亭与义井，其实都是贞节牌坊的“变体”
在郴州卢阳镇新井村，义井是一口挖掘于宋代的古井。其时，一位女人自幼丧失双亲，由叔父抚养后，再遭叔婶双丧。她终身不嫁，于宅旁掘井，养堂弟娶妇成家。这位一生“守贞”的女人，在当时或许显得有点异类，因为身为宰相的王安石还力劝守寡的儿媳改嫁，甚至还为其谋觅夫家。令其没有想到的是，死后数百年，她所掘的那口水井被明朝皇帝朱元璋封为义井。
贞节的观念始见于《礼记·郊特牲》，“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汉元初六年，孝安帝布诏“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贞节牌坊由此以“厥”的雏形出现。贞节和牌坊正式联姻是在明朝。《明会典》记载，朱元璋甫一登基就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从此，贞节牌坊成为贞节观念、贞节制度符号化、定型化的象征。——而义井只不过是贞节牌坊的一种变体。
另一种变体，出现在郴州北湖区鲁塘镇村头村，它是一座风雨亭。这座名为何氏节寿亭的建筑，跨立在自桂阳至郴州的古道之上。可以想见，与普通的贞节牌坊相比,不只是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更有多少挑夫过客在此避风躲雨时，读看亭墙上的坚守贞节之事，并将其传播扩散。不同的是，节寿亭修建之时，已是民国十年。
义井与风雨亭，是我们在历时一个月余，自湘北、湘东至湘南，所发现的贞节牌坊中的异形。更重要的是，一个发端于宋代，一个出现于民国，两者的寿龄恰是两个极端，中间跨过的是明清两代、模样规矩的贞节牌坊。
贞节牌坊绝非有着同一个面孔，也不可能藏着单一的内容，更不是一个孤零的建筑。我们尝试呈现贞节与牌坊更深层、更全面的关系，重新打量、探寻这一完整的“文物”，发现更真实的“文”，更具体的“物”。
“立牌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跑项目可是学问
4月27日，正值农耕。常德澧县车溪乡牌楼村一组，村民余万杰正在为棉花苗淋水。身后的余氏牌坊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2012年12月初，澧县文物局开始为其搭建保护棚，今年4月，保护棚已搭建完毕，通过了省文物专家的验收。
建节坊流程图。
□撰文/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立牌坊”绝非如一时嘴快那么利索。
常德澧县余家牌坊高过15米，其上层石构件有的重达数吨。仅仅是将它们提升至这个高度，就已经是个大工程了。不过，施工的难度可以花钱用技术解决。但有的事情则不是钱能解决的。——这种建筑项目背后藏着有待发现的制度信息、经济学等。
基层民间、地方政府、朝廷层层上报审批，“一次性解决几千名贞节寡妇立牌坊”
道光二十三年，今天常德澧县所在的古澧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州上下的大事：余氏贞节牌坊终于落成。据《澧州志林》记载，“州文武官皆踵而贺，四方来观礼者，不下十余万人”。
早在十五年前，身为朝廷五品州官的余曰亶向道光皇帝禀报其母的事迹。余母自29岁守寡，终身未改嫁，料理家中大小事宜，数十年如一日，使得余家兴荣，其子举世有成。这令道光皇帝大为感动，于次年下令准建。这一工程计划正式立项。
相比之下，位于郴州的节寿亭就要费些周折了。何氏家族在光绪年间就上呈请建造贞节牌坊，却一直没有等来朝廷的批复，无法立项。
《道光礼部则例》对此有明文规定。通常，先由各地都督巡抚和学政将旌表对象具体事迹汇总，并提出初步意见上报礼部;礼部核实情况无误后，议定旌表的方法，奏请皇帝批准申报文件;最后，由各相关部门实施旌表。
这一切有更为详细的案例。江西学者毛静在寻访民间古牌坊时发现的《节凛冰霜》是古代申报建牌坊的材料。由承担着文化教义任务的学政及生员到民间寻访，察看有无20岁出头就丧夫并守孝30年以上的妇女。再将名单上报给县和府一级的政府，再逐级上报至朝廷，朝廷审核后统一批准，一次性解决几千名贞节寡妇立牌坊的问题。——在这种基层民间、地方政府、朝廷之间的互动中，朝廷将权威深入到了底层。
无论家庭、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总有一套资金解决方案
工程立项后，在开工动土之前，选址是个关键。在寻访的十多座牌坊中，一些牌坊建于村头，即一个大家族的势力范围之内，拿地皮不会是个问题。但也有像余家牌坊一样，修建在家族地盘之外的，会不会遭人拒绝?这种被皇帝亲批立项的项目，拿块地皮一般不是难事。
贞节牌坊的修建者通常青睐某一区域优势。澧县的余氏牌坊是建在古澧县城往北去的官道之上，汝城的上流节坊跨在桂东至广东乐昌的要道上，郴州北湖的节寿亭底下则是桂阳到郴州的必经之路，浏阳的许李氏贞节牌坊旁是一条从平江到长沙的古道……它们都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在空旷处尽力显得突兀。
