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湖南考古汇报会发布多项长沙遗址新发现，三千年地层、两百余古墓，揭秘长沙古代文明脉络
一铲一遗迹，一步三千年
五堆子考古遗址出土的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窑炉出土的部分精美长沙窑瓷器。
五堆子遗址出土的南宋吉州窑白底黑花“一鹭连科”小罐。均为长沙晚报通讯员 张大可 供图
长沙晚报2月8日讯(全媒体记者 任波)8日，2025年度湖南考古汇报会在长沙举行。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承办，集中发布了本年度湖南考古领域的多项重要成果。其中，望城区高砂脊遗址、坟山坡古墓群的抢救性发掘成果最为瞩目，加上开福区五堆子遗址、芙蓉区徐祠巷与顺星桥遗址的突破性发现，为解码湘江下游历史文明、勾勒长沙古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焕发新生。
高砂脊遗址：三千年连续地层重现
高砂脊遗址位于湘江下游西岸，沙水入江口处的一处长条形沙洲，该遗址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重要古代文化遗址。2025年7月，为配合国家级水运重点工程——长沙枢纽三线船闸项目建设，考古团队对遗址开展抢救性发掘，发掘区域分为A、B两区，目前B区2300平方米已发掘完毕，A区5200平方米发掘工作即将收官。这也是该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以来，首次通过大规模系统揭露，厘清了其历史脉络。
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此次发掘最核心的收获，是揭开了遗址自西周至明清连续叠压的清晰地层序列，宛如一部镌刻在地下的“无字史书”。以A区典型剖面为例，自上而下依次为含瓦片、瓷片的明清文化层、宋代文化层、早于唐宋晚于西周的过渡层，以及包含重要遗迹的西周时期文化层，最下方则为黄褐色沙黏土生土。这套完整的地层堆积，为构建湘江下游地区西周至唐宋时期精细化的文化编年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层位学标尺。
在清晰的地层框架下，各类遗迹与遗物得以精准定位。考古人员清理出唐宋时期墓葬、西周时期灰坑、沟等一批重要遗迹，其中唐宋墓M6出土的一面铜镜尤为珍贵，镜背铭刻“湖州仪凤桥石家青铜镜”字样，伴随出土的还有“天圣元宝”“熙宁通宝”等宋代年号钱，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精确依据;另一座唐宋墓M19则出土了青釉瓷罐、铁器及“元祐通宝”“皇宋通宝”等铜钱。这枚来自浙江湖州的铜镜，生动实证了唐宋时期长沙地区与外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此同时，西周灰坑H38、H64出土的大量夹砂红陶、灰陶片及红烧土遗存，也为研究西周时期本地先民的陶器工艺、生活用具及聚落活动性质，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坟山坡古墓群：铜剑玉环勾勒古人生活图景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望城区铜官街道湘江大道坟山坡古墓群的发掘成果。该所于2025年9月20日至2026年1月20日，对墓群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群坐落于一处独立山岗之上，地势北陡南缓，东、南、北三面有小河环绕，西距湘江仅400余米，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考古团队采用虚拟探方与单体遗迹相结合的方法，在约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展开细致勘探，共清理古墓葬214座，出土随葬品560余件。通过对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的初步分析，考古人员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跨越西周至秦汉时期，该区域作为公共墓地，延续使用千余年，见证了长沙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延续性。
出土的560余件随葬品质地丰富，涵盖铜器、铁器、玉器、陶器等，全方位勾勒出当时先民的物质生活、礼仪制度与军事面貌。其中，青铜器尤为引人注目，铜鼎、铜剑、铜矛、铜戈、铜镞等兵器与礼器制作精良，尽显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温润的玉环等玉器佩饰，彰显了先民的审美情趣;陶鼎、陶敦、陶壶、陶罐等完整的陶器组合，几乎涵盖了古代生活与礼仪的各类器用，此外还有铁锸等生产工具出土，还原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
本次发掘的坟山坡古墓群并非孤立遗存，其与北侧2017年、2024年发掘的墓葬同属一脉，很可能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墓葬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连续性发现，为研究西周至秦汉时期长沙地区的人口规模、聚落分布、社会结构及丧葬习俗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库，对理解湘江下游东岸丘陵地带的古代开发利用及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关键推动作用。
多遗址互补印证，解码长沙古城千年发展脉络
除两大核心遗址外，汇报会还发布了多项辅助性考古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长沙历史文明的内涵。开福区五堆子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在长沙城区发现晚唐五代时期窑址，该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窑内温度有900℃～1000℃，推测为砖瓦窑，因其邻近唐代“使院”遗址，大概率为当时“使院”下辖作坊，填补了长沙城区手工业考古的空白。此外，遗址内还发现了宋元时期疑似书院或庙宇的大型建筑遗存、明清时期明藩王府附属建筑遗迹，清晰揭示了该区域自晚唐以来“由坊到院、由工到文”的功能演变。
芙蓉区五一大道城市核心区的徐祠巷与顺星桥遗址，也出土了重磅遗存。徐祠巷工地清理出210口涵盖战国至明清各时期的古井群，堪称一部凿刻在地下的“城市供水编年史”，同时发现的南朝大型古河道及各类排水沟渠，勾勒出古代长沙先进的给排水体系;顺星桥遗址则揭露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可能与马楚王国官式建筑相关、明代可能关联藩王府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印证了长沙古城核心区自战国以来始终是人类活动频繁、城市功能集中的区域。
此次汇报会发布的各项考古成果，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不仅展现了湖南考古在基建考古与学术研究结合上的显著成效，更清晰勾勒出长沙从商周至今、从乡村聚落至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轨迹。这些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正以无声的语言，讲述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故事，为长沙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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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