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禄丰。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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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禄丰，知名历史作家、长郡中学历史教师，长期深耕湖湘文化与中国近代史，著有《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平天下：曾国藩的暮年雄心》《通天血路：太平天国往事》《印心石在：陶澍的实学与实行》等多部畅销历史作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近年来，历史作家周禄丰深耕近代史与湖湘文化，还原曾国藩、陶澍等历史人物的鲜活面貌，解读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复杂历史。通过史料，走近历史人物，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些更为丰茂的东西——那便是对“人”本身的认知。“被骗子骗走巨款，看相走眼的曾国藩，其实远比成功学书籍里那个古怪的奋斗狂人亲切，也远比官场学书籍里那个算无遗策的老权奸可爱。”（《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
在写作之外，周禄丰是一位高中历史教师。他每年站在中学历史讲台上，迎接一张张青春且好奇的面庞。
每隔一段时间，“文科无用论”都会引发讨论。而现在纵观全球，文科教育正处在一场广泛的危机之中——大学专业裁撤、缩招，所学难以变现、就业困难，新技术焦虑……
自从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以来，传统“大文综”已经成为过去式。“文科生”的称呼，更多指选择了历史类学科的学生。作为历史教师，也作为一位从“工”转“文”的“前辈”，周禄丰与我们畅谈历史研究的“去魅”之道，剖析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探讨人文之学的“无用之用”，以及人生选择中的理想与现实。
研究历史人物，预先不要投入感情
湘江副刊：跟一个历史人物亲近，窍门在哪里？
周禄丰：我觉得我们看历史人物时，不要对他抱有感情。比如我写曾国藩中年的时候，写了他做过很多不理智的事情。恰恰是因为研究的时候，对他完全不投入感情，才会有这样的写法。如果预先投入了感情，比如不管喜不喜欢他的政治立场，都承认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再去看他的行为，你可能就会自动给他脑补：这么做就是对的。
之前解读曾国藩中年做的事，认为他每个行为背后都有深意、合情合理。但我冷静下来去看史料的时候就在想：虽然曾国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否代表他当年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合理的？有了这种想法再回头看，就会发现，曾国藩早年那些事，很可能就是冲动。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新的东西：原来曾国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和成长过程。
湘江副刊：您说，恰恰是湖南人不那么擅长应试读书，科举成绩没那么好，反而能在军中建功立业；但湘军中有不少读书人。这里面是否有点矛盾？
周禄丰：我们要把读书做学问和读书考试分开。古代读书人其实有三套学问：一套是做八股文、应付科举考试；一套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还有一套是纯粹的学术。能考上状元的人，学术水平不一定最高。比如二程、朱熹这些大学者，都不是状元。至于经世致用的学问，更考验你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力。
我说湖南人当时科举不行，指的是他们不太会做八股文。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湖南这边传承不够；二是和当时湖南的经济有关。明清时期科举最厉害的是江苏，一是有先发优势，前辈考得好，经验能传给后辈；二是经济发达，可以请到好老师，还能让读书人脱产读书，家族全力支持，不用操心别的。
湖南当时科举成绩一直不太好，整个地区都缺少经验，加上经济不佳，很多士子没办法完全脱产读书，还要兼顾家里的事。这反而成了一个好处：湖南的读书人社会实践机会比较多。遇到战争以后，很多人讲的经世致用还是停留在书本上，无非是从读学术书，改成读行政、实务类的书。但湖南的书生很多参与过经营管理，甚至参与过地方事务，他们的经世致用是实打实的。
湘江副刊：您既写湘军，又写太平天国。通过研究写作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新的东西？
