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54岁时留影。
张小华
1923至1924年军阀割据、时局动荡，是梁启超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他立宪救国的政治理想彻底落空；虽执教清华国学院潜心治学，讲课形成了书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仍难掩内心落寞。恰逢家中遭逢变故，夫人李蕙仙久病缠身，最终溘然长逝，丧妻之痛锥心刻骨，又值爱子远游。家国飘摇、事业受挫、家庭变故三重打击，他“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
万般苦痛无以排遣之际，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闭门翻遍了宋词，把不同词人、不同词牌里的句子拆出来，再重新拼成一副副对联。正是在这种苦楚中，梁启超用集句的方式，为自己开了一剂“词中方剂”。
伤心时节，以联自愈
梁启超前后集了二三百副词联，最后录存下三十九副，收在一篇题为《苦痛中的小玩意儿》的文章里。
他写道：“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粗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著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他几乎被压垮。在病榻旁边，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下来，拿些什么消遣。于是，“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惟一的伴侣。”翻开这些书，他一句一句地找，一字一字地拼，“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做对联闹着玩”。
这么做是为了“在伤心时节寻些消遣”，集成有二三百副之多。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是消遣，是梁启超的自救。
集词联，就是把古人现成的句子重新组合，既要保留原句的美感，又要赋予全新的意思。这比从零开始写一副对联更难——手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能自己造词，只能在已有的句子里腾挪变化，还要做到对仗工整、意境贯通。
梁启超做到了，而且做得极好。
我们来看几副他自认为“惬意”的作品。
第一副：
春瘦三分，轻阴便成雨；
月明千里，高处不胜寒。
上联写春寒料峭中淡淡的愁，下联转入孤高自处的冷清。“高处不胜寒”是苏轼的名句，放在这里，不只是在说天气，更是在说自己的处境——那段时间，梁启超因为政见遭到各方指责，确实“高处不胜寒”。
第二副：
独上西楼，天淡银河垂地；
高斟北斗，酒酣鼻息如雷。
李后主的“独上西楼”本是孤寂落寞，但接上化用于张于湖的“细斟北斗”，刘克庄的“饮酣画鼓如雷”，落寞里突然生出一股豪气。
第三副：
满地横斜，梅花政自不恶；
一春憔悴，杜鹃欲劝谁归。
梅花象征坚守，杜鹃催人归去。辛弃疾的《汉宫春·行李溪头》和《新荷叶·和赵德庄韵》这两句放在一起，暗含着梁启超面对外界压力时的内心挣扎——是退，还是留？他的答案是：梅花“不恶”，我还是不走。
这些联语中出现的“轻阴”“憔悴”等情态意象，与他笔下“风雪蔽天，生人道尽”的现实处境相对应。他把说不出口的苦，嵌进了宋词旧句里。
赠人联语，写尽神采
三十九副联中，有两副是专门送给朋友的，梁启超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这副联集合了吴文英、姜夔、辛弃疾等六个人的词句。梁启超解释说，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附带记录了他的故事——徐志摩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又爱在海棠花下通宵作诗。把古人的句子这样一拼，活脱脱画出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剪影。
另一副赠好友蹇季常：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
蹇季常（1876年—1930年），名蹇念益，字季常，贵州遵义老城人，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财政专家与文化活动家。他好酒，好到把腿都喝坏了，朋友戏称他“跛蹇”。梁启超说，只要是蹇季常的朋友看到这副联，都会拍案叫绝，因为它“能把他的心绪全盘描出”。
这两副联之所以好，不只是对仗工整，更是因为“切人”——字字句句都贴着人物的性格和故事写，换给任何别人都不行。
宋词作引，择人成方
梁启超的三十九副联，涉及词人约六十位。用得最多的是姜夔（18处），其次是辛弃疾（14处），第三是苏轼和吴文英（各9处）。
这个排名不是随机的，背后是他一以贯之的词学取向。
一般人把姜夔（号白石道人）归为婉约派，但梁启超不这么看。他说：“苏辛同派，向来词家都已公认，我觉得白石也是这一路，他的好处不在微词，而在壮采。”在他眼里，姜夔的词气象壮阔。
这种偏好也体现在他自己的词作里。梁启超写的词，大多慷慨悲壮，比如在甲午战争后填的《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豪放中带着苍凉，是辛弃疾、苏轼一路。
但他也不排斥婉约。早年受常州词派影响，他写了不少清丽缠绵的词，所以在集联中同样用了吴文英、周邦彦的句子。
可以说，这三十九副联既展现了他“词学成绩”，也记录着他的情感波动。
戏说消遣，实寄深衷
梁启超把自己的集联叫作“小玩意儿”，这个说法后来引发了不少争议。
一方面，他确实把集联当成一种消遣。当时，白话文运动正如火如荼，知识界号召建设平易的国民文学。因此，梁启超说，“骈俪对偶之文，近来颇为青年文学家所排斥，我也表相当的同意。”但是，“我以为爱美的人，殊不必先横一成见，一定是丹非素，徒削减自己娱乐的领土。”对联的天地，被他称为“娱乐的领土”。
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将对联归入“文学”范畴，说：“以我国文字的构造，结果当然要产生这种文学，而这种文学，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无限美感。”
这种矛盾的态度，对后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好的一面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更多人开始认真看待对联。在他之后，刘大白、陈子展、程千帆等学者都曾讨论对联的文体地位，逐渐把它从“末技”提升到文学史应有的位置。
不好的一面是，“小玩意儿”“附庸之附庸”这些说法，也被反复引用，成了对联地位不高的一种“口实”。程千帆曾批评说，对联被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
其实，梁启超并非真的轻视对联。他只是用一种自谦甚至自嘲的口吻，在特定的心境下谈论自己的创作。一个真正看不起对联的人，不会在妻子病榻前、身心交瘁时，还花那么多工夫去集二三百副联。
回过头看，梁启超的“小玩意儿”一点也不小。
它是一个人在极端困境中的自救——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与现实的相处方式；不能消除痛苦，就把痛苦转化为可以把玩的文字。
这种能力，中国古人叫“发愤以抒情”，今天的人叫“艺术治疗”。无论叫什么，道理是一样的：当生活把你逼到墙角，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件值得专注的、美好的小事，让自己撑下去？
梁启超找到了。他用宋词的旧句子，说出了自己的新心事。那些破碎的词句，被他一片一片拼成了一副副工整的对联，也拼出了一片精神的自留地。
正如他自己所说：“虽是借用旧的躯壳，须赋予新的生命。”
这句话，不只是在说集联，也是在说一种人生态度。
（作者系豫章师范学院教授，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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