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并称民国“开国四杰”。这四杰中，后三位都是湖南人，他们具有不同个性，在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时，分别担当不同历史任务。黄兴，主要业绩为创共和，宋教仁主要功绩在建共和，蔡锷则在“护共和”上立有不世功勋——
创共和：黄兴大名足以鼓舞“创共和”的前行勇气
虽然黄兴像聚光灯一样，把自己的光辉全部投射到孙中山身上，甘心当一个配角，然而寡言重行的黄兴，反而愈显示出他的伟大人格。历史上，“孙黄”一直并举，“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绝佳搭配，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基础。
长沙文史专家梁小进评述黄兴说，孙中山有“十次革命”，即自1895年至1911年间，革命起义行动共计十次，最初两次由孙先生领导兴中会发动，而其后八次均由同盟会统筹，大都由长沙人黄兴主持。黄兴每役均在前线浴血奋战，虽屡战屡败，却愈战愈勇，这个敢战能战，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骡子”，在历史上享有崇高革命威望。
年轻历史学家谭伯牛说，他在翻阅《湘绮楼日记》时看到，武昌起义刚爆发，住在长沙营盘街的王闿运就在日记中记道：黄兴在汉口领军抗敌，截断河桥，王闿运认为“颇有布置”。
谭伯牛说，当时黄兴根本没有抵达武汉，传闻有误。这说明黄兴名声大，凭他的名声，就可振奋创建共和的士气。
黄兴在1911年10月24日才赶到上海，与宋教仁等化装成红十字会队员混杂于救伤队中乘轮船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其时，民军抵抗清军已超过半月。当时，武昌驻军协统黎元洪被举为湖北都督，非人心所望。当黎元洪听到黄兴、宋教仁即将来武昌，即派多人肩扛“黄兴到”三字高脚牌分途游行街市，全城居民听到“革命实行家”到达，大鸣鞭炮表示欢迎，民心士气大振。有民众自发制作三面书有“黄”字的大旗，分别竖立在黄鹤楼、龟山、新市场上空。
因武器及民军的训练程度远不及袁世凯军队，黄兴在汉口汉阳两地，且战且守，苦斗一整月，幸亏武昌首义重地并未动摇。在一月当中，全国十余省份，先后独立，清廷就在“墙倒众人推”中，眼睁睁看着民国创立。
在民国创立的这一过程中，黄兴倾尽全力拥戴孙中山、努力维持全国性革命团体同盟会的运行，无役不与、舍身忘死参加武装斗争，在民国创立大业上，可谓“一身系其成败”，黄兴与孙中山，并称“开国二杰”，章士钊挽黄兴联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谓允当评价。
建共和：宋教仁以行动促进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正轨
辛亥革命，不只是推翻和打倒近300年的满清政府、近3000年的封建帝制，即告胜利完成，它还有建设一个完全的共和国的任务要完成。
1905年前后，宋教仁在留学日本时，即前瞻性地看到：“满清脆弱，终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长沙文史专家梁小进说，此时，他就已经决心“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抵达日本，他本来想要报考军事学校，但基于这一前瞻性的思考，他所进入的学校为东京法政大学，专门学习政治与法律，并大量阅读各类报刊书籍，广泛研究西方的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先后翻译了日、英、美、法、俄、德等国政治、财政、司法等各项制度的文章，从而增进了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
武昌起义后，肇建民国共和政体是人心所向，但如何构建共和的政体，绘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蓝图，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崭新课题，而此时全国有此能力的似乎只有宋教仁一人。
1911年11月9日， 湖北军政府颁布的《鄂州约法》就出自宋教仁之手。这是一部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宪法，初步勾画了共和国制度设计的蓝图。
梁小进说，在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并且也只有他有此能力担当起这个重任。