周禄丰：其实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本来就两边都可以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也会写湘军史，写曾国藩、左宗棠。这是对同一段历史，两个不同角度的叙事。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不同视角去看历史，尽量少把个人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写一个人的传记，不代表要全身心去爱这个历史人物；写湘军，也不是看不到太平天国那一方的客观之处。
湘江副刊：您对骆秉章评价也很高。
周禄丰：骆秉章对湘军的组建做了很多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容易参考的史料，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湖南人物的记述，他们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骆秉章不是湖南人，他的光芒就被掩盖了。今天我们更全面地看待那段历史，就不能忽略他的贡献。
甚至过去一直被视为腐朽、没战斗力的江南大营清军，看李秀成的回忆录和当时的一些战报，会发现他们打仗并不差。因为我们过去研究这段历史，多以湘军统帅的书信、日记、奏折为主体，对不是湖南人、不在湘军体系里的人，评价往往不够公正。他们把敌人说得很厉害，以此衬托自己更厉害，但很容易把和自己有资源竞争的同代人的功绩轻轻带过。所以像骆秉章这样的人物，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湘江副刊：您研究陶澍也是因为他的贡献被忽视吗？
周禄丰：我研究他，主要是觉得从王夫之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间，缺少一个传承和过渡。前面是学者，后面是官员、实践者，从“学术”到“实践”需要一个转化，我认为陶澍就是那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是湖湘文化从学术走向政治军事实践的里程碑。
陶澍值得发掘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我对自己现有的研究并不太满意。一是他的日记失传了，他的很多人生经历、内心世界没法深挖；二是他的奏折、书信收集得还不够全面。如果军机处等档案能进一步整理出来，我们对他的认识会更深。我不擅长整理档案，我的特长是解读档案，所以等新史料出来，我会再继续做研究。
湖湘文化偏爱思考超越性的命题
湘江副刊：您为什么会特别聚焦晚清这段历史？
周禄丰：晚清离现代比较近，关注度高，还涉及现代化这个重要命题。另外，近代湖南人在近代史上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在湖南做这段研究，本身就有优势：史料多、遗迹多，更容易理解那一代湖湘人物的精神世界。
湘江副刊：您觉得湖湘文化是一种文化想象吗？
周禄丰：它是存在的。湖湘文化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和其他地区文化相比，确实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我个人觉得它更独特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湖湘文化偏爱思考超越性的命题。中原文化更关注现实、人伦、政治，而楚文化、湖湘文化，从《天问》开始，就喜欢追问宇宙、追问支配世界的根本规律。理学传到湖湘后发展得很好，清代全国流行汉学考据时，湖南仍然坚持理学，一直关心形而上的东西。第二，湖南人格外理想主义。中国人整体都比较理想主义，但湖南人更浓厚。比如跟湖南的家长和孩子说，高考后选专业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对国家社会有益的，而不只是看就业好不好，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争论文科有用没用，没有意义
湘江副刊：全球人文学科的衰退，影响青少年对未来的选择，您怎么看？
周禄丰：孩子从事科研是好事，科技推动社会进步，也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很好方式，现在又刚好处于科技爆发的时代。
但有两点要注意：第一，是不是真喜欢？第二，是不是真擅长？如果物理数学很差，文科更好，还强行去科研，就没有意义。教育和自我完善，都是要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
更忌讳的是完全功利化地选专业。社会发展很快，我这些年见过好多次风口转换，没人能精准预判下一个风口是什么。今天觉得热门的专业，过几年可能就不是了。为了追风口选专业，一旦风口过去，既不热爱，也没前途，那就很被动。
还有一种更不好的：完全没去了解、没去尝试，就直接判定文科无用，看都不看。每个人都应该做有用的人，但生命中应该有一部分空间，留给“无用”的东西。人文是无用之用，哪怕看似没用，也该存在。人不是不停歇的机器，需要历史、文学、艺术，需要停下来思考人生价值，仰望星空。
哪怕在最讲究效率、最讲究有用的战场上，士兵也会吹起横笛，在边关冷月之下生出幽思，发出感慨。这种情绪、审美，从战争角度看有用吗？可能没用，还不如去磨刀、练武。但再伟大、再坚强的士兵也是人，不是机器。
