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孙子回忆其父鲜见故事 做蜂窝煤的就是他

2009-08-17 09:41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张祥 实习生王慧] [编辑: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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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民。图/记者赵尚渝

  

  黄兴与大儿子黄一欧合影。资料图片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父亲黄一欧,因为关于他的史料非常少。1981年父亲去世前再三告诫我:“不要写爷爷黄兴的事情,也不要写我的事情,将来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历史,自然会有公论。”我现在讲出来,是觉得历史属于所有人,应该被大家了解。

  父亲加入同盟会时只有15岁,是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1910年至1911年间,父亲奉爷爷之命,在日本、香港之间来回奔走搞联络工作,为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做准备。父亲的日语很好,后来,他通过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并冒充宫崎寅藏的家属宫崎龙介,将武器安全运到香港。

  抗日战争时,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横和不抵抗政策,1943年,父亲以生病为借口回到湖南老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省党部派人劝他出山,父亲坚决不同意:“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民怨沸腾,败势已定。”

  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三次派人到我家找我父亲,想把他带到台湾去。我父亲带着我妈妈躲起来,让我一个人在家,国民党的人进来时,我说:“我爸爸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就这样推掉了蒋介石的邀请。

  解放长沙时,我父亲提出“不能打,不能走,只能和”。不敢说他对程潜、陈明仁领衔起义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但至少我父亲是支持起义的。

  之后,我父亲就默默无闻了,这些事情他从不对人讲,所以这6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

  解放后,父亲担任了政府的一些职务,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民生上。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好,政治环境也不开化,我父亲提出“节制人制、健全法制”,结果被要求写检讨。父亲准备了很多检讨书,我在家帮他誊写检讨书写得手都疼了。

  父亲很关注百姓生活上的事。以前人们都是烧散煤,烧起来尽是烟,火也不旺。我父亲第一个引进机制煤,自己开了个“原力煤球厂”当实验室,也搞蜂窝煤销售。他常常一个人闷在实验室里学着做煤,学会后就带着机器跑到大街上,现场教人们怎么做和怎么使用蜂窝煤,后来,这项技术也就被推广出去了。谁都不知道,这个教人家做煤的小老头,其实就是黄兴的长子黄一欧。

  父亲曾把散落四处的“辛亥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辛亥同志会”,自己掏钱救济他们的生活。后来,辛亥同志会办了个小学,叫烈士祠小学,这个小学后来被收归国有。

  我父亲喜欢打一种叫“争上游”的扑克牌,他的生活哲理和打牌一样,甘愿做“下游”。我母亲比较好强,打牌时如果被人抢了上游,就会发脾气,我父亲总是故意输分给她。我们一起打牌,他就暗示要我让着母亲。父亲输了牌,却高兴得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父亲在政协工作时,有一个加工资的名额,但候选人有两个,领导在我父亲和另一个人中间很难选,但更倾向于我父亲,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时,父亲笑着说:“那就把名额劈开,他加一半我也一半算了。”后来就这样办了,领导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父亲生活上没有贪欲,他曾对我说:“国外我还是认识一些人的,如果我想去东南亚住上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到外面去,一大家人住一间半房子,这套房子由人家房子的过道改成的。我姑姑一家从美国回来,家里住不下,政府想帮我父亲安排一套新住房,父亲说:“不必了,不让他们住回来就是,让他们住到外面去。”

  “无我,笃实”,这是爷爷黄兴对他个人的训诫,我父亲把它当作家训教育我们,他临终前交代身后事都这样讲:“我死后不要去麻烦政府,将来把我和你母亲埋在一起,墓碑上只要写上我和你母亲的名字,不要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历史自有公断,我的事情,就让外界评说去吧。”

  长沙城躲避空袭开夜市 红色政权建立后,老百姓提出新希望 

  解放初期的长沙司门口。街两边的店铺招牌“太平洋百货庄”、“中国内衣百货……”字样还清晰可见。资料图片

  一般工人的希望:

  我们要有工可做,希望不再闹失业。

  我们希望不再受资方的剥削,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

  一般商人的希望:我们希望不会失业。我们希望没有一切苛捐杂税。

      一般学生的希望:过去受压迫、约束,使我们没有接受一切新的知识的自由,这是一个大的仇恨……铲除贵族化的教育,让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一般妇女的希望:希望能在人民的政府领导下,绝对平等。妇女有参政的机会。妇女有加入到各种工作团体去的机会。拥护一夫一妻制,铲除过去多妻的毒瘤。

  ——这是长沙旧报《小春秋》1949年8月10日头版刊发的记者调查,标题是《人民在迎解运动中对新社会的新希望》。

  红色政权的建立,给了人们无限憧憬。

  1949年8月10日至16日,新政权在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已初见成效,政权交接、物价平抑、通讯交通恢复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然而,这一切并非风平浪静。其一,基于社会大体平稳过渡的考虑,旧的社会生活秩序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普通百姓的愿景一时难以实现。其二,国民党政府仍在顽抗,不断派出飞机侵扰,空投炸弹、散发传单、蛊惑原第一兵团的起义部队“弃暗投明”……8月10日,湖南《中央日报》报道,“昨本市两次发布警报”、“株洲湘潭匪机又投弹”,次日,该报又报道,“匪机一架昨侵入本市上空”……

  受空袭等因素影响,长沙商店、工厂大多歇业,午市基本陷入停滞状态。交通虽已逐步恢复,但运输仍存危险。8月11日《小春秋》报道,为尽快复业,阻于芜湖及屯溪等地的货物需尽快运出,当货船“华一”号泊于荻港时,被国民党战机击中,货船失事,损失棉纱、百货等物资共千余件。8月14日《小春秋》报道,解放前,长沙美资煤油公司从广州运油到长沙,并集中派货给各经销单位,现在,受战争及封锁影响,该公司无法从广州进油,长沙煤油顿告缺乏。

  尽管困难重重,但长沙各界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8月11日,《小春秋》刊发长沙市总工会通告。该通告说,解放后,反动政府仍用空军威胁滥炸人民,各商店工厂大多歇业,妨害国计民生,长沙市总工会为谋恢复市场经济、迎接解放起见,除一面敦促各厂复工外,另请各商店、工厂一律开市复工,为了日间躲避空袭,每日下午6时起复工。

  当天,湖南《中央日报》采访了民防司令部苏副司令,对方表示,因机场无照明设备,飞机起落颇多危险,故夜袭可能性极小。因此,工厂可以开夜工,商店可以开夜市,许多工作都可以集中到晚上来做。

  通讯恢复方面,《小春秋》报道,省公路局电讯设备在白崇禧统治湖南时期,受到很大的损害,自白崇禧被迫率部逃到湘南以后,电话被国民党残匪控制了、破坏了,电台也被他们监视了,“是人民坚守岗位、努力工作,才使得长沙至湘潭、长沙至东屯渡的两条电话线很快恢复了”。通信方面,8月12日《小春秋》报道,“现值空袭频仍,市民多赶避郊外,本市邮局为适应公众需要,已于昨日起将营业时间延长至下午九时,以便于公众于躲避空袭归来后,交寄信件”。

  轰炸频繁,也给各医院带来了压力。8月11日,《小春秋》在《长沙划作四个救护区》一文中介绍,迎解联与医教联为应付匪机骚扰,将本市划分为四个救护区,各区分别设医疗队、主持队、协助队等。 实习生肖哲真 记者徐海瑞

  [本周综述·1949年8月10日至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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