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日将就任民国大总统之时，宋教仁坚持倡言以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的野心，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大体接纳了宋的意见。8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合并为国民党，并任理事、代理理事长，准备参与国会选举。他称“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不敢不为。”随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进入高潮，在宋教仁领导下，国民党得票总数为329席，大获全胜。鼓吹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的宋教仁，已做好当内阁总理的准备。但1913年3月20日夜10时45分，在上海北火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倒在血泊中，这位想“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正轨”的湖南人，在32岁时，生命戛然而止，为宪法，为共和流下“第一滴血”。
梁小进称，国内对于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黄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湖南和湖北两地，蔡锷的研究以云南为主。而宋教仁的研究则在上海。本月19日，宋教仁老家将举行宋教仁研讨会。
护共和：12月25日曾是蔡锷纪念日
历史学家吴相湘著文说：在过去，每年12月25日，国人都要集会纪念蔡锷的护国义举。因为没有蔡锷的举动，大家都已经是洪宪帝制的臣民，共和国体因蔡锷的南天举帜而保存、延续，帝制永不再发生于中国。
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在此之前的一月，蔡锷已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住在共立医院。几乎就在袁世凯接受帝位之时，蔡锷已经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转香港，经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云南昆明，12月21日与唐继尧、李烈钧会议，先致电袁世凯限“即日取消帝制”，袁世凯不应。蔡锷等人乃在12月25日，组建护国军出师讨袁。
梁小进说：蔡锷的出逃，并不像电影、小说中所述有小凤仙依依不舍的相送。但蔡锷在云南振臂一呼，却是山鸣谷应，最初是进步党全力支持，接着同盟会旧同志大声呼应，很快全国就形成讨袁联合阵线。不喜欢袁世凯的日本人推波助澜，在北京的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抢先宣传云南独立的消息，蔡锷“为国民争人格而战”，一时，全国无人不知，而众多睡梦中的中国人也由此明辨是非。次年，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羞辱中去世。而同年11月8日，蔡锷因喉疾病逝于福冈医院，时年34岁。
在蔡锷去世前八日，另一位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则因胃出血逝世于上海，终年42岁。
蔡锷和黄兴于次年4月先后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时下的电视荧屏上，《辛亥革命》、《护国军魂传奇》等一大批辛亥革命电视剧在热播中。
整整一百年前，一大批优秀湖湘儿女投身到这场用鲜血播撒和灌沃“共和”种子的辛亥革命中。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时值壮年的黄兴、蔡锷等湖湘志士却已离去，于是就有人假设历史——
假如黄兴蔡锷不死
文/任大猛
在黄兴蔡锷墓前，谒拜者提得最多的问题
在黄兴蔡锷墓前，麓山景区的文史工作者胡滔滔听得最多的问题是：假如黄兴蔡锷不死，当时的中国会不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从9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麓山景区的胡滔滔显得有些忙碌，各地的媒体和一些特殊接待，需要他带路，去寻访岳麓山上众多辛亥革命英烈的坟茔。
当一些满腹学问的学者，肃立在黄兴和蔡锷墓前时，胡滔滔听他们在墓地念叨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假如黄兴蔡锷不死，当时的中国会不会变得更好。
此际，岳麓山已进入深秋，蔡锷、黄兴墓旁的青枫，开始泛红，他们的话语，让满山的树林，有风时萧萧，无风时亦萧萧。
胡滔滔说，他们的问题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而黄兴蔡锷正当壮岁离开历史的舞台，躺在这座美丽的山中长眠，让人直到今天仍感痛惜。
黄兴创建民国，蔡锷使帝制永不发生在中国
胡滔滔介绍，湖湘人物在辛亥革命中居功伟大，历史学家吴相湘就高度评价黄兴、蔡锷。
吴相湘说：黄兴与孙中山，同被尊称“开国二元勋”，“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珠联璧合，实为辛亥革命成功基础。黄多次主持武装起义，愈战愈勇，视死如归，不仅为光明磊落的英雄，更是公诚笃实君子。谦让无争美德，并世无两。既以身作则诚恳拥护孙先生，复本宽豁大度，披肝沥胆，涵盖党人歧见。同盟会悲欢离合，终能完成创立民国大业，黄兴实一身系其成。民国建立以后，功成不居，不讲毁誉之道德，为国人楷模。