建材是修建牌坊所需成本的关键之一。在我们寻访过程中，所见绝大多数为石质牌坊，这似乎给人们一种错觉。在一本民国版的《汝城县志》中，总计贞节牌坊有47座，但现今汝城境内存留的只有2座，都在汝城马桥乡上流村，其中一座为石材建筑，另一座为砖石结构的混搭风格，其底座为石材，上半部则是砖料。两者造价显然不同。
《道光礼部则例》规定，只要是朝廷批准立项的，都可获得三十两白银的地方财政拨款。若是用砖、木之类的建材，且规格不大，三十两白银差不多可以建成一座像样的牌坊。否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了。一万五千两白银，这是余家牌坊修建者在购买、运输石材上的花费。澧县地处平原、缺乏石材，余曰亶特意从祁东运来洁如白玉、坚如金刚的极品白石。
以现代经济学来看，修建贞节牌坊是一个投入产出比极低的项目。若要节省成本，其实有不少的法子。以汝城马桥乡上流村的两座牌坊而言，不妨学习一下郴州廖家湾的姑媳双节坊。据载，同一家族的廖双士之妻陈氏、廖经才之妻萧氏都有贞节之名，族人为两人合立一牌坊。如此一来，就要节省掉一大笔开支。
家族需要节省开支，国家也一样。按每座牌坊拨款三十两白银的标准，若是贞节牌坊遍地开花，或是国家财政吃紧，这项开支也会是一个包袱。据民国版《汝城县志》记载，汝城在清代晚期设有总坊节妇，共收录有近两百位节妇名录;另外，节义祠是为年逾四十，守节满十五年，无力修建牌坊的苦寒妇女修建的公共祠堂，犹如当时公益性的大型贞节牌坊，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开支。无论怎样，总是会有一套资金解决方案。
建牌坊前有的会“以艺竞标”，有匠人竟能用一块石料打出一把算盘，拨动自如
资金到位，随后就要开工动土了。
贞节牌坊的建造终究还是回归到牌坊的本身。作为传统建筑的一种类型，牌坊由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建筑，即棂星门衍生而来。它发端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成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就结构而言，牌坊的原形始于“衡门”，是一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原始的门，随后再不断演变，成为融合雕刻、绘画、书法等艺术为一体的门洞式建筑。
在我们寻访的近十座牌坊中，大部分都是四柱三开间的结构。简单的则有两柱一开间的，如汝城上流的袁氏宋母节坊;复杂的则为澧县余氏牌坊，它在四柱三开间的基础上演变为两侧开间、正面三开间的六柱三层十二殿式结构。
余家牌坊呈三角形，高15.7米，东西长7.5米，南北宽5米，完全称得上当时的超级工程。据余氏族谱记载，这项工程始建于1834年，在1843年落成。修建之初，余家举行了以艺竞标的盛会，各路匠人大显神通，有人竟能用一块石料打出一把算盘，拨动自如。十年中，余氏前后共招揽了三班30余工匠。在余家牌坊建成那一年，即道光二十三年，余氏家族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那些参加仪式的文武官员既是余氏家族人脉关系、社交圈的证明，他们还会在一则记述余罗氏守节的短文后，落上各自的名款，成其坚守贞节的证明人、担保人。
余家为修建牌坊究竟总共花费了多少钱，已难统计其数目，但耗光了丰厚的家产。这一点，似乎当年的余罗氏早有先见之明，她在牌坊落成之时，流着泪道：“闻节孝者，妇道之常，何坊焉，况演剧以庆。”
链接
特殊的节坊
据江西学者毛静考察发现，若是没过门的节妇，牌坊本应该可以自由通过的门洞会被封起来，表示她是处女。而已婚守寡妇女的牌坊之下可以自由通行。
牌坊下的女人
郴州北湖区鲁塘镇村头村，这座名为何氏节寿亭的建筑，立于桂阳至郴州古道上。它实为一座贞节坊，是“高等学校”毕业的女青年何宝贤等人为其婶所立，时值民国10年。
株洲醴陵彭氏功德牌坊上的人物石雕，因担心盗窃，彭氏后人将石雕从牌坊拆下，放在自家门前。
文革时，被砸毁的牌坊，被用作进门石。
6月3日，郴州汝城马桥乡上流村贞节牌坊，该村有两座贞节牌坊：袁朱氏、袁宋氏。
汝城泉水镇星村周氏祠堂，村里一位老人过世，村民来此吃饭。村中红白喜事都会到祠堂摆酒。
岳阳云溪田坪刘来氏牌坊。牌坊高处安放的“上谕”石雕。当地老乡说，这石雕曾经被人偷过人偷过，，后被文物部门追缴后被文物部门追缴。。
浏阳沙市许李氏节坊。
□撰文/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那时守寡的女人在夜里睡不着，会往地上撒一大片黄豆，捡了再扔、扔了再捡，累了就睡了”，在郴州寻访贞节牌坊时，汝城文管所陈副所长谈及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关于守寡女人的生活，另一种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不过，程颐所言的“失节”并非专门针对女性，指的是古代男人的气节与骨气，正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捡黄豆”又会是守寡女人生活的全部吗?
