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长江滚滚来

[来源:华声在线]

镇江博物馆藏西周鸳鸯铜尊

1982年江苏丹徒母子墩西周墓出土

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神人纹玉琮

1975年浙江余杭小林茅山采集

浙江省博物馆藏河姆渡文化猪纹陶钵

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郭伟民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的千古名句,不仅描绘了长江的壮阔气象,更隐喻着中华文明如江水般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历史进程。

“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在长沙博物馆成功举办,通过丰富的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系统展示了长江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展览与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我谈谈自己的感想。

中华文明并非只有一个摇篮

提起中华文明的摇篮,我们总会首先想到黄河。

传统史学多将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长江流域则长期被置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黄河中心论”的史观,正面临着根本性的修正。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所呈现出来的“多元一体”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文明展示了一种基于稻作农业的文明发展路径,这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案例。从玉蟾岩的原始稻作,到良渚的复杂社会,长江文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明化道路。

稻作、玉器,长江文明的万年足迹

文明的种子,早在万年前便已播撒在长江两岸。

旧石器时代晚期,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器和栽培稻,标志着长江流域已开始从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距今10000—8500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定居村落。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7600年)同样以稻作为经济基础,形成了环壕聚落的居住模式。

更令人惊叹的是,那时的先民们并非孤立存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已显示出区域交流的特征,如彭头山文化因素向长江下游的传播,以及跨湖桥文化对中游地区的影响。

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革命,不仅为文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更塑造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水土管理智慧,这将成为长江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流域进入区域文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游的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与边畈文化,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形成了“多元并立”的文化格局。

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发达的稻作农业和精美的原始艺术,马家浜文化的玉器制作和水利工程,汤家岗文化的白陶艺术和远距离贸易,柳林溪文化的刻划符号系统等,都显示出专业分工的深化和社会复杂化的加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后不久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池——城头山古城(距今6300—6100年)。其城墙直接叠压于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之上,这一独特现象生动体现了长江文明“从水稻田里长出”的生成逻辑。几乎同时,长江下游也出现了斗山古城,与城头山形成“双子座”,共同标志着长江文明曙光的到来。

距今5300年前后,长江文明进入鼎盛时期,呈现出“满天星斗”般的灿烂图景。

下游的良渚文化,代表了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顶峰。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规模宏大的古城与水利工程,明显的社会分层与专业分工,都表明其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良渚社会“以玉为礼”的信仰体系和权力结构,呈现出“神权为主、军权与王权相结合”的文明模式。

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了20余座史前城址,形成“群城并立”的独特景观。

上游的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兴起,发现的8座史前城址显示出与长江中游的文化联系,同时又吸收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长江流域,已进入文明社会阶段。

百川归海,长风浩荡

纵观长江文明波澜壮阔的万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它的独特气质与模式。

长江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稻作农业文明。从玉蟾岩的原始栽培稻到良渚的发达稻作农业,水稻种植始终是长江文明的经济基础。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培养了细致耐心、注重经验的性格;水土管理的技术要求促进了集体协作和组织能力的提升;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安土重迁、重视传承的社会心理。长江流域的稻作技术向北传播,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融合,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

与水共生,是长江文明的宿命,也是其辉煌的源泉。长江文明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高度发达的水利技术和水管理智慧。从彭头山文化的环壕聚落,到良渚文化的复杂水利系统,再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城壕渠坝体系,无不体现着长江先民处理人水关系的卓越能力。技术层面的水利工程,如堤坝、水门、沟渠等,制度层面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治理”体系,成为长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长江文明的精神信仰源远流长,从高庙文化到良渚文化,从白陶图像艺术到以玉器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和礼制传统。玉礼器系统的形成,不仅反映了工艺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了精神世界的复杂化和社会秩序的仪式化。这种“以玉事神”的传统,为后来中华礼制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4000年前,长江流域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区域文明,如良渚、石家河等,相继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人们常将这一时期理解为长江文明的“衰落”或“中断”。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实际上是长江文明融入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长江文明的文化要素——稻作农业、水利技术、玉器工艺、宇宙观念等,如同百川归海,源源不断地融入新兴的王朝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编: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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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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