吴相湘认为蔡锷是二十世纪初叶对于中国军队最具良好影响的人物。真正以身作则，实践不私权利，赤心为国，表现出军人卓立于社会之上的抱负，1915年，在云南发起护国军，振臂高呼“为国民争人格而战!”终以揭穿袁世凯假造民意自称洪宪皇帝丑剧的真相，蔡赢得了“掌握中华民国兴废绝续关键人物”的崇高历史荣誉，事实上确实由于蔡锷的壮举，共和国的民主幼芽才得以继续生长，君主专制也从此永绝于中国政治舞台。
岳麓山藏着一部辛亥革命史，今天在纪念那些为共和献身的先驱时，应当正确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胡滔滔说。
假如黄兴蔡锷不死，国家或许早已统一
其实，就在1917年4月13日和15日，蔡锷和黄兴分别国葬岳麓山，人们痛惜黄兴42岁、蔡锷34岁壮年逝世时，当时的报纸就曾有人提出“假如黄兴蔡锷不死”的历史假设，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湖南省长赵恒惕也曾说过，假如黄兴、蔡锷不死，湖南和中国的局面也许会更好，赵恒惕为此特别引用经典诗文，写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八个大字，以此怀念身系国家安危的黄兴蔡锷。
在张益弘的《创建民国与湖南精神》一书中也提到假如黄兴蔡锷不死的话题。
张益弘说：黄、蔡二先生不仅是湖南精神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革命的典型。
黄克强先生幼习儒学，夙通经史，早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湖南先贤思想影响之下，便成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才德学识足以与他相比，而同有功于民国，堪称“民主共和之保姆者”，只有蔡松坡先生一人。
黄蔡二先生不仅是湖南精神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革命的典型。他们勇敢奋斗的精神和爱国爱民的热诚，有如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的。史称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为意大利民族复兴中的三杰。惟民国初年的孙、黄、蔡三先生足以与之媲美。
惜乎，天不假年，黄蔡二先生在讨袁护国成功之后，相继去世，独赖孙先生一人撑持混乱的局面。在民国五年(1916年)至十五年(1926年)之间，假如黄、蔡二先生不死，与孙先生携手合作，共同奋斗，则国内或许早已统一。没有黑暗的军阀混战，无须有北伐之劳，因为当时国内的军人，至少在南方各省，如两湖、两广及云、贵、川、赣、皖等之拥兵据地者，多是黄、蔡二先生的同志和旧属，以他们两人的声望和情感去协调领导，必易于精诚团结。如果南方团结造成了统一的基础，然后再与北方奋斗，或用兵力，或从议会进行，或以私谊疏导，当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周震麟先生曾说1906年黄兴自美国回国后，在上海与孙先生相见，晤谈甚欢。“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黄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1916年10月31日赍志以逝，孙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即可证明。
黄先生逝世后七日，蔡先生也因喉病在日本逝世，孙先生一人在国内领导，成了孤军奋斗的形势。那时各省军人对孙先生的情感，不及黄、蔡二先生之深，如孙先生自己所说：“他们谓：余之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惑焉?“因此从1906年到1923年之间，孙先生虽奋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挠，护法事业凡三波折……前后六载，国家损失不为不重，人民牺牲不为大。”
在1923年以前，国家如能统一，自立足以自强，积累十余年的国力此后或许不会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不会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八年抗战，日本军国主义不致乘虚而起侵略中国，造成空前未有的国难。假如黄蔡二先生不死，能辅助孙先生早日完成国家的统一，使国内建设较有基础，则中国早强，不致有外患之难，中国也许在上世纪会少些国家动荡风雨飘摇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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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