很遗憾，我们极力探寻贞节牌坊旌表者的内心世界，但她们都没有留下自己的自白，甚至稍细腻一点的事迹。在男人主笔的传记、族谱中，妇女是被动地被记录，习惯性地缺位。
是什么令她们走上了贞节之路?这条路途又是怎样的呢?
遭遇夫亡，在嫁或不嫁之外，庙观也是古代寡妇的一个去处
据澧县余氏族谱记载，余罗氏夫亡之时正值29岁，汝城的袁为宪病故时，其妻朱氏刚25岁，她们都终生未再嫁。
其实，《汝城县志》载，有不少亡夫后的寡妇其实是可以从容改嫁的，因为“翁婆劝其嫁”、“叔伯嫁其出”等。尽管官府并没有禁止妇女改嫁，即在传统中国的正式制度中，国家并没有剥夺丧夫妇女的这项权利。但是，也有妇女在夫亡后，当其婆家劝其改嫁，一劝时恼怒，再劝则自尽，痛快地成了烈妇。还有更刚烈的：清咸丰九年，太平军自南杀入汝城，43名妇女在战乱中或“恐贼污投河自尽”，或因“夫从军亡自尽”，或因“夫被贼拿自杀”，她们都成了节妇。
相比之下，余罗氏、袁朱氏的贞节之路则要远得多。明代《皇明制书·吏部职掌》规定：“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受诰敕追夺，断罪离异。”她们丈夫获得的爵位或荣誉称号，在改嫁之后将被剥夺。此外，她们选择坚守贞节，应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余罗氏接管了丈夫的家业，有方圆达二十里的田地;袁朱氏则受到袁氏家族(为当地望族)的接济和保护。
如果优越的生活条件无法令余罗氏放弃改嫁，她也将遭受阻力。明朝天顺年间，一位五品官员娶再嫁之妇朱氏为妻，在事实上造成了女子失守贞节，被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明英宗竟直接干预，着令将其下狱审讯。这是来自该女子亡夫所在家族的压力，因为寡妇改嫁足以令其颜面扫地。
哪怕是到了1926年，汝城县土桥乡永安村18岁的姑娘何玉莲，由父母包办许配给附城乡上水车村朱俊德为妻，未及过门，朱俊德即患病去世。何玉莲父母却认为，一女不能嫁二夫，逼迫女儿缟衣素服，到朱家抱着灵牌成婚。何玉莲从此憔悴而殁。
改嫁并不是一条好出路，对于平常人家而言，守节的寡妇操持家计无疑会很艰难，她们会“看破红尘”，走向庙观则成了另一条活路。在何玉莲所在年代，仅安江的胜觉寺就接纳了50位半路出家的尼姑，凤凰县则有女庵76座，女尼达160多人。庙观，成了古代守寡妇女在坚守贞节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开始守寡，她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只是纯粹的女性
一位17岁出嫁，18岁守寡至80多岁，养育遗腹子成人，并最终儿孙满堂的老妇人，临终之前，召集各辈媳妇，诉说了坚守贞节的艰辛和难忍，劝说她们不要轻易守寡。——这是清代中期戏曲《谐铎》中的一则故事。
老妇人所称的“艰辛”和“难忍”究竟如何，在前文“捡黄豆”的故事中已有体现。与“捡黄豆”类似的，还有清代《志异续编》中的记载：一女子年轻守寡，每当夜深人静，将钱撒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等捡完了，人也累得筋疲力尽了，那时才得以躺下就寝。黑夜漫漫，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之下，着实难忍。
至于艰辛，即便是家境富足的余罗氏，为照顾老人也需要“日夜左右之，泊乎寝疾”。袁为宪之妻朱氏体会更为深切。一天，朱氏割下了身上的一块肉。此举的目的是给她的小姑配药医病。袁为宪在朱氏25岁时就已去世，两人只生活了7年，留下3岁的长子，及尚在吃奶的次子。强忍悲痛的朱氏发誓要抚育两个儿子，日忙外，夜忙内。白天为生计不辞劳苦，略通文字的她晚上还要辅导两个儿子挑灯夜读。朱氏出自名门望族，祖上为明代大学士朱英。在她看来，小姑有病，需时常服侍，为使之痊愈不惜割自己的肉，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余罗氏、袁朱氏等人所承受的“艰辛”是要多过“难忍”的。她们将儿子拉扯大，并使其博取功名，如余罗氏之子余曰亶为五品州官，刘来氏之子刘北梅官至户部主事;此外，节妇对上还得孝敬翁婆，养老送终，我们所见的贞节牌坊中有为数不少的，是以“节孝”名义建造的。
在贞节之路上，她们已然挑起了原本属于丈夫的、上养老下育儿的重担。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她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只是纯粹的女性。换言之，“寡妇门前是非多”，多数是存在于他人的臆想之中。
但是，她们的贞节之路依然漫长。
烈妇跑了百米冲刺，守15年的如中长跑，余罗氏则是马拉松
郴州北湖鲁塘，何氏家族在清光绪年间就申请建节坊，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获得准许。与之类似的，申建节坊的时间跨度短则数年，长的有十多年。一个主要原因是旌表者的守节没有获得官府的认可。
明代初期规定，表彰的贞节女子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30岁以前守节，至50岁不改嫁或50岁前身亡的节妇;二是没有结婚丈夫即死，为夫守节或绝食自尽的贞女;三是遭遇坏人守节致死、强奸不从致死，或者因为遭人调戏而自杀的女子;四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安全而献出生命的女子。
其中，二、三、四项的情况主要为以死守节，一项则为夫亡后不改嫁，若以时间长度作衡量，第一项的情形显然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到了清康熙朝，规定更为细化：只有30岁以前亡夫，至50岁以后完全守操者，守20年以上方可旌表。雍正元年又有了补充说明，30岁以前亡夫，超过40岁未满50岁而死亡，守节15年以上也可旌表。更重要的是，清朝还对“贞节”进行量的细分，即针对妇女守节的含金量不同，以守寡者年满15年、20年或30年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这些条条框框，严格地规范了节妇的评定标准。如果守节是一场与生命的赛跑，以时间长短为考量的标准则分出不同的赛制，“恐贼污投河自尽”的烈妇跑了百米冲刺，守15年的如中长跑，余罗氏则是马拉松。
但是，守节时长的节点并非贞节之路的终点。若其子女没有获得较高的成就，朝廷是不会准建牌坊的。她们或像余罗氏其子当上了五品州官，或经商致富，且对地方有些善举，才具有旌表、宣扬的社会意义。
作为清朝的一项制度，这套评估节妇的标准终止于辛亥年。然而仅三年后，袁世凯搬出了全新的《褒扬条例》：(1)节妇条件：守节年限从30岁以前到50岁以后。但年龄不到50岁而死亡的，守节年限达到6年的也可。(2)烈妇、烈女条件：凡是遇到强暴不从，导致死亡，或者羞愤自尽的，以及丈夫死后，自己也不想活，殉夫而死的。(3)贞女条件：守贞的年限要求与节妇相同。在夫家守贞死亡的，或者守贞没到规定的年限而死亡的，都算在内。
这是袁世凯在百般忙碌之中特意抽出两天三夜，独自斟酌，反复推敲出来的。只不过，在他死后，几房姨太太随迁天津大营门的袁宅，分门别户，之后各奔前程，袁家也就随之瓦解了。那些曾被灌输《褒扬条例》的姨太太们，终究没有一个为袁世凯去做节妇、烈女。
坚持走到贞节之路的终点，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在此次寻访期间，无论常德澧县的余氏族谱，还是郴州汝城的袁氏族谱，或是郴州北湖的何氏族谱，无一不记载有族中的节烈妇女。其中，以死殉节的妇女占有不小的篇幅，她们的传记虽短，关于殉节的死状却是翔实的，如“投水溺亡”、“上吊而死”等。无疑，这些殉节者的故事都是悲剧。这合乎一种流行的观点：每一座贞节牌坊的下面都有一个妇女在呻吟。
相比而言，余罗氏所说的“何坊焉(何必再建牌坊)”那番话，就更好理解了。她在守节数十年之后，终于看到了其子成就非凡，家业兴旺，建不建牌坊已经无所谓了。
在浏阳，涂刘氏的丈夫涂文绶24岁病逝后，过了长达33年的守寡生活。1895年，光绪皇帝特批涂氏族人为涂刘氏建立贞节牌坊。在建牌坊的同时，涂家还为老妇人修了一座大宅，并请湖南巡抚陈宝箴题写“操并松筠”的匾额。然而，刘老妇人硬是要把宅子命名为“锦绶堂”(苏维埃湖南省政府曾在此驻扎过)，一者丈夫被朝廷追授穿锦袍、佩绶带，再者丈夫名字中有“绶”字。锦绶堂就成了这位贞节妇女为纪念亡夫而建。在其心中，对丈夫的依恋毕生不渝。
作为被官府认可、并准许建坊的守节妇女，她们还将为家庭获得另一项特权。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这种奖励措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意义是非凡的。不少人家为了贪图荣利，甚至把寡妇的年纪更改，以符合被旌表的条件。这一造假之风曾一度流行，不然明宪宗不会在成化元年奏准：“如有夫亡时，年纪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
