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志宏
我的床头，静静躺着一本《我与地坛》。它不像一本书，更像一位竹马之交，不言不语，却从未离席。几次迁居，书架上许多旧书都被忍痛舍弃，唯独它始终守着枕侧那方寸之地。
我与史铁生的相遇，始于初中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开篇那句至今难忘：“我插队的时候，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放过牛。”那是我第一次读到史铁生的名字，那篇文章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放牛老汉叼着旱烟袋唱信天游的样子，苍凉又倔强，像陕北干冽冽的风。
再次与史铁生相遇，已是多年以后。彼时我已褪去学生的青涩。一个深秋的夜，我翻开新购的《我与地坛》，本以为不过是平常的随意消遣，没想到那晚再也没能合上书页。
“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最狂妄的年龄，不正是我如今的年纪吗？史铁生在二十一岁上失去了双腿，而我正为前路惶惑，为伊人无眠。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腿好好的，温热，有知觉。羞愧骤然漫上来，我为之辗转的那些事，在他所背负的命运面前，轻如灰烬。
写母亲的那一部分，字字如针。史铁生落笔冷静：“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只说“加倍”，就这两个字，沉得像山，从纸面上缓缓压过来。他写自己摇着轮椅去地坛，把母亲独自留在家里揪心：“她来找我，又不敢叫我，只要看见我还好好地坐在园子里，就悄悄转身回去。”读到此处，我猛然意识到，每次我离家奔赴所谓的前程时，母亲大约也是这样的，想挽留，又怕耽误我，想多问几句，又欲言又止。她站在门口的身影，一年比一年矮小。
而史铁生更大的痛悔在于，他拿起笔的初衷之一，是“为了让母亲骄傲”。可等他终于用笔撞开一条路时，母亲已经不在了。那个曾“情愿截瘫的是自己”的母亲，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那晚我蜷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我的母亲与史铁生的母亲，两个身影在黑暗中叠在一起，久久不散。
工作多年后，我有了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办完公事那个下午，我哪里也没去，一个人直奔地坛公园。地坛早已不是史铁生笔下的地坛了。围墙新刷了红漆，栏杆锃亮，公园里苍松翠柏，生机盎然。游客络绎不绝，广播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小卖部在卖烤肠和冰可乐。我站在广场上，一时恍惚，这就是那个“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园子么？
我找了个长椅坐下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史铁生轮椅留下的车辙还在吗？又怎么可能还在呢？更何况，史铁生笔下的车辙从来不只是物理印痕。他说：“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车辙和脚印重叠在一起，印在时间里，印在文字里，印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我跑到地坛来找车辙，却忘了最珍贵的车辙早已被我带在了身上。
太阳快落山时，我绕到了一个偏僻角落。我看到一棵国槐，树冠如盖，枝干虬曲，树干有个巨大的树疤。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两行字：“树木认领人：余华的朋友铁生”。
余华、史铁生、朋友。这三个词让我愣了很久。铁牌上的字如此寻常，可“余华的朋友”这个定语，在那一刻却格外真切动人。我忽然想起余华说过，史铁生是他们一群朋友里的“守门员”，因为坐着轮椅跑不动，就守在大门口。朋友们只管往前冲，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他。他的朋友们从不把他当病人看，这让他觉得轻松而自由。余华是那个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朋友史铁生”的人，是那个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会在树上写下“我的朋友”的人。
我伸手摸了摸那块牌子，指尖触到的刹那，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暖意。余华和史铁生，一个仍在世间写作，一个已离开多年，但在这棵国槐身上，他们重新挨在了一起。树木年年生发，春天抽芽，夏天浓荫，秋天叶落，冬天只剩枝干戳着天空。它替一个不在场的人站在那里，替一个名字见证着人世的继续。
我在那棵树下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满树的叶子哗哗地响，眼前出现一条史铁生用车辙和脚印铺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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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