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誉为“文学洛神”，鲁迅称她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她去世几年后，东北解放，她的父亲在呼兰老家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她就是联中那个殁去的“小女”——萧红。前不久，我来到哈尔滨呼兰的萧红故居，在这座北方院落里，试图读懂萧红31年短暂却漂泊的一生。
萧红的童年，被一道高墙分成两半。墙的一边，是父亲代表的、充满“冰冷和憎恶”的旧秩序。而墙的另一边，是祖父的后园——那是她全部温暖与爱的源头。
在《呼兰河传》里，她写下了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它们都是自由的。”
这份由祖父守护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成了她灵魂的底色。祖父是她的玩伴，教她念诗，对萧红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文学上的成就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祖父那里，她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温暖和爱”，并为此怀上了“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然而，温暖终究是短暂的。1930年19岁那年，为反抗包办婚姻，萧红毅然逃离了呼兰的家。从此，她的一生，便与逃离和漂泊紧紧捆绑。
在哈尔滨，她结识了作家萧军，从此以萧红之名，真正走上了文学与革命的道路。她活跃在左翼文化圈，出入名为“牵牛坊”的秘密据点，以笔为枪，进行文学抗战。1934年，她与萧军南下来到上海，在鲁迅的全力扶持下，次年，她的《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震动文坛。鲁迅亲自作序，称赞其力透纸背的笔触，写出了国人“蚊子似的生活着”的悲哀，更借笔下人物发出了“我不当亡国奴”的怒吼。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萧红自身的漂泊与民族的苦难更深地交织。她辗转于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在战火与贫病中坚持写作。即便在生命最后的岁月，肺病缠身，她依然完成了不朽的《呼兰河传》。这部被茅盾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作品，是她对故乡最深情的回望。书里，祖父的后园依然明媚，虽然与之交织的，是众生在苦难中的麻木与生机。她以天才般的散文化笔法，写尽了对生与死的沉思。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的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31岁。临终前，她对友人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最终没能回到呼兰，回到家乡。她的骨灰，一半葬于香港浅水湾，面朝大海；一半葬于广州银河公墓，遥望北方。
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副迟来的挽联。尽管这个年少时与她关系冷漠的父亲，最后试图用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将她纳入家族荣光，但他不知道，这一副平平无奇的挽联，永远无法触达那个从后园出发、一生都在追寻爱与自由的孤独灵魂。
她逃离了家庭，却用一生书写故乡；她逃离了伪满，却以笔为枪投身救亡；她逃离了爱的束缚，却始终渴望温暖的港湾。萧红的一生，是一曲悲怆的自由追寻之歌。她的名字和文字，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策划 文案/张嘉诗
拍摄/徐行 张嘉诗
剪辑/赵一昕（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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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