由此可见，寡妇坚持到贞节之路的终点，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进而使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数字
至清代，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名节妇、烈妇
据《汝城县志》记载，节烈妇女在宋元两朝各有一位，明代有二十位，清代则超过了三百位。而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节妇、烈妇”唐代只有五十一人，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明代三万六千人，至清代，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人。
湖南旧志中的贞节女子
平江有数可计、有地可查的“贞节牌坊”就有42处，有妻妾同为一夫守节的双节坊;有为未婚夫守贞不嫁的贞节坊。用匾额和文书旌表的就更多了，同治平江县志载共旌表烈女节妇773人。宜章旧县志《烈女传》中记载600多名贞节妇女，最小的13岁。泸溪县志记载，明代至民国初期节烈女子395人。凤凰厅续志卷15《烈女志》中记载：节妇157人，节烈5人，贞烈4人，贞孝7人，节孝7人，共180人。
“玉洁”“冰清”被踩在脚下，再立起来?
汝城太保第。在汝城，还存有很多这样的祠堂。据老人们说，曾经祠堂的周边大多有贞节牌坊，相对有实用功能的祠堂，贞节牌坊的存活率要低很多。
□撰文/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在辛亥前后，人们对贞节的不同实践，可谓是一个新旧更替时代有趣的观念摇摆，人们对贞节牌坊有质疑、反对、批判，也有支持。几十年后，物质上的牌坊在“破四旧”与经济建设大潮中则是拆之而后快，几乎毁灭殆尽。如今又开始保护与修缮。即使在短暂的100年里，贞节牌坊也有着不停反复的遭遇。破了又立，立了又破。
心理上的牌坊纠缠与反复
辛亥之后，摇摆的时代，有人以死守贞节，有人搏命求婚姻自由
1921年，已是民国十年，位于湘南的郴州北湖鲁塘镇村头村，何氏家族为李氏立起了一座节寿亭，实为贞节牌坊。此前，早在清光绪年间，何氏家族就已将立牌坊一事奏报朝廷。怎奈气数已尽的朝廷已无力顾及此事，至清朝灭亡，何家依然没有等到准许建坊的批文。
皇帝没有了，并没有阻止何家建坊的决心。不同的是，只能假托建坊一事得到了神仙“李铁大仙”的旨意。而建坊人的名单中，“高等学校毕业愚(女至)宝贤”的落款最夺人眼球。一者，她是位女性，再则是受了高等学校的新式教育。
辛亥之后，婚姻家庭改良和革命的声音十分响亮。胡适在“贞操问题”中说：“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是可以彻底研究，是可以反复讨论的。”但是，何宝贤在学校应该读过《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一类的文件。这是袁世凯于1914年颁布的。此前数月，袁世凯出台《褒扬条例》，发布节妇、烈女、贞女的标准。其时，正值妇女运动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一向以支持妇女参政为己任的《妇女时报》，专门重力发出一篇报道：孝感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朱友云，得知未婚夫生病后，一病不起。又听媒人说只有她嫁过去冲喜才有希望治愈，立即放弃学业，与病榻上的未婚夫草草成婚。半个月后，丈夫病情加重，不日死亡。朱友云先是以头撞地，欲死而不成，最后吞下一枚金戒指，追亡夫殉去。
对朱友云，《妇女时报》评论道：“朱烈女之死……是我中华古国对于世界上之光荣也……”照此说来，朱友云已不单是可以被其夫家立贞节牌坊，还能为“中华古国”争面子。
和朱友云所在孝感一样，当时的长沙城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阳街眼镜作坊老板的女儿赵五贞，由父母作主，许嫁柑子园古董店的吴凤林。赵五贞不愿意，与父母力争未果，出嫁之日，身藏剃刀在一片吹打声中，自杀于花轿。
不同的是，这种无视“贞节”的行为，并没有遭到一边倒的痛斥。其时，唐群英、张汉英更是在湖南掀起了女子解放运动，还出现了女子参政与青楼进化团。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则提倡男女平权，反对旧有礼教。