所以争论有用没用没有意义，生命中本来就应该有无用的东西。社会当然要靠科学创造财富，但也应该有人去搞音乐、拍电影、写小说。人类需要游戏、休闲、音乐、诗歌。争论文科有用无用，是很工具化的想法。科研很好，但我们的社会和个体，都应该给人文保留一个空间。
社会的容错率比我们感受到的要高
湘江副刊：您原本学理工，在哈工大读热能与动力工程，为何后来转向研究历史？
周禄丰：我一直对历史感兴趣，大概初中就开始看文史类书籍，那时候没想过把它当专业。当时升学压力大，也没有电子产品，历史书是我在学习之余，能“合法”用来放松的东西。到高中，开始思考历史规律，想从历史里汲取为人处世、看待现实问题的智慧；再到后来，不带功利目的，只想知道历史原本是什么样子，开始关注考证、史料搜集与辨析，我对历史的认识是一步步变化的。
湘江副刊：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对您选专业有影响吗？
周禄丰：有影响。那时候大学生工科比重很大，文科比重低，很多管理、文秘等岗位，都是工科生里比较会写、会管理的人在做，社会上比较成功的人，多是理工科出身。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就算喜欢人文，也当成业余爱好就行。我自己当时也觉得，物理和哲学一样，都是在认识世界，功能是相通的。再加上那时候师资有限，最好的老师往往在理科班，所以我选了理科。
湘江副刊：大学阶段是怎么转向的？
周禄丰：我中学理科学得还不错，但低层次学习会掩盖思维上的缺陷。我严重缺乏空间想象力，中学靠刷题能应付，但到大学学工科，要手工制图，看三视图在脑海里构建立体形态，我完全做不到。勉强可以刷学分毕业，但真要去做工程师，肯定不称职。所以我决定从大学退学，重新参加高考，转向自己更适合、更有心得的文史方向。
湘江副刊：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和读历史有关系吗？
周禄丰：看历史人物传记多了，看他们的关键抉择多了，年轻的时候更敢做决定。年纪大了，反而会瞻前顾后。
湘江副刊：因就业难，现在的家长和孩子都趋于保守，不敢试错。您接触一代代学生，有这种感觉吗？
周禄丰：我们那时候大学生不多，入世后经济增长快，就业岗位多，考上大学之后，就业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对人生做自由选择也更有信心。现在大学生多，很多孩子从小接受优质教育，付出了巨大艰辛，因此他们怕错过机会，怕被竞争下去，所以大家更保守、更焦虑。
湘江副刊：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被要求更早认清自己？
周禄丰：现在竞争更激烈，对孩子的自我认知要求确实更高。但人生是一辈子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比如，小学阶段超前几年的抢跑优势，在后面十几年的奋斗里很容易被拉平。小时候大量刷题练出来的熟练度，到初高中自然都会掌握，意义其实有限。
社会的容错率，比我们感受到的要高。不必过早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完全可以做一个 “晚熟”的人。
历史教学注重对史学方法的理解
湘江副刊：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教历史，会跟学生说历史是靠背的学科吗？
周禄丰：历史早就不靠死记硬背了。现在历史考试虽然不能开卷，但理论上就算把教材带进去翻，也翻不出答案。历史考得很活，对思维品质要求高。虽然不要求高中生写长篇大论，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历史解释、史料实证，这些能力是要求有的。
湘江副刊：对学生的要求有变化吗？更倾向培养什么样的思维能力？
周禄丰：转向已经很多年了，只是不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可能没注意到。现在的历史教学，非常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核心素养里就有家国情怀；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史学方法的理解，比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唯物史观。
我觉得现在对中学生的培养，比以前要更好。现在非常看重综合素质，有时候题目做不出来，可能是语文不够好、逻辑思维不够强，甚至太与世隔绝、缺乏社会经验，都有关系。
湘江副刊：很多人认为学历史的人像老学究，要坐冷板凳，您觉得是这样吗？
周禄丰：历史学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史料功夫，要花大量时间在档案馆看档案、梳理史料，这确实需要坐冷板凳。另一部分是知人阅世、经世致用，要写这一类历史著作或论文，就需要社会阅历，不能与社会脱节。
只不过随着历史学科越来越专业化，现在主流的历史研究，已经不承担传授权谋机变、职场生存这类功能了。社会上这类书很多，但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更多还是要在档案馆里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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