与何宝贤同样受着高等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位郴州女学生张舜华则完全不一样，她接触的马列主义，成为了汝城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这就是辛亥之后，笼罩在贞节牌坊之上的景象。《妇女时报》等报刊对其大量宣传、称颂，《湘江评论》则提倡男女平权，反对旧有礼教。朱友云以死守贞节，赵五贞搏命求婚姻自由。无形的贞节牌坊立了又破，破了又立，石头砌成的贞节牌坊表面静默无言，其实在挣扎。
物质上的牌坊崩塌与重建
“用一部东方红的拖拉机，绑住牌坊上的一根横梁，开足马力往前拉”
在郴州宜章黄沙堡镇堡城村,一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屋夹杂在砖楼之间。若要细看,显得较为特别。它的墙基都是用切割完整的大石块筑成。在其大门下的台阶，两块厚实的石板上有模糊的文字。水洗过后，仔细辨认，是“玉洁”、“冰清”两词。
“那么多人踩来走去的，又能不踩坏?”一位年约四十的蔡姓男子告诉我们，“也不是没有砖土，但有位教书先生说了，那座牌坊没什么用，不如拆掉，就把石板搞到墙底下了”。他所说的“那座牌坊”是一处贞节牌坊，其拆除的各石质构件被筑成了墙基。石材用于墙基，从坚实耐用的角度看，是不错的做法。
距此仅两百米远有另一座牌坊，有建于乾隆二年的蔡门黄氏贞节牌坊。它至今立在村口。不过，据村民介绍，它在那个年代也遭到拆除。大集体的生产年代，牌坊的石柱被立在一处深塘里，石板再覆其上，用于洗刷衣服。这是另一种实用主义做法。
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前一牌坊刻有的“玉洁”、“冰清”的两块石板，被当作了垫脚的台阶。换言之，进出生产队部的人们，都是把这两个词踩在脚下的，多数人是无暇顾及脚下的这两块石板的。
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是今天已成为“国保”、享受现代科技保护的余家牌坊，也曾横遭厄运。“用一部东方红的拖拉机，绑住牌坊上的一根横梁，开足马力往前拉”，余氏后人余解平介绍称，当时生产队计划要把余家牌坊推倒，可以多出几分田地。不过，余家牌坊凭其坚挺的身板并没有被“东方红”拉倒，只是被拉断了一根横梁。生产队决计要增派马力，但此时一位县里的干部出面，阻止了这场即将要升级的较量。
难以计数的贞节牌坊被彻底毁灭了。在郴州古城的一处老房宅门面上，“破旧”二字暗含曾有的荣光。这足以说明始于上世纪六十年的那项运动有多么地彻底。显然，贞节牌坊注定是“破四旧”极佳的目标。据汝城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民国版县志所载的47座贞节牌坊中，绝大多数都毁灭于“破四旧”之中。——平江、浏阳等地的情况，也极为相似。
这些数据多数源自“文革”之后的统计。省文物局老专家谢武经曾跑遍全省，“‘文革’之后，全省搞文物排查，每一处文物都要摸清底细”。在一份制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统计册中，有几处我们此次未曾实地寻访，如邵阳、隆回、新宁等地都有贞节牌坊，不知可安好。
在2013年4月完工的澧县余家牌坊临时性保护棚，堪称为其装上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一改一百多年来风吹日晒的局面，并且装有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可对其进行视频监控、文物本体测斜及温度湿度检测，这项工程总投资近96万元。
相比之下，作为“省保”的岳阳云溪刘来氏牌坊则难以享受如此高的待遇。据当地文物部门介绍，他们在对其进行加固、增加护栏等，平常如同保姆一样对其定期巡视——这是文物部门对贞节牌坊采取的最常见的保护措施。但还是深感力不从心，因为附近村民的保护意识并不强。
黄沙堡的蔡姓村民现今倒是对那两块“玉洁”、“冰清”石板格外留意了，“有人要打这些东西的主意，说是值几十万块钱”，据称，连同墙基里的石构件，有人希望能收集起来，再把这座贞节牌坊给组装起来。
他们眼中的“贞节”
岳阳云溪田坪刘来氏牌坊。
□采访/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约一百年前，胡适和鲁迅各自发表了《贞操问题》和《我之节操观》，26岁的毛泽东则在12天之内连发10篇评论。至今，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及解决之道。每个时代，对此都有不同的争议与理解。无论如何，“贞操”似乎将是我们永远谈论的主题之一。
湖湘地理：贞节牌坊是否只是在中国才有?
贺云翱：据我所知，“贞节牌坊”目前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未曾发现。这说明古代为“守贞”女性树立“贞节牌坊”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中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湖湘地理：但是，佛教的许多经典有禁欲守贞的宣导文字，基督教《圣经》中贞节和圣洁很受颂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有许多关于奖贞惩淫的说明。
贺云翱：在古代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确实存在比较普遍的“贞节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存在这类文字是事实，然而，这些都是宗教意义上的要求，与中国古代由政府主导的树表立坊、倡导“贞节”的社会行为有巨大差异。同时必须注意到，在三大宗教中，除了对女性有所要求外，对男性也有同样的要求，这与中国宋元以来把“贞节”只作为对女性的特殊要求有本质差别。
朱大可：贞节观是农业时代男权社会的产物。它仅仅针对女性。它在乡村老一辈人那里是根深蒂固的，但在都市青年群体中已经销声匿迹。世界各地的古代宗教，普遍鼓励贞操观，但对教外人士没有约束力，儒家社会的节律则是普适的，它要控制所有女人的欲望。
高建群：就大的层面来讲，贞节观源自农耕文明，游牧民族就不一样。比如，汉代的昭君在凶奴部落里改嫁了多次。
湖湘地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贞节牌坊?高建群：就建筑而言，贞节牌坊是大地上的历史遗存，它们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对妇女的贞节观，我们也不应持批判的态度。在传统社会里，妇女坚守贞节是值得敬畏的，有其积极意义。
蒋方舟：我觉得以贞节牌坊的形式，对女性的贞烈做出要求是男权制度对女性的愚蠢而过时的标准。另一方面，它的反面也并不意味着性解放，在国外，也有很多关于婚前守贞的教育和宣传，但这种“守贞”是男女适用的，是一种自我尊重和保护。
湖湘地理：作为文物，如何理解贞节牌坊的“文”和“物”?
贺云翱：作为历史文物，“贞节牌坊”是建筑物，有的上面还有文字、雕刻，具有特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也许，一定地区的贞节牌坊由于和特定的人群或人物有关，还具有情感的和纪念的文化意义，当地民众看重的更多的可能是牌坊的“文化”意义，而政府保护的则更偏重于常规的“文物”的价值。
我认为，落后的古代“贞节观”和物质的“贞节牌坊”是两回事，就如同我们打倒“封建王朝”但并不需要毁掉“古代皇宫”一样。“贞节牌坊”作为物质的创造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见证，包含着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它甚至也不是某一个“节妇”的证物，而是一个时代、一种落后文化、一种反人性行为的历史见证，它具有记录和批判人性丑恶的纪念碑式的意义。
湖湘地理：古代社会建贞节牌坊，并没有法律规定妇女不能改嫁。相反，贞节牌坊的旌表作用，能为妇女带来免除差役、社会救济等。这是否说明贞节牌坊具有奖励作用，而未有惩罚?
贺云翱：尽管我们不排除当时有的妇女之守节行为真的是出于对丈夫或男友的爱情，然而，从总体上说，单方面鼓吹女性守节并通过建立“贞节牌坊”而予以表彰弘扬，绝对是对女性心理与生理上的压迫和摧残，是非人道行为。统治阶级通过为“节妇烈女”家庭免除差役、出资立坊甚至提供一定的社会救济等，其目的只是为了吸引和麻痹更多的女性加入“节妇”行列，使之成为男性和统治阶级的奴隶，其本质恰恰就是打击、惩罚那些所谓“失节”的女性。
喻中：作为一种奖励性的正式法律制度，贞节牌坊的旌表并没有额外地剥夺丧夫妇女另嫁他人的正当权利，因而，不宜把它视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制度安排，不宜把它过分地妖魔化。(摘自其《比较法研究》2011年01期论文《贞节牌坊背后的制度信息》)
湖湘地理：建筑上的贞节牌坊已经远去，但精神上的贞节观是否还存在?
朱大可：当然存在。几年前上海某大学女子学院还在要求女生集体发贞操誓言，更有女研究生公开炫示处女证明。所有这些都能表明，贞节牌坊至今仍然是少数人的道德理想。
蒋方舟：仍然存在。现在人们仍然经常用贞洁与否来判断女孩的优劣。比如现在微博上有称呼“绿茶婊”之类，这种侮辱性的称呼背后就有对于贞洁的道德判断。还有人认为男人有很多交往对象是正常的，对女人来说却是不可原谅的。
贺云翱：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流，然而在就业、恋爱、家庭、离婚等方面妇女依然遭受歧视，有的男性还依赖权势、金钱玩弄女性。社会上包括女性在内，要么认为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尊贵，要么在正常的两性问题上总认为女性是吃亏的一方，一旦“失足”就成千古恨，而男性则是占便宜的一方，无论如何总是潇洒自如，社会上“处女”情结也广泛存在。这表明真正的“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未树立，国人心中的“贞节牌坊”一时还难以消除。
湖湘地理：贞节观在当下是否值得提倡?蒋方舟：我不觉得需要。“贞节观”本来就是一种不健康性观念的产物。
贺云翱：对于古代的“贞节牌坊”及其涉及的观念、政策、礼仪、社会作用等，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以详实的资料证明了它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没有必要去为之“翻案”。当然，要说明的是，我们反对古代不人道的“贞节观”，并不是说人类不需要对爱情的坚守和追求，我们提倡的是“男女平等”前提下共同遵守的“贞节观”和为人操守。
湖湘地理：那么，在社会规范日趋破碎的当下，贞节观又能为道德重构提供怎样的启示?
蒋方舟：道德建设是人为干涉和人性自由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人为干涉必须要有信仰，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的支撑。比如西方的守贞教育和基督教背景相关，强加到中国，反而鼓励了本土的男性沙文主义。一味进行道德训诫和树立楷模是无用的，关键是要找到具有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朱大可：用贞操观来拯救失陷的道德，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用磕头来拯救民俗一样，腐朽的道德观，不能成为现代道德重建的支柱。
湖南的贞节牌坊
湖湘地理：从全国来看，湖南的贞节牌坊有何特色?
刘叔华：这需要大量的实地考证，尚未有确切的结论。但据我在安徽看到的情况，安徽的很多牌坊是四柱一面的结构，而像湖南的余氏节坊、刘来氏节坊，都是六柱多面的，它们的结构更稳定、造形更丰满。
高建群：贞节牌坊在陕西、河南等文物大省并不多见，湖南和安徽、江西算是较为密集的地方。这主要是由于贞节牌坊兴起于宋代之后，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已南移。
专家简介
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
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高建群：陕派作家，所著《大平原》被评论为“乡土女性小说”
蒋方舟：八零后，女性，《新周刊》副主编
刘叔华：古建保护专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喻中：社会学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排名不分先后)
本期特刊资料来源：《明会典》《皇明制书》《志异续编》《清稗类钞》《古今图书集成》《道光礼部则例》光绪版《湖南通志》民国版《汝城县志》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胡适《贞操问题》鲁迅《我之节操观》澧县《余氏族谱》、汝城《袁氏族谱》毛静《乡土江右——牌坊下的女人》喻中《贞节牌坊背后的制度信息》
可以把那些古祠堂、古村落，跟贞节牌坊搭成个“套餐”玩
郴州，路过的村庄。
汝城上流村节孝坊。
余家牌坊精美的雕塑。
种种原因，此次所寻坊的贞节牌坊都在荒野，专程探访某一处是件极为累人的事儿。不过，它们的周边都有着不错的去处。
常德澧县“国保”余家牌坊，以其精美与独特的保护方式，可一看。它地处澧县车溪乡牌楼村，由S302至常德澧县境内的车溪乡后，可找一当地村民为向导，找到余家牌坊应不是难事。推荐在去之前，先去一下城头山古遗址，它与贞节牌坊同属一乡，相距约三十里(景区电话：0736-3316156)。它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当然，到澧县，清晨的米粉很诱人。那是正宗的常德米粉，近于一桌火锅，有大肉、有排骨，还有炸鱼等等，主角米粉最是爽滑劲道。对于爱喝的朋友，最诱人的则是早酒。
在岳阳云溪区坪田村，刘来氏牌坊在G107之侧，驾车路过的朋友不妨在坪田下高速，驱车五分钟，即可看到。
其实最佳去处是郴州。郴州的汝城、北湖区、宜章等地不仅有贞节牌坊，周边还有分散的古建筑群。尤其是我们一再抵达的汝城，以前因为交通不便而保存完好，屡屡出现在我们版面的古祠堂、古村落，以及那些军事遗迹等，因为岳临高速的贯通，更容易接近了，约4小时就可到那。
从某种角度，你可以将这些和贞节牌坊作为套餐：牌坊都在野外，而村落里的祠堂很是高大、空旷，适于乘凉。若赶巧，你甚至还能遇上人们在祠堂里操办宴席。--6月5日中午在汝城外沙乡外沙村的太保第，我们就被在此办寿宴的何闹琴一家热情地拉上酒桌，同事朱师傅酒不醉人人自醉了，与寿星相约再见。
像太保第一样，汝城的范氏家庙、陇西堂、叙伦堂、敦本堂、世美堂现今都是“国保”级祠堂。在平常，它们还是各家族休息、集会、设宴等的公共场所，生活气息浓郁。
距太保第四里处，有白石书院(为明代大学士朱英幼时读书处)，顺山而建，水清林绿，其内凿有一巨大山洞。就算是晌午时分，洞口依旧凉气逼人，是一避暑佳地。(文/邹伯科)
责编